最新接到有司禁令：各网站，有关小学生被杀害新闻一律删除或者撤到后台，双首页不要出现相关信息。论坛博客不讨论！ 务必完成。
有幼儿园园长出来发言了：“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
不正面解决根本问题，所有的手段看起来都那么荒谬。
全国35天发生5起校园血案 事件：

福建南平郑民生杀8名小学生：
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郑民生，杀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制造南平惨案。4月28日上午9时，郑民生被执行枪决。
广西合浦男子砍死8岁小学生：
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另一名为老年女性。5名伤者包括：两 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
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师生：
4月28日下午，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行凶事件，16名学生和1名教师受伤，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雷州市公安机关初步调查，33岁的犯罪嫌疑人陈康 炳系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
江苏泰兴男子闯幼儿园砍伤32人：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幼儿园,砍伤32人，包括29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 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
山东潍坊一男子闯入校园打伤5名学生后自焚：
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 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

校园血案 评论：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右转是政府——有关侠客与奴才暴民

对于全国35天发生5起校园血案；连续3天3起屠童案，如果不能正面解决根本的社会深层问题，只是加派配武器的警察，继续封锁消息，事态很难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显然都是在回避问题，是凶手的帮凶，更是反人性的制造者。
在这样的年代，道德伦理崩溃，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社会中最悲惨的无疑是弱势群体，穷人，农民，老人，小孩，女人。其中最弱势的群体肯定是未成年的儿童，当一个民族屡屡把罪恶之手（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毒教育……屠杀儿童）伸向无辜的小生命时，多少GDP，开多少次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找多少五毛歌功颂德都是徒劳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真正瞧得起中国人，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大国。作为一个能活下来的青年男性，我想我是幸运的，但是我却看到责任的重大，我们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经得起专制的毁灭？
在政府不合法的情况下，追求“自然正义”的报复处于道德的模糊区域，因为没有和合法公正的政府的裁决，所有人都是法官，“自然法”很难真正正义。要相对正义的具体原则我能想到的有：针对的人必须真的侵害了你的权利，对强者比对弱者正义，报复要参考普世尺度，行为要适当。我欣赏V侠，鄙视暴民奴才。当对压迫不满的时候，不去针对真正的强大的暴力的权力，而去伤害比自己还弱小，而且还有可能是同样被压迫阶层的少年儿童，这样的人在生的时候是奴才，当寻死反抗的时候还是奴才，由此可见中国人被奴化思维控制之深远。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奴才，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奴才只有一步之隔。这都是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这里没有做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的尊严，奴才的生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如果遇到什么刺激，或者是绝望的不想活了，或者是有机会起义暴力夺天下，这些人也会以相同的价值观对待别人的生命，这也即是我们当下屠童案的深层价值伦理症结所在。
如果上面那个幼儿园的条幅是真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估计应该是PS的。“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这话粗理不粗，我并非鼓动暴力，我赞成以更文明的方式——公民社会的参与来反抗专制强权，我们呼吁人们要尽量保持个体做人的理性。但是，这不是文人说说就好使的，如果强权一意孤行，抱着既得利益不放，如果不开启政治民主宪政改革，还人们应有的自由和权利，让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和尊严，如果还继续视人命如草芥，那么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夺阶级这样非理性的反抗自然也会越来越多。对强权者文人的话没少说，但都听到狗肚子里了，现在只能对另一面的“乌合之众”们说说了，希望不要也听到狗肚子里，我含泪儿劝告大家：以这种非理性的暴力反抗的时候，希望人们能尽量更正义一些，虽然再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决定别人生命的权力，所以杀人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追求自然正义的侠客和一个反人类的奴才暴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延伸：小学生都懂的常识
还好小学生比大人有常识，希望这个常识不要被变态的社会所毁掉，让我们看看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作文：
3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福建南平3·23事件在当地社会引起很大的振荡。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于3月 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布置这篇作文 的老师说，“3·23”血案给所有人以极大的冲击，孩子们更不例外，“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新闻，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并有自己的主见，我想让学生们写写对此事的看法”。
一杨姓小朋友写道：“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相信你杀了8个学生现在一定非常的后悔……要是你小时候被人连捅三刀，你的父母会怎样呢？…… 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原文：Washington Post A Past Written In Blood
译文：华盛顿邮报：血墨春秋 （寻找林昭的灵魂）

在新中国，关于一位叛逆诗人遗言的故事最终得以讲述
作者：Philip P. Pan（潘公凯）
来源：华盛顿邮报 Washington Post Foreign Service
发表时间：2008年7月3日 星期四

翻 译：Anonymous
校对：Jay @susanshuo Andy Cheng freetrans

图：林昭血书誊稿部分

中国南京
在丢掉最后一份稳定工作的那个下午，胡杰漫无目的地骑车穿行在南京的雾与车流中，突如 其来的神秘解职令他陷入了沉思。那是个闷热的下午，乌云预示着滂沱大雨的即将降临，但胡杰不停地蹬踩，思维也随之飞转，每次都落在同一个问题上：当局难道 发现了他对那个逝去女子的着迷吗？
胡杰削瘦而英俊，肩膀宽阔，双目炯炯有神，看上去比他41岁的年纪要小。他在中国空军中服役了很长时间，曾经是一名战斗机机修师，之后当过军官，举手投足 间仍带着些许军人的影子。但他同时也有一种不落俗套的波希米亚气质，方下巴上的络腮胡子暗示了他退役后的生活：搬进了一个艺术区并开始拍摄纪录片。
在此之后，他到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找了个摄影师的工作。但他同时仍在继续为自己的纪录片而努力，他知道，他的那些片子是不会通过官方审查的，他也在发掘 通常被新华社习惯性忽略的主题——乡村的贫穷、煤矿工人的困苦生活、农村女性的生活现状.
先前，就算上头知道胡杰在做什么片子，他们似乎也不会太在意。然而接下来，在1999 年的夏天，上司突然不加解释地将他解职。他边骑车回家边思考着，是否是最近在做的那部片子令他丢掉了饭碗──与他曾经制作过的任何片子相比，对中国历史的 某个遗忘的角落的探究，是否会令共产党政府将更加警惕？
在此前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他尝 试去了解关于林昭的故事，她是一个生于南京附近，并在 50年代进入北大的无名诗人。一个朋友告诉他，在学校里，林昭是唯一一个在反右运动中拒写思想汇报的学生──其时毛泽东为了铲除对共产党不满的人，于 1957年发动了反右运动。 她的不合作换来了牢狱之灾，在36岁那年，她被执行枪决。然而她留下了一些秘密的遗产：在狱中，她坚持写作，以血为墨。
胡杰震惊了，他从未听说过像林昭这样的故事，亦从未想到这种事情会发生在中国。他开始研究林昭，并很快沉迷其中。这就像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一直在等待被解 开的迷题一样。她为何被处决？她做过些什么？她在狱中的作品下落如何？不久，胡杰便发现自己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这个逝去的女子，工作时亦然，吃饭时亦然， 即使当他躺在床上意图入眠时，也无法将她排出脑海。
胡杰怀疑是国安部的介入让他丢掉了工作，如果秘密警察介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甚至是拘捕或监禁。这个念头令他不安且愤怒。在他成长过程中，中国已经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令此事看起来是那么的荒谬可笑。他无非只是想制作一部纪录片，纪录那些历史往事，这却令他在今天丢掉了饭碗，还要担心被抓去坐牢。
他知道，放弃对林昭的研究，便可万事太平。然而，他的想法没有动摇，他要发掘林昭事件的真相并且为后人纪录下来。“我一直思考着关于她的故事，而这段历史 很可能会永远被遗忘”，胡杰回忆道。当他从自行车上下来的时候，他已经打定了主意。
灰色往事
从胡杰的背景看，很难看出他能够坚持做完林昭这个片子，更别说接下来整整5年全身心的投入。他没有接受过正式的历史学、新闻学甚至电影制作的教育。如同大 多数同龄人，由于受到毛泽东最后也是最具毁灭性的政治运动─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他的学生时代一塌糊涂 。
当时，胡杰能从中国当代史了解到的东西不多，仅限于党在教科书和国家媒体上大力宣传的“美化版”。那些是对历史的清洗，是精心编造的小说，目的是为了维持 [...]

这是目前我看到的艾未未访谈中做的最好的一个，三个采访者问题问的很舒服，艾未未可以把艺术、伦理、社会都谈的很深入，很多思考是别的访谈中不曾出现过的，特别是一些关于当代艺术的讨论，把该说的点都论述的很清楚，很值得思想者一看。
艾未未：我还是不合作
文/赵子龙、康学儒、杜曦云
时间：2009年12月19日
地点：北京草场地艾未未工作室
一、  关于父亲，关于流放的童年
赵子龙（以下简称赵）：艾青对你而言至少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父亲和中国知识分子。你对作为知识分子的艾青在大历史中有没有自己的评价？也就是说，他 对历史及自身在历史中的所作所为是否保持了必要的反思与忏悔？
艾未未（以下简称艾）：这个问题特别大，基本上涉及到对一代人的评价。要说到那代人就要看他们的历史，他们经历过什么。 我父亲艾青最早被流放，然后参加抗战，又到了延安。当时那个时期所谓的对社会不满的进步知识分子，基本上都走向了这条道路——最终投靠到一个新政权的阵营 里面。但是到延安以后，我父亲很快就意识到这个阵营有着很大的问题。建国后第八年，他就成为了右派，然后就是二十年被流放到东北和新疆的经历。
我觉得他们最初是充满了理想主义的，仅就这一点来说，那一代人在精神层面上远远超越今天很多所谓的知识分子——我们可以问问自己，今天我们还有理想么？今天我们的理想是什么？当然他们也存在着问题，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来实现他们的理想，但是很快就发现他们所追求 的社会变革，最终落入到了一种集权制度里。
赵：你父亲那时候已经认识到了？
艾：没有认识到的话不可能被打成右派。
赵：我知道有很多被打成右派的人，他们对体制还是充满了希望，他们相信他们苦难的来源仅仅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某些人。
艾：是的，他们的认识不像今天这样透彻，因为时代不一样，条件也不一样了。你想我们今天所形成的认识，是基于多少生命的 代价？他们本身就是代价，所以没有办法，也很无奈。但是他们显然是对当时的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不满，如果他们没有，也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动作，把几十万人变成 了右派。
赵：五十万？
艾：我对中国这个数字是持怀疑的，最开始说二十万，后来说三十万，后来又听到了五十万。这个并不是多少的问题，而是可以 看到一个政权把这么多人变成了它的反对面的时候是有原因的，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至少可以想到，如果不是出于意识形态上的巨大冲突，一个政权不会有这样 大的运动。
赵：你父亲晚年对于历史的感想以及晚年的情况，在网络上基本找不到。
艾：说老实话我都不清楚。我和他的接触中能看到，他是极度不满的。但在那个时代，即使他没有说什么话的时候，他受到的惩 罚已经可以置他于死地了。那时候，气候是很严酷的。延安时期已经有“肃反”了，杀了很多人。你想这些人是从很远的地方投靠到了延安的，是怀着梦想去的，结 果很多人被认为是特务被秘密处决，所以真的是很严酷的现实。
赵：我提这个问题，主要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上一代知识分子经受了那么大的苦难，但是今天很多活着的人，都只是在控诉别人，缺少对自身的反思。当然 这种提问有可能脱离了当时的历史语境，有点苛刻。
艾：现代人怎么想都是合理的，但那个时候的人怎么做，显然也是合理的。但是，我觉得现代人更重要的是问问他们自己今天做 了什么。今天周围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有几个人真正提出过问题，有几个人？在中国可以数一数，绝对超不出一百个人。“我们自己做了么？”，这是每天都要问 的。每天都有事情发生，每天都有拆迁，把人打死、打伤的，每天都有**的，但是你们做了什么呢？只能是装着出本艺术杂志，搞搞艺术，回避问题。真正应该面 对的是什么你们真的不知道么？
赵：在当代艺术领域甚至是整个文化领域，所谓的“曲线救国”已经变成一个通用的说辞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见面的时候就是经常靠这个说辞相互印证彼此 的合法性。
艾：曲线救什么国啊？连自己都救不了，还救国？为什么我对艺术杂志采访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整个艺术界全是一帮装孙子的人，根本没有一点做人的正常 情感，还以为自己搞艺术就挺清高的。
赵：就我自己来讲，在你说的这个问题上，我承认自己的懦弱，亏欠，而且必须对自己有反思和忏悔。当然我说的“忏悔”是一个前提，绝对不是说拿着“忏 悔”作为永久的合法性，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拿“忏悔”来说事。
艾：不用亏欠、反思、忏悔，稍微行动一点是最重要的。你可以亏欠一辈子，你也可以忏悔一辈子。你想，每天都有那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有一件事是你 可以做的。
二、电影学院、星星美展和退学赴美
赵：1978年你考入电影学院，在那个时候考大学是很重要的事情，你退学的原因是什么？
艾：其实我没有不想学。考电影学院的时候正是全国开始重新招生。你想今天如果大学关闭了十年，所有的学生都必须得上山下 乡，再重新招生的时候得有多少人往这里面挤？我当时已经在北京学了两年画。我学画并不是为了去上学，只是消磨时间而已。因为我们家的户口都在新疆，父亲在 北京看病，我没有理由在这儿待着。父亲认为应该去工作，他看不惯我没事老待在北京，我就每天出去画画。高考最后一天我就去报名了，结果考上了。上了学以后 我很不习惯，因为是在新疆那种状态中长大的，电影学院不是那么舒服。然后二年级的时候有机会能够去美国，我就退学了。
赵： “星星美展”，好像你是当时的策展人之一？
艾：现在很多杂志报道都这样写，我也很奇怪。我不是策展人，我只是一个参加者，没有什么策展人，当时也没有“策展人”这个概念，所以不存在策展的问 题。顶多就是张罗的人，帮大家挂画，联系人。黄锐是当时的策划人，他和马德升是比较活跃的。
赵：在今天所谓“当代艺术史”中，“星星美展”被提到一个非常高的历史地位，写作者都认为它代表着当时的先锋。三十年以后你再回过头去看“星星美 展”，有没有新的理解？比如，有没有夸大的嫌疑？
艾：我觉得没有夸大。尽管我从来不说我是从星星画展走过来的，也不在乎我是不是星星画会的一员，但是我觉得它没有被夸 大。就像今天很多维权律师做的事情，在几十年以后，如果我们说起他们，同样会被人质疑夸大了他们——因为在未来，言论自由已经是很简单的事情。人类社会中 任何一个展览，在组织者面临着被判刑的危险时候，对它的肯定是没有夸大的——不但没有被夸大，而且比中国“五四”以来任何一个艺术运动都要走得远，今天走 得远。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画展因为被关掉以后大家集体上街游行，或者向北京市政府打出“要艺术，要自由”的牌子，所以“星星画展”的历史意义是毫无疑问 的，尽管我没有参加那个游行，我也不是组织者。今天的年轻人不要把话说得太轻巧，今天哪一个画展被关了以后，艺术家们不是大眼瞪小眼，发发牢骚就回家了； [...]

英国
自2007年9月起，英国王室也有了自己的YouTube频道。与到目前为止仅 有37278次浏览记录的荷兰王室网络频道相比，英国王室的显然略胜一筹，其被浏览次数已高达7百万次。点击热门是英女王1957年的圣诞致辞，已被浏览 110万次。
英国王室的网络频道也活跃在Twitter上。 至今已有33444人通过这一途径来了解英王室成员的活动信息。
挪威
瑞典王室尚无心于亮相社交网络，而它的邻国——挪威的王室成员们却领先了一步。到目前为止，其YouTube频道已收集了26部记录片。其中 一部关于该国王储妃梅特·玛丽特2007年初参加丹麦女王70寿宴的短片已被浏览8万次。
挪威王储哈康和王储妃梅特·玛丽特甚至在Twitter上 开了户并已有7800多跟随者。
丹麦
据说，丹麦王储弗雷德里克在Facebook上 有自己的网页。可惜的是，本编辑部还无法证实该网页的真实性。
梵蒂冈
梵蒂冈的教皇也算紧跟时代，上了Facebook并 有超过11万的粉丝跟随。只是该网页的内容显得有些陈旧，最后一次内容的更新是在2008年的7月。这位罗马教皇应该是忙于要事而无心上网吧。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走出欧洲来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本编辑部在网上搜寻到一些连接酋长穆罕默德Facebook个人资料的链接。可惜的是，网页上的个人资 料已不存在。然而，这位酋长通过Twitter却已有 333440位跟随者。在这个社交网络上，他用阿拉伯语和英语向世人介绍他的工作和生活。偶尔也会放些生活照在网上。
约旦
约旦王后拉尼娅·亚辛不但拥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Facebook网页还是Twitter的忠实用户。和其他国家的王室成员相比，这位王后可 谓是伟大的信息传播者了。她已拥有120万Twitter跟随者、17万4千Facebook粉丝和5百万YouTube频道“看客”的记录当选为社交媒 体的女王，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啦！

好吧，在前一篇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当代艺术热销声匿迹中我写了对中国当代艺术不看好并提出更新态度和机制的看法，这篇荷兰之音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的报道就给我了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不想说这合理不合理，就像房价一样有看空的，就有看涨的把所有身价拿去炒房的，大家静观之吧。

1800万欧元的高更名画，1275万的莫迪里阿尼作品，挂在墙上的是一幅幅珍稀的大师名画，陈列在展台上的唐三彩、青花瓶，个个有上百万的身价。原以高级古董为主的荷兰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近年来也向当代艺术伸出触角，被视为艺术投资新希望的中国当代艺术自然也不缺席。
第一个、也是今年唯一一个参加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的的北京艺门画廊，带来了经典与新进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让西方艺术界有机会就近了解中国的创 作能量，画廊负责人马芝安女士说：“参展的目的主要在交流，这对中国艺术走向国际来说非常重要！”
富商名流的艺术御花园
一年一度的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 简称TEFAF）每年吸 引来自全球的富豪与知名收藏家，其中不乏巨富搭乘私人飞机专程前来采购。开幕当天现场盖冠云集衣香鬓影，进出的都是开着名车、穿着貂皮大衣的权贵。而这博 览会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结集全球263个顶尖艺廊与古董商，放眼望去动辄是数百万欧元的最顶级精品：高更、莫迪里阿尼（ Modigliani）、蒙克（Edvard Munch）的博物馆级作品要价逾百万，毕加索、夏加尔的多幅重要作品亦现身博览会待价而沽。
除了现代艺术名作，本届博览会亦大幅拓展当代艺术市场，英国争议性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安迪·沃霍尔、荷兰COBRA画派的大师巨作随处可见，令人目不暇接。瑞士顶尖画廊Marlborough也将其着名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带 到荷兰展出，中国写实派主义大师陈逸飞的作品、年轻三人组3W (韦蓉、吴尔鹿与王浩)一系列结合现代女性形象与慈禧等传统图像的画作，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
与传统对话
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每年也提供一次性的优惠方案给初次参展的画廊，让他们可以用低价租下 展示空间，并将他们规划在“新秀”区（Showcase）重点呈现。由常居中国的美国人马芝安（Meg Maggio）创办的北京艺门画廊，就是新秀区的参展者一。说着一口标准中文的马芝安，早在1997年、中国当代艺术还未被西方炒热之前，就与好友在北京 合开画廊。2005年创建北京艺门后，她积极寻找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也成为许多知名艺术家如李津、黄致阳的中国地区代理人。
这次参展马芝安带来了李山着名的《毛泽东·胭脂系列》作品之一与李津的大幅水墨作品。但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数年轻艺术家王晋的《中国梦》（The Dream of China），他以压克力塑料模拟出丝的质感，做出一件雕龙绣凤的中国古典服饰雕塑，让观赏者忍不住想伸手探触以视真假。马芝安说：“我这次选的主题是与 ‘传统’有关，要到西方推广中国艺术，要先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背景，跟传统有一个对话。”
中国当代艺术商机
长久置身中国艺术圈，马芝安谈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数家珍。她大胆地断言：“中国艺 术市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其实很小，整个市场还是热得不得了，张晓刚的作品售价不降反升，我预计只会越来越好。”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迅速，让西方艺术界再也无法小觑中国艺术市场。早在三年前便前往中国推广，今年正式成立代表处，除参与协调策划TEFAF博览会 外，与中国的高端艺术机构合作，从事媒体推广公关，吸引和协助中国的收藏家前往博览会参观、采购也是其主要业务之一。中国代表处负责人徐晓玲表示，由主办 机构制作的TEFAF2010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中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艺术市场，她强调：“中国在世界艺术市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地位 越来越不容忽视！”

来自：RNW荷广中文网

24岁的艾未未来到纽约，生活随心所欲，有时一天吃五顿饭，有时只吃一顿。实在很无聊的时候，艾未未会对着镜子举着相机自拍，有时裸着，有时穿着， 拍完的照片他也“不敢看”。
他给别人拍的照片则是“不想看”。这些照片一放就是20年，直到今年被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从一万多张照片里整理出246张，组成艾未未自传性的摄影展《纽约1983-1993》。
艾未未曾建议采访他的记者去看他这个摄影展：“去看了就会知道我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到一个地方，最重要的是获得它的极大值。对我来说，美国这个社会能获得的极大值，并不是所谓的美国梦，即由于你个人某种努力变得更有钱，更 有社会地位。”对艾未未来说，极大值就是更能有自己的空间，可以过得更荒诞一些，更无聊一些。
艾未未那些无聊时期近乎“老照片”的摄影展，意外获得广东美术馆和中山大学共同设立的沙飞摄影奖青睐，与纪实摄影家张新民一起，成为今年的摄影创作 奖得主。
“为什么是艾未未？”不少人质疑。评委之一的顾铮反问：“为什么不是艾未未？”“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把所有中国留学生的照片加在一起都没有我的照片 丰富。”艾未未调侃地说。
5月18日，艾未未的这部分照片，将与沙飞摄影奖其他获奖者及提名者的作品一起，在广东美术馆附近的岭南汇展览馆展出。
年底艾未未在德国还将有个展，“在希特勒为自己盖的第一座楼里，我想做两三件新的作品，其中一件作品，我希望对这次地震做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表达”。

1988流血的抗议者，汤普金斯广场公园暴乱　图/艾 未未

1988 华盛顿广场公园的抗议活动　图/艾未未
十年以后也没有毕加索回来
1981年，艾未未放弃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珍贵的机会”，跟随女友去了美国。对大部分人来说，艾未未一个刚从新疆来的小孩，语言不通，更别说英语， 又没有钱，去美国干什么？“我回家去了。”艾未未总是这样回答，“实际并不是我多么向往美国，而是这里我实在呆不下去了。”
艾未未在去机场的路上告诉母亲：“十年以后你们能再见到一个毕加索回来。”
去纽约前，艾未未在“沉闷古老”的费城呆了半年，疯狂学英语；然后去阳光灿烂的加州晃了一年半。加州依旧让他感到非常无聊，“好像所有人的大脑都被 太阳蒸发了”。
1983年，艾未未去纽约的帕森斯设计学校学习。一年后，他的艺术史课程没通过，有说是因为逃课太多。学校停止发放奖学金。艾未未索性拍拍屁股直接 走人，也不再去定期注册居留证，成为纽约街头“非法居住者”的一员。
艾未未在第七街的破旧公寓，是中国人在纽约屈指可数的几个著名的落脚点之一。他基本上有求必应，认识的不认识的，总能过来住下一阵。住过他那里的， 有等待成名的艺术青年，还有一些到纽约碰运气的留学生。还总有人趁艾未未不在家，偷挂个越洋电话回国。
艾未未在纽约跟小偷打成一片，哪个中国人东西被偷，艾未未知道能从哪里找回来。
1986年，弟弟艾丹也投奔过来。那时国内正在“严打”。他没想到哥哥会那么全能，在纽约几乎什么工作都做过：打扫屋子、锄草、带小孩，还当过建筑 工、电工、搬运工。在第七街的公寓，艾未未的壁橱里除了幻灯机、打字机，还堆过电钻、电锯、电焊枪之类的工具。
两兄弟曾花了整整一天时间，在纽约街头贴了一千多份自己的小广告。电话亭里、商店的玻璃门上、地铁车站里、公园的树干上，到处都是：“我们有专业的 技术，热情周到的服务，高效率低消耗，你只需付人人都出得起的钱，就能将旧房变成新房。”
跟其他落魄画家一样，艾未未也在纽约街头给人画过像。画像的以年轻的恋人为多。往往他们先凑过来斜着脑袋看上一会，然后男的便会开口问女的有没兴 趣，女的总是回“你说呢？”在去大西洋赌城“提款”前，这是他谋生手段之一。
跟艾未未一起在街头画画的朋友，有的被警察抓过，拷起来扔到一辆警车里。罪名是没有执照，非法经营。“跟中国的城管干的事情差不多。不过美国的警察 不能打人。”
便衣会在画家收钱的时候冲上来抓现行，甚至还会有便衣坐在那儿让画家画，画完了再讨价还价，然后付钱的同时抓人。如果是免费给人画，他们就奈何不了 你。
艾未未没被抓过，被抓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警察24小时内就得放人，给你一个出庭的罚单，让某个时间去法院出庭。法院也顶多罚款一二十美元。
1987年起，艾未未花了两年时间，变成了大西洋城的赌博高手：“只要我需要钱的时候，只需要在那儿花一天一夜的时间，能够赚3000到5000美 元。”
那时候只要艾未未打电话给大西洋城，他们都会派车到纽约来接他。他住在最破的地下室，在第七街上，一辆超长的凯迪拉克缓缓停下，一个黑人带着白手套 把车门给他打开，艾未未从地下室钻出来跳进去，驶向大西洋城，“街上的人都想这个家伙一定是贩毒的。”艾未未计算了一下，纽约到大西洋城有两个小时的路 程，“两年当中，我屁股离地在一尺高的地面上，至少滑翔200次。”
像个惯偷，顺手抄了几件东西
艾未未渐渐成为连接中美的重要“留学生”，谁到纽约都必定得找艾未未。
一次艾未未给国内来的一帮学者当导游时，带着他们去逛纽约红灯区，弄得学者们“乱低头乱红脸”。艾未未还经常篡改翻译的内容，一边谈的是严肃话题， 只要另一边是女人，艾未未就会把话翻译成调情。
陈凯歌也在艾未未的公寓进出过。他是艾未未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已经拍出电影《黄土地》和《孩子王》，那时他正在纽约大学当访问学者。画面上 陈凯歌留着络腮胡，温和地看着镜头微笑。
1986年的谭盾看着仍然像个刚出道的小年轻，衬衫最上面几粒扣子没扣，一脸紧张地跟后来成为指挥家的胡咏言一起排练小提琴，接下来他们要去纽约街 头卖艺挣钱。那时被称为“四大才子”之一的谭盾已经从中央音乐学院研究生院毕业，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念音乐艺术博士。
谭盾当时住在纽约的中国城，经常跟后来的美籍华人指挥家胡咏言混在一起。胡咏言在艾未未那里赖住。三人没事干就老在一起呆着。谭盾被其他两人嘲笑为 “小资”。
“那时候一起聊的内容都跟女人有关。”有一次艾未未带着这两人去42街看一场色情表演。那地方中间有点像亭子，一两个裸体女人在里面摆着姿势。周围 是一圈小屋，进屋投点钱，小窗户就打开，可以从里面往外看那些女人。再给些钱，还可以摸。
三人的生活“像叫花子一样”。谭盾跟胡咏言在街头拉小提琴。他们琴盒里的钱，有一半是艾未未扔进去的。“我一扔，别人看到就不好意思不扔。”艾未未 是他们的托儿。“他们也不还给我。完了后大家再一起喝喝啤酒，吃个晚饭。”
镜头里还有顾长卫、冯小刚、姜文、刘小东、何多苓……他们有的只穿内衣，有的睡眼惺忪，有的神情呆滞，完全不是你熟悉的名人。“这里涉及的人，大多 并不知道有这些照片存在。”艾未未在展览自序中说。他也没清醒意识到自己是在拍照，“就像个惯偷，顺手抄了几件东西而已。”
顾铮觉得，艾未未能够很自然地拍下那些朋友，就是因为他们跟艾未未是同类。艾未未本身也是这同类的一部分。“自己的日常和自己的同类，看到了，拍下 来了。”
艾未未并不愿意讲纽约的这些“烂事儿”：“咱们老说这些烂事儿有意思吗？这都是那么远的那些事儿，咱们现在的事儿一点不提？”上个月，他接受了近 50家国外主流媒体的采访，内容几乎都关乎他的公民调查。
这让他自觉那些纽约旧事“和现实脱离得太远了”，更像是“幻觉”，“显得故弄玄虚似的”。
被威胁是很上瘾的事情
在艾未未拍摄的所有纽约照片里，只有关于游行、暴乱的部分，是他有意识要去拍的。
受父亲艾青牵连，艾未未很小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被排斥在主流之外的人”。9岁的艾未未在“文革”期间跟着父亲一起，被流放新疆接受“再教育”，艾青 每天打扫40个厕所，打扫了5年。这反而让艾未未从小看待世界就有一种特殊的视角。“所有主流之外的都是我的，尽管不多。”
到纽约一年后，艾未未成为纽约街头“非法居住者”。
“没人理你，你也不必去理别人，这时你就会想，那还需要去做什么？因为你正处在青春期，那种想做点什么的年纪。”艾未未曾这样对媒体说。
艾未未很能“折腾”，他几乎参加了纽约所有的民众抗议性游行：抗议海湾战争，抗议警察暴力，支持同性恋，支持当地无家可归的人，支持流浪者的权 利……他跟示威者一起，当街把所有的垃圾堆起来，把美国的国旗烧掉，跟警察对抗。
他参加游行，抗议美国政府，很快又发现这种游行毫无意义。“所谓的正义，实际上对于权力来说，他们几乎是不屑一顾的。”抗议海湾战争那次，参加游行 的不过1000人，周边围着的警察却有2000，“连路边看我们游行的人都已经看不到我们了”。
抗议纽约政府将下东区“优化”成高档社区那次，游行一直持续到晚上，然后就打起来了。有的示威者被警察打得头破血流。这样的场景被艾未未拍下，连同 其他人的照片，一起作为警察施暴的证据，寄给美国媒体和美国民权协会。之后参与施暴的警察被撤职，局长也被处理。只是最终居住的区域还是被“优化”了。
也不是次次都能抓住警察施暴的证据。警察也一般只会选择没什么人拍照时下手。有一次维权游行，艾未未他们从东村走到格林威治村，那个地方他们并不熟 悉。艾未未就被警察逼到死角，相机被砸，人也被一下摔得很远。
其他时候，他还被警察拿着摄影机威胁过。镜头逼上来，几乎要抵着他的脸。便衣也会走过来，看着艾未未，笑一笑，推一下，或撞一下。
“被威胁是很上瘾的事情。当权力都会钟情于你，你感觉到你被重视。”艾未未半开玩笑。他甚至觉得这对他而言是个很有益的“训练”，“让我在那个时期 理解了权力结构、政府和普通个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尽管它是标榜着自由、民主的社会，实际上权力处处是一样的，在任何地方都是一样的。”
1994年，父亲艾青生病。艾未未回到中国，他已经在纽约呆腻了。今天的艾未未，自觉每日的生活如纽约时一样单调、无聊和茫然。“每天天亮了，天黑 了。很无奈的一种等待。”
其实他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有时甚至从早上8点忙到夜里1点。上午要接待媒体，下午要做展览设计，晚上要写博客以及处理志愿者们传回来的信息。但他 还是觉得“非常的无力，无助”。
接受南方周末采访前，他刚听说有个女人上访时被打伤，送到医院，医院说她没钱，要断掉治疗。“你第一个反应是，我是不是应该帮这个人？然后又一想， 这样帮的话，要有多少人要帮？”他轻声说，“实际上每天都是非常无力的。”

来自：南方周末 记者 万静 实习生 崔迪

第44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持续数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热消失了。我觉得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国热消失对我们是个好事，它给我们真正的艺术重建有了可能，只盯着西方藏家的中国当代艺术是该问问自己了，除了能卖老外几张画，你还能干点嘛？一方面艺术的评判体系没建立起来，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都很幼稚，更要命的是真正能消费当代艺术的群体根本没成长起来，中产阶级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达到那个艺术修养，真正的财富阶级更是很少有当代艺术的藏家，这个很自然，中国的财富阶级只有官僚和土大款，真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少之又少，中国当代艺术只能靠国外的藏家消费，而国外学术界的批评家对此又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国外藏家跟着学术走自然会重新理性对待中国的这种“艳俗艺术”。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家逃避现实，艺术和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疏离，以漠视和冷淡的态度回避现实问题，不要说解决问题，连试图提出问题的意识都没有，一心只盯着虚伪的泡沫市场（文章说中国当代艺术昙花一现的原因是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的画作被抄袭，其实他们这些年的作品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成名作的抄袭，这说明了这些当地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空虚和荒芜），最终艺术家越来越边缘化，很少有能够进入主流知识分子视野的艺术家，最终艺术成为熟人社会的小圈子里“玄学”，整个艺术界理想主义的缺失不仅被大众遗忘，更为知识精英所鄙夷。
我认为要改变现状，不能单靠在艺术圈内解决问题，这种思路还是我说的逃避现实的绝路，只有放开眼界，鼓起勇气面对现实的苦难，更多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运动中，艺术才可能真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新人是不缺少的，关键是建立起一套真正的制度，让有才华的人可以真正的被接受，这个机制就是要保证表达的自由权力，和正视问题的态度，有了这些新一代的艺术家就会迅速成长，并带领艺术界重新找回社会定位和话语权，担负起时代给予的社会责任，最终得到历史和文化的正面肯定。
其实说到底就是艺术家要回到社会的主流，那就是公民社会民主转型这个主流，如果当代艺术主流不在这个社会文化主流内，那必然就是被边缘了。主流和多元是不矛盾的，相反只有更正面的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艺术表达才可能更多元。艺术在文化层面从来都是更为激进的，这种激进不只是更新了视觉审美的认知，更是对视觉审美之后思想意识的更新，它与整个知识结构，道德伦理，哲学信仰都是在深层次发生着紧密的联系的。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打破了传统工匠审美之后能对审美和文化有更多的更新，对中国社会有更大的意义。
—— 天恕曰文
科隆艺术展重现活力 中国热销声匿迹
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艺术博览会曾被业内批评家们判了死刑，但是第44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4月21日至25日)却展示了新的活力。本届展会主题聚焦表现主义、印象派和古典现代派。火山灰云造成的欧洲航空交通混乱也没能对本届展会产生严重影响。本次博览会上引人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持续数年的中国热消失了。
Art Cologne 重现活力
经济危机、天空中的灰云造成的航空瘫痪似乎都无法对本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产生严重影响。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200家画廊参加了本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 杜塞尔多夫国王大道卢多夫画廊经理曼努埃尔·卢多夫(Manuel Ludorff)认为，展会气氛非常不错。展会场址和展出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艺术藏家、艺术品买者以及业内其他人士对展会的兴趣甚至大于从前。
此次博览会可谓表现主义，古典现代派以及战后艺术精品的一次盛会。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黄太阳》、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水彩画作以及埃米尔·诺尔德的《水玫瑰》等架艺术精品展示了惯有特殊魅力。
中国热昙花一现
经济危机、时局动荡使富有族群更看好保值艺术品，难怪卢多夫画廊近两年的营业额刷新了历史纪录。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突然消失。展会上不见了中国画廊主持的身影，也没有了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艺术名人的作品。这样的态势似乎印证了许多西方艺术权威的判断。
早在中国热风靡的年份，卢多夫画廊(首创于1975年)创办人赖纳·卢多夫(Rainer Ludorfff)就表示，西方艺术市场的中国热不可能持久，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品创纪录的拍卖价格是不正常的。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热突然结束与中国艺术市场的仿冒抄袭之风也是不分开的，它使西方画廊主持丧失了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兴趣。”我们承认，中国涌现了不少非常出色的艺术大师，他们中某些人的作品售价高得惊人，但现在冒出了许多赝品：颜色、材料和笔功都一模一样。我们简直无法区分。中国应采取措施，禁止模仿艺术品的恶劣行径。”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危机年
最早将中国当代艺术品带入德国艺术市场的法兰克福L.A.画廊主持洛塔尔·阿尔布莱希特(Lothar Albrecht)的展台上显得冷清了许多，除了刘鼎的录像艺术摆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之外，往日中国题材作品荟萃的盛况不见了。阿尔布莱希特的脸上也没有了以往的飞扬神采。他说：”我个人认为，可以说2009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危机年。以香港拍卖行为例，某些名气很大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甚至下跌了 80%。北京的艺术市场变得非常平静，许多画廊纷纷倒闭，留下的只是那些很有经济实力的画廊，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我认为这不仅与经济危机有关，也是一场观念危机。我的体会是，中国，亚洲的当代艺术风格与西方艺术收藏家的品味难以统一。亚洲当代艺术大多带有一种甜美的特点，在西方人眼中显得有些俗气。”
西方业内人士对中国当代艺术莫衷一是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看法，西方业内人士莫衷一是。比如推出本届展会售价最高作品的慕尼黑格罗斯曼画廊经理海柯·格罗斯曼(Heike Grossmann)就十分看好中国当代艺术。而那幅售价950万欧元的架上艺术”年轻子女坐像”出自西方表现主义艺术先驱，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手笔。格罗斯曼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已走上了自由发展之路，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格，目前退出人们的视野并不能说中国当代艺术水准低，已被悄然淘汰出局。”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很新，很大胆，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两三年开始风靡欧美博物馆，展出场所等，很有声势。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很有意思，很吸引人。今天依旧如此。”
寄希望于中国艺坛一代新人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中国当代艺术曾红极一时，但西方尚没有人对其展开学术研究。德国艺坛权威人士赖纳·卢多夫以及洛塔尔·阿尔布莱希特目前已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一代艺坛新秀。他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与欧美艺术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一代新人将会以更为理性的姿态出现，再度吸引西方人的眼球 。

来自：DW-WORLD.DE
作 者：祝红
责 编：洪沙

经过陈水扁一轮声势浩大的“去蒋化”运动后，最近马英九终又“改扁”，摘除“台湾民主纪念馆”的牌匾，重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旧名。尽管绿营猛烈反对和攻击，但这反而让马英九在快要举行的国民党大选中获得更高的人气。究竟马英九此举的底气何在？我们来看看当中的另一主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历史和现状。
所谓“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事实上，无论从财富的数量，还是从财富的性质，我们都无法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聚资敛财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
先看数量。
整整60年以前，即1947—48年，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也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他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亿美元，那么这“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显然说不过去。陈伯达的著述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数据是靠不住的。而且，从这些人身后的萧条来看，也足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多财产。
先看宋美龄。据其外甥女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现东平路）附近，现在属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再看陈果夫，陈果夫１８９２～１９５１，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ＣＣ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０００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ｌ９５１年８月２８日死去，终年只有６０岁。其弟陈立夫１９００～２００１，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ＣＣ系的首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去台湾，１９５０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ＣＣ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１９６７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２００１年２月８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１０１岁。至于四大家族之一蒋家的蒋方良女士，其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蒋经国逝世以后，蒋方良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日子，生活感到压力，连出门旅行都不宽裕，更别提回俄罗斯探望亲人。蒋方良晚年只靠其夫的补发二十个月抚恤金生活。据了解，近年来，因为罹患肺气肿，蒋方良必须带呼吸器过活，身体每况愈下，1992年和来自故乡的白俄罗斯首都明司克市长见面的时候，市长邀请其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场就郁郁的说：“我没钱，怎么回去？”    让市长大为吃惊。想回俄罗斯，但竟然因为没有经费而作罢，这位回不了故乡的所谓“第一夫人”，看着蒋家从显赫走向凋零，晚景凄凉令人不胜唏嘘。
要之，从事实上看，当初攻击所谓“四大家族”是中国最大的贪污集团，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之说，显然是不实之词，应该推翻。
再看性质。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这“四大家族”确实曾经掌握了了大量国家财富，但这些财富是不是他们的私有财富呢？又能不能算是他们贪污所得呢？ 也就是说，这些财富属于什么性质的财富呢？
对此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把“大家族”私有的产业，跟 “公家”（国营或官营）的产业区分开来；把国民党政府名下的国有资产、跟各个家族私人的资产区分开来。譬如，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自 1928年至1935年，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宋子文或孔祥熙两家的财产。又如：交通银行创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的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银行在筹建过程中，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努力，京汉铁路的路权于1908年12 月收回。交通银行初期为经营轮船、贴路、电信、邮政四种往来的专业银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较早地借鉴了国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是我国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促进我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交通银行并不是孔家或宋家的私有财产。再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接收敌产，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为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 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以及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并2．6544万英镑。经过接收，财政部握有外汇 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接收敌伪资产约合10至20亿美元。这些金融资产，是归国民政府所有、归财政部管理，而不能认为是“四大家族”个人的私有资产。
要之，以前所谓“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实际上都不过是经由他们管理的“国家资本”——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国有资产”，不能算在他们私有财产中去，当然更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贪污集团。
总而言之，蒋宋孔陈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陈是大财团，虽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较多的挖了国有资产的墙角，但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戴在他们头上所谓“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的帽子，可以休矣。

虽然东北人更喜欢下跪，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算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也算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最终公民权利的争取是靠站起来运动出来的，公民意识还是有待增强。
新华社消息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同志对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大连市委、市政府要求庄河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强力量，继续深入社区听取群众意见，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要求。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干部有关问题，加快调查进度，务必查清查实，做出严肃处理。大连市纪委、公检法等部门组成督查组，指导和督查庄河市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庄河市海洋等社区部分上访群众情绪稳定，对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工作表示满意。
新闻回放
4月13日，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遭到拒绝，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

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霍金说，外星人“几乎肯定存在”，但人类最好避免与其接触。
在一部为“发现”电视频道拍摄的纪录片中，霍金表示，智能生命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推测。
但他警告说，外星人可能会入侵地球、掠夺资源，然后扬长而去。
霍金说，外星人真的到访地球的话，情景可能会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对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说，结局 不妙”。
霍金认为，人类不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外星人，而是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与其联系。
他说，人类只要看看自己，就不难想象出，智能生命有可能会演变成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霍金还说，真正的挑战是搞清楚外星人到底是什么样。
纪录片中推测的外星人形象包括两条腿的食草动物和黄颜色、外貌如同蜥蜴的捕食动物。
但是霍金认为，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体绝大部分可能只是简单的微生物。

杜婷：大家好，欢迎来到 Co-China论坛，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对话艾未未。对于艾先生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了。从他作为一个知名艺术家，到这两年更为公众所熟悉的角色，作为公共 知识分子，意见领袖，像他做的5.12遇难学生名单调查，包括在网络上流传很广的《老妈蹄花》，大家都很熟悉。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罗列艾老师做过的所有事 情，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一家德国电视台制作的关于艾未未的短片。
（放短片）
艾未未：大家好，我是艾未未。刚才 那个短片是在德国电视台播的，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大家大概能够看清楚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算是一个艺术家，同时做一些建筑、出版和策展，现在我的大部分时 间都是在互联网上。
我的三个博客在08年同一天被关。我估计主要是因为我做了一个社会调查，是关于5.12地震死亡学生的一个调查，我们称之为公民调 查。我们主要是因为政府拒绝公开死亡学生的名单，只是给一个简单的数字，甚至这些数字也是非常不准确的。
我们给政 府机构打了很多电话，我们说我们想知道到底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那么政府说，你是谁？我说，我就是一个人。在中国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知道政府信息的，他们会认为你一定是由什 么外国组织，反华势力支持的，问你是不是间谍啊，是不是CIA啊这种，所以我们的对话基本就没法进行下去。
我们给政府机构打了一百多个电话，所有的答案都是一样的。第一，你没有权利拿到这个名单；第二，这个名单是国家的机密。我想这个事情很滑稽，因为死的就是我们的兄 弟姐妹，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我们为什么不能够问？
那么我说，那很简单，我在互联网上发动这么一个运动，我们会调查这个名单，有什么人愿意加入。很快 我就得到了一百多个志愿者的反馈，反馈就是说我们都愿意加入这个活动，我们也想知道当地有多少人去世了，他们是谁。
然后我们 就做了这样一个组织工作，发出一个问卷，因为我们不希望大家因一时热情而做这个调查，想要大家知道这个调查会有 很多困难。问卷上的问题比如说你敢不敢一个人在夜里走路啊，你能不能吃川菜啊，或者四川话你懂不懂啊，需不需要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啊，还有你知不知道这个事 可能引起政府的反感，或者和警察对立会不会害怕啊。通过这个问卷，我需要让大家有一个思想准备，你做的这个事，不是说只要有热情就够 了，可以说是相当艰苦的一个事儿。
但是不管怎么说，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要比我们想象的困 难很多。我们知道地震房屋的倒塌，跟学校有关的倒塌，主要是发生在二十所学校，大量死亡集中在十所学校中。这 些学校当地政府都做了最严格的控防，就是说不允许外人采访，不允许这些家长跟外人谈话，不允许给出这些名单。我们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活动，我们的调查人员有三十次被警方控制，他们非常辛苦找到的名单，会被警察涂改掉，撕 毁，然后他们的录音、录像会被没收，或者洗掉。
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我们还是非常奇迹地找到5212个人的名字，其中有4851人是有名字也有他 们的生日和他们所在学校，哪个班级，地震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根据这些，我们刚刚做了一个纪录片叫做《花脸巴 儿》。
由于我很好奇遇难学生名单，这些人是谁，那么我就从一个艺术家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政治活动家了，这确实是我的好奇心所至。在中国你要成为 一个政治活动家是很容易的，我成为了全球有名的政治活动家，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当然我做的还不止这些，因为基本上 只要我对一些事情觉得不合理，我的直接反应就是去做一些动 作，那么这些动作都会被认为是跟颠覆国家政权有关，因为这 个国家政权是很容易被颠覆的。基本上你不用去考虑太多，你就是在颠覆国家政权，如果你在关心这个国家，你也是在颠覆国家政权，我们遇到了一个很脆弱的政 权。
我受伤这个事儿，刚在片子里看到，是和谭作人案有关。他是环保主义者，也同样关心5.12遇难学生名单，他做的事情也叫做公民调查，他在我们之前，但我们并不认识，我之前也不知道。当然他被当地政府起诉煽动颠 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已经判了五年。他的律师浦志强就和我说“艾未未，你做的工作和他很像，他被审判，你愿不愿意为他作证？”我说，当然愿意为他作证了，估计判了他就 该判我了，如果我不为他作证，那么也没人为我作证了。
我去了四川，当天晚上我们发现有一辆车停在我们宾馆下面，一看就是国宝，我对他们的态度就是直接走 向他们的车，问他们是不是在找我，当时他们吓的直接开车跑了。所以说很可笑，凡是秘密跟踪你的人，你就直接说你们是不是在找我。他们都是非常不愿意被人辨 认出来的，当然通常没有人这样问他们，所以他们总是感觉很成功。
后来，我 们刚睡了大概三个多小时，凌晨三点，我们整个楼房，就像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情况，所有的门都被踢开，有的门是整扇门都被踢掉了。我先拨打了110报警，说有人闯入了我们 住的旅馆。然后我问在门外的人你是谁，他们说是警察，我问 他们怎么证明你们是警察，他说你从猫眼里看一眼，我说我为什么要看一眼，这样他们很恼火，踢开门之后就打了我。当时我觉 得很正常，因为警察反正就是用来打人的。我也没当一回事儿，但头一直比较疼。
一个月以后我到德国去做展览的时候，博物馆馆长比较警惕，他说你必 须去医院看一下。我去了医院，医生说你必须马上住院。那个医生是最 好的脑外科医生，是慕尼黑大学的脑科医生。他当时说，我每四年，可以遇到 一个人大脑内出血能出成这个样子，当时我已经失去知觉。很幸运我当时住了院，所以我现在才有 机会站在这里和大家聊一聊，随便聊些什么。
现场提问：四川大地震已经快要两周年了，可是政府还没有承认豆腐渣工程的存在，那些维权的家长 还在受尽打压。那你认为我们现在还能做些什么？还有就是你会不会有什么行动去关注这个四川地震两周年呢？
艾未未：四川地震是一个很好的教 材。从表面看它是一个天灾，死了这么多人，但实际上暴露的问题是很多的。我们都知道四川地震学生死亡人数官方报道是5335人，我们调查出来的有5212 人， 有些是根本无法调查出来的。这个调查必须得经过政府才可能，因为政府给每一个死去的人的亲属发抚恤金，他们是有一个完整名单的。所以政府用任何理由说这个 名单不好调查，太复杂或是什么，这完全是一个谎言。
那么大家都在问，为什么政府会对这么一个所谓的天灾用 各种方式来遮挡呢？这个有什么意义呢？显然这里面有很大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中国有一个“普九”的政策，就是说在某一个时期中央政府有一个规定，所有的人都 要能上学，完成9年义务教育。这个计划听上去是不错的， 像中国所有的政策听上去都是不错的。但是这是个硬性的政策，就是要在一年中盖出所有的学校来。地方政府是没有这个钱的，中央政府说我们出一半，你们出一 半，比如说500块钱一平方，中央出了250， 地方这个250就拿不出来，我觉得两个250碰在一起是个倒霉的事儿。再加上整个政府的腐败、官僚等各种的情况，所以就造成了大量学校不合格。不 止是四川，不止是地震灾区，全中国的这种中小学的建筑质量都是有问题的。前段时间哪儿下雪又塌一个，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凡是政策性失误，中国是从来 不承认的。因为这个当初是经过政府批准的，所以只能把它遮挡过 去。因为它承认了一个的话，就会带出很多个，会带出很多很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关注过没 有，四川大地震死了加起来有七八万人，七万多死亡和一万几千人失踪，失踪了这么久，大概不会回来了，除非他们是来香港读书了。政府到了今天还说是一万几千 人失踪。除了学校建筑，农民的房子也是不应该塌的。但是中国人都会认为农民的房子塌了 [...]

Vito Acconci（台：維多‧阿孔契 大陆：维托·阿孔西）
當代藝術大師 Vito Acconci 從 60 年代以來，一直持續展現運用「身體」概念做為一種中性純粹的藝術材料，注入在當代藝術脈絡的內容之中，從早期創作將身體直接進入到行動創作之中，一直到告 別視覺藝術領域朝向建築、景觀、工業設計領域，目前 Vito Acconci 運用聲音素材做為造型藝術創作的興趣、或者是延續對身體概念的哲學，並轉化至建築空間執行與設計， 40 年多年來 Vito Acconci 實踐著對創作、身體、空間三者關係的關心。
從身體出發
原是詩人、文學家身分的 Acconci 在 60 年代左右告別詩的創作，開啟了 Acconci 對於造型藝術領域的想法，「身體」一詞有多可能的文化意義內容，對 Acconci 來說身體不過就是純粹不附有任何符號意義的藝術材料，如同繃緊在四方框架的白色畫布上負載顏料和筆觸。他曾在討論自身藝術論術中提及，「將字化為作者與讀 者漫遊於作品 / 書中的指標、索引目錄的形態 …… 。寫作：頁面就如同活動 / 運動的場地一般。 …… 與其以語言去彰顯意義，不如使用語言文字符號涵蓋覆滿一個空間。」文字語言承載意義內容的文學創作在 Acconci 的創作觀點中，轉化為頁面物理空間。 Acconci 在 1998 年成立 Acconci Studio ，這個建築體工作室是一個 Acconci 藝術理想實踐的實體，結合創意十足的設計理論與建築執行的工作團隊；同時也擴張落實 Acconci [...]

文：袁瑩    圖：彭楊軍

青海發生地震，溫家寶總理指揮救災，被艾未未在網上調侃其是「影帝」。再早一陣子，他主動進行汶川地震死難者調查報告，天天在網上公布死亡數 字，又參與拯 救譚作人工作。維基百科介紹艾未未是藝術家和建築設計師，之後索性把他稱為為社會評論員和文化評論員。
「我只是一個用自己的方法關心社會的普通人，為普通人發聲。」被神化了的艾未未談到身份，夫子自道。
老實說，艾未未確有點似日本奧姆真理教的教主麻原彰幌，又很有古代哲人的風範。友人見艾未未疑似「荒廢」藝術創作，日花八小時掛在網上，進行維權行動，就 嘆句：「這樣會影響他的藝術創作。」事實上，艾未未向來不算是個多產藝術家，一直喜愛以中國圖騰展現西方的當代概念，現在也不是「忽然維權」的公共知識分 子。
從西單民主牆、星星畫展的主腦到參加海灣戰爭反戰遊行、同性戀爭取公平對待的示威，從發行黑皮書、白皮書、灰皮書，到在上海舉辦「不合作方式」的 展覽，艾 未未一直都在做著同樣的事情：爭取自由表達的空間，為不公義發聲。
「我從來不考慮別人的想法，我關心是自己的想法。」艾未未在香港這自由的土地發聲，聲線特別洪亮。作為著名詩人艾青的兒子，艾未未是中國藝術界大 腕，這兩 年似乎從一個遠離社會的藝術家突然變為社會運動的積極參與者和意見領袖。但他看來，只是用自己的方法關心社會，因為「藝術不能沒有政治，政治也需要有藝術 滋潤」。他說，對時政的評批並不是一個政治態度，而是一個美學態度。「我更多談的是公平、正義，和一些可能性，我更在意這種爭論。是不是藝術項目我還不能 準確說，我不太在乎它是什麼。最重要的是對社會倫理價值的一個判斷，關於倫理和美學的一種聯繫。」
艾未未並不認同自己是個「職業革命者」，他所做的都是隨機和任意的。

艾未未的偶像Andy Warhol名句：「在未來，每個人都能出名15分鐘，每個人都可能在15分鐘內出名。」艾未未顯然認同，故他成功在網絡時代，發揮他先知般的敏銳洞察 力，打出了名堂，單是twitter就有二萬多個追隨者，實行利用網絡作為維權革命的工作。
除了Andy Warhol，Vito Acconci （台：維多‧阿孔契 大陆：维托·阿孔西）原來也是艾未未的另一偶像，早前二人在藝術中心舉行了講座，兩百人的座位來了四百餘人。兩個人的創作生涯都是由視藝開始，最後都搞起建築 來。Vito最初更是個詩人，六十年代開始，轉向視藝發展，他關心和探討的是人和人、空間和空間之間的關係。
Vito與艾未未同樣幽默，好像「九一一」後，Vito在世貿原址設計了一幢有點像穿窿芝士的新建築，並解釋指，有這樣多窿窿，恐怖分子就沒興 趣再派飛機來撞了。艾未未則參與了鳥巢設計，2007年為「文件展」創作的《童話》，艾未未把1001個中國人運送到那城裏，有文藝男女、攤煎餅的、民 工，又裝置了一千零一張舊太師椅和舊門。

談到生命，艾未未曾說過：「生活在過去的50年中，很像是一片落葉，沒有目的沒有方向，但最終還是會落在某個角落。」
艾未未這片孤葉，向來是個獨斷獨行的藝術家，如今他的行為藝術卻是「集體創作」，他常提到其工作隊伍（或許應稱為信眾），包括一批到汶川地震災 區做遇難學生名單調查的志願者。
「我們接觸一班汶川死難者的父母，他們不想追究責任、也並非要求政府賠償，他們只想記錄其子女曾經在這世上開心地生活了六、七年。」談到做汶川 地震遇難者目錄的原因，艾未未不忘補充：「我們想知道他們的名字、年紀、讀幾年級這些基本的訊息。難道地震了、流淚了、捐款了就算？畢竟我們都有生活不可 推卸的責任。」
地震調查一開始就受到阻力，但沒有阻礙艾未未的雄心，他經常自我懷疑，有時死硬執著。
「藝術的定義是什麼？就是在不可能之中找尋可能性。」艾未未認真地說。
藝術家本是野生動物，不受束縛、自我率性。或者應該這樣理解，自我率性才有本錢當成功的藝術家。
文：黃源順    圖：Johnny Cheung

其實艾未未4月中訪港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見素未謀面的美國概念藝術先鋒Vito Acconci，因為他們將共同為香港的藝術單位Para/Site Art Space展開一個名為“合作計畫”的藝術展覽，以相互的交流和討論，構思展覽的內容以至呈現的方式。展覽將於5月8日開始，是艾未未在香港的第一次公開 展覽，所以極具代表性，為此我們特地走訪了Para/Site Art Space的執行總監及策展人Alvaro Rodriguez Fominaya，瞭解一些背景。
LJ：《Lifestyle Journal》 ARF：Alvaro Rodriguez Fominaya
LJ：你是如何得到今次展覽的念頭，透過邀請兩位同為藝術及建築家一起的合作來呈現
ARF：其實整個展覽籌備了超過一年。最初我是先邀請艾未未為我們畫廊做一些展覽項目，後來我向艾未未提議和Acconci Studio合作，他立刻答應了，原來艾未未素來欣賞Vito Acconci，奈何沒有合作的機會。
LJ：你可否簡單描述一下和他們溝通合作的過程？ [...]

看看这些迷人的职业，有你喜欢的么？
老师：如果老师是蜡烛，那他照出的光亮只能算是鬼火，这些鬼火让孩子们忘却什么才是真正的太阳，八九点钟的太阳即将沦丧。老师们除了告诉学生“这段话的中心思想”，“三角形的阴影面积”外，还有什么呢，漫天飞舞的粉笔沫，让老师和学生两败俱伤，从学校走出的孩子再无想象力可言。而且经过老师们的教育，他们会认为韩寒是“愤青”……PS：我即将大学毕业，曾幻想大学能有新鲜空气可以吸，但我看到的只是学术腐败，论文买卖，还有那些试图和女学生“育人”的猥琐型教授。
医生：如果医生是天使，那他头上的光圈一定是镀金打造的，在这个医疗产业化的时代，医生是可以见死不救的，是可以“无红包，不开刀”的，是可以即使开刀也能把纱布和剪刀落在病人肚子里的，是可以即使开刀把人开死了也能随意玩弄病人尸体的。究其原因，是因为时代到了，中国是可以说不的。
警察：警察这个行当确实被低估了，因为他们的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从这点来看，警校的老师不属于之前我说的那类。作为百姓的公仆，警察运用想象，让百姓拥有了“躲猫猫”和“俯卧撑”等技能，还不断开拓创新，想象出了“纸币开锁”等失传绝技。每次看到街上的警车横冲直撞，我都会被他们的才气震倒。这是一群怎样的群体，难道是披着警服的流氓？不知为何，每次碰到警察，我都会想起我们学校那些挂着学生证的鸡，他们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记者：很是惭愧，这是我理想的职业。我至今还在幻想，日后要用我的笔，把那些贪官污吏，把各行各业的黑幕都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当然这只是幻想，中国现阶段的文字狱还不允许我这么做。那现在的记者都在做什么呢？举例说明吧，譬如山西又有煤矿坍塌了，我们的记者当然会闻讯感到，但很遗憾的是，记者们之所以争前恐后奔赴山西，不是为了报道死亡人数，而是去领导办公室领取封口费。
暴力实施员：这是一个统称，新的名词，能概括很多种职业，暴力实施员依靠暴力美学，在这个时代为所欲为。最杰出的代表当然是城管喽，城管很可怜，性质上和警察不分彼此，却无法享受警察的待遇，究其原因，缺乏想象力啊！总不能啥事都用刀解决吧。当然，很多职业都属于暴力实施员的范畴，譬如房地产开发商。
国王：中国怎么可能有国王呢？资本主义的东西我们从来没有。即使有的话，也一定是个不爱睡觉的好国王。你想啊，如果有一天国王召集大臣，让大臣把这个国家所有有黑幕的职业罗列出来，那大臣肯定能不重样儿的说上三天三夜，到那时，国王早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睡着喽~
PS：其实我宁愿相信，以上所提职业都只是“一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我相信总有一天，前四种职业都能回归到它本身的含义。而第五种职业终究会被真理，信念，正义这些看似感性的词语所击倒。至于“国王”，我希望他能有睡醒的那一天，或者，干脆深海长眠，尽早交权。

哈佛最受欢迎的公共课， 政治哲学，其实就是政治伦理和道德伦理，中国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这个，要知道我们与专制的抗争，唯一的优势就是道德力量。
很多人说常识…常识，其实根本就不是常识，没有真正的思想和哲学，所有的一切都是空的，没有真正的这套价值，谁会以为你说的是常识，这位哈佛教授也说要学这门课首先要打破常识的观念。
我真羡慕美国的大学课堂，不说我们政治，历史，哲学等社会学科教育的虚伪和谎言，就说这样的老师，这样的学生，怎能不让我们羞愧，这位教授的课程，整个都是通过提出思考问题，让同学表明自己的观点，互相辩论解决问题中推进的。传授知识不是通过说教，而是在总结一个个被同学们辩论得出的观点后，加以提炼和解释，整个过程都是在启发学生们思考，自己得出结论。哈佛的这些学生也真是了不起，所有表明自己观点和参与辩论的学生都是那么出色，那种对问题的理解和思考深度不只说明平时相关知识的积累，更是一种思考问题的能力的充分体现。
这是一套值得学习的课程。这不只是相关专业人士的学术资料，它是我们这个道德虚无社会重建价值和伦理的资源，是我们缺失的公民教育教材，它告诉你什么是道德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用金钱所无法评估的价值。
最后感谢这些默默付出的翻译组。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一）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二）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三）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四）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五）

哈佛：孰对孰错 中文字幕（六）

我发现这些画廊还真是抱有很美好的幻想，也有点太天真了。村委会不是村民和真正租住在这的外来户选举产生的，他才不会在乎你的这些公益行动给村民带来的真正好处，也不会在乎这些商业环境的提高所带来的长远好处，即使把这个村打造成国际性的艺术村他们也不在乎。他们只能做几年干部，权力是会过期的，地卖了拿钱才是实在的利益，就包括当地村民也是一样，根本不存在长远的打算的。作为村里的既不是村民也不是打工仔又不是有资本的艺术家的流浪艺术家，我很悲观啊，艺术圈子里的人如果再不关注现实那么这个小圈子也要成为现实权力的牺牲品了哇。
草场地闪婚——李画廊
采访Li Gallery –Beijing （李画廊）艺术总监李争
（以下“艺术聚合”简称“艺”，李争简称“李”）
艺：草场地艺术区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深入了解后，与北京其他艺术区比较，有何特殊之处，？优缺点是什么？
李：2006年，我第一次以“李画廊”艺术总监的角度在国内考察，说心里话也是带着我们在美国亚特兰大周围其他画廊的共同意愿考察当时国内轰轰烈烈 的艺术市场，去了上海后来到北京，看了798之余又转了很多其他艺术区，草场地是通过一位朋友的介绍才知道这里正在发生的事。当时除了这位朋友的家和院后 几间气派十足的工作室以及当晚几位朋友酒后的行为表演，并没有太多印象。回去后与我的合伙人以及其他几个画廊的经营者讨论过几次的结果是希望在798合作 开间联合画廊。2007年我带着任务第二次来到798寻找具体合适地点，其间在草场地租下一间工作室，由此对草场地有了更深入了解，她特有的人文气息和周 边正在兴起的高水准专业画廊群，包括“麦勒画廊”“都亚特画廊”以及“香格纳画廊”。。。给我的印象都很深，感觉一个国际化艺术氛围已经在这里开始形成， 为什么不在更适合“李画廊”模式的草场地艺术区开设画廊而必须在798呢？在很多比较和犹豫中也是因为奇迹的出现最终做出果断决定，原因很简单，在草场地 和我的爱人闪电般恋爱后的第三天结婚了，至于当时狭窄村道凸凹不平的土路无论有多么泥泞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意见都已不重要，怀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和灰砖屋顶 上新家园阳台上可以看早晨成群飞起的鸽子，我知道除了草场地我没有其他选择。也许这就是我对草场地情有独钟之处，我已经无法“正确”判断她的优缺点了。
艺：在您看来，如今草场地的画廊经营如何？
我们是新落户在草场地的画廊，对于周边其他画廊的经营并非了解很多，但首先一点也是与一些界内朋友的共同感受，这里的画廊商业气息相对弱一些而学术 气息很浓，每个画廊都有自己特定的风格和学术标准，我比较喜欢“空白空间”“香格纳”“C空间”“麦勒画廊”“前波”“艺门”。。。当然还有“三影堂”， 每次展览做的都很专业也很有水准，大家似乎都抱有对“当代艺术”负责任的态度而不是盲目在做些挂画卖画那么简单的事情，所以从长远的角度看，这样的画廊经 营方式是可以被正在国际化标准认可的。
艺：对于两种艺术区模式，如草场地这类穿插在乡村中，或是类似798聚集的艺术区，您更偏好哪个？
李：当然是偏好草场地！如果不是这样，“李画廊”怎么会落户于此？
我觉得798开始很好，位于特殊地点被废弃的兵工厂那些原有结构包括带有“包豪斯”风格建筑，已经奠定被后来入驻画廊重新利用而必然产生应有的价 值，无论是时至艺术群落的聚合还是其他综合力量及原因，让798名声快速崛起应该是历史的必然，惊其震撼影响力在于耳闻目睹于像我们远在彼岸的亚特兰大那 个不大的艺术圈都知道798这三个数字组合的意义，以至很多画廊及艺术家都要跃跃欲试想在北京798做些事情。但后来所发生也是今天正在持续升温的旅游热 点状态和更多商业气氛，让很多“持不同见解”的艺术机构望而生畏，所知有些画廊因“超负荷”接待成群游客，担心人群过于拥挤的穿梭于艺术品之间而不能确保 其安全而被迫“预约”参观展览，或者只能通过增加画廊保安人员的数量等等…如果只是买卖一些价格不贵的商品画或旅游纪念品或者像“尤伦斯”只能买票入场或 者开间艺术氛围浓厚的咖啡屋，如今的798应该是很理想的位置。
前段时间与一位自荷兰来的朋友罗伯特.梅森谈起过798与草场地之间的区别问题，他在考察国内所有艺术区后的结论是：草场地艺术区无论从地理位置和 现有画廊的纯粹性都更具备国际艺术村的条件，也因如此，这位老先生正忙于保护与整合草场地艺术村计划并积极缔结与世界各地其他艺术区未来的姊妹兄弟关系。
艺：您怎么看待艺术区拆迁问题？
李：这是个很敏感的话题，也是让所有在这里无论是画廊的经营者或者艺术家们提起来都很伤感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如果是政府行为，即使是“草场地画廊联盟”简称“A C C C D”还是听说的其他另外几个艺术组织联合起来都无法与之抗衡的事情，可能从政府的角度有城市未来规划发展的宏观因素存在，“蓝图”也许除了特别几个人看到 没有更多人知道。目前虽然各小组都有与村委会的直接对话以及对更上级请愿书上的一厢情愿和义正言辞的理由…结果都阻挡不了如果政府决定草场地艺术村“应 该”被铲除的悲剧发生。
此时此地也只能提供些疑点与猜测：1.在草场地周边的艺术区都已经下达明确拆迁公文的一段时间里，只有草场地的未来命运在各种小道传闻不断更新的情 况下至今依旧前途未卜；2. 是否在看重已经拥有相对国际化而且具有一定国际影响的文化产业与弹丸大小的三角地之间的价值比较而难于最后决策？3. 整合民宅而选择保留或重新打造与798艺术区风格不同的国际艺术村？4.一纸公文就会轻而易举地让草场地大小近百家无论艺术和非艺术机构一哄而散？
“当下社会正在发生的一切不确定性”是所有对生活还有感知的人面临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局限于一些艺术家在其实验性作品里需要探讨的话题。所谓“问 题”无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都会存在，只是看如何妥善解决。对于一个像我们这样刚踌躇满志开始运作的新画廊来说，那些不好的消息是噩耗是绝望是残忍扼杀孩童 般初始美好梦想的利刃。还能怎么说？
艺：草场地周围的村民，是否受到艺术区的影响，并加入一起扩大艺术产业？
李：应该说本地村民由于前几年草场地艺术区的发展直接带来了“瓦片经济”的实际效益。
无论是一些画廊和艺术家还有美术培训学校的学生以及由此特殊环境影响，延伸到很多外来人口的入住，都直接或间接与村民签署租赁关系，甚至很多老外艺 术家也同时加入行列使这里的房价也一路飙升。曾与几位村民聊过，他们讲不出道理，认为一切都是通过他们自己努力盖房所自然得来的报偿，至于是不是艺术区的 进入后所带来的好处，只有村委会的领导们能更加意识到只有加大力度来扩大文化艺术产业才能从中获取更大利益。还是罗伯特.梅森在组织“A C C C D”会上提出的疑问：既然与798艺术区不同的草场地国际艺术村，如果没有村民的存在谈何“艺术村”？又：如何让本地村民了解画廊在做什么及何种方式能相互沟通后去连接理解与友情？墙里墙外应该不是两个不可跨越的世界。会上有人提议：与村委会对话，用在草场地画廊和一些艺术机构现有的资源组织村里的孩子们 利用星期天或假日期间义务的给他们上课… 以及很多不同积极有益的未来可行构想。在与村委会具体对话中，很多良性协作也正在考虑实施，比如改造停车场.垃圾站.路标… 甚至建立草场地公共艺术场馆，彻底改变旧村落形象，从村书记对“不夜村”计划的发言引发更多“草场地人”对未来草场地国际艺术村无限美好想象。
来自：we-me

最近草场地好像一日游似的，各画廊被排成号，还有导游图，各国鬼子都进村了，就连我平时吃饭的小粑粑馆都成了艺术区导游的一站了，很夸张。不过晚上可以去看看法国的摄影作品大屏幕放映还是挺不错一件事。哪曾想艺术家和商人们正忙活的热乎的时候，放出拆迁的消息，今天出门看到村子最外面有停建非法建筑的大横幅标语，也不知道是什么目的。关于草场地拆迁这事，真是扑朔迷离啊，我家旁边就有个画廊正在建设中，大概最近就开始内部装修了，怎么也有个近千平吧，要说动这块确实不容易，房地产商权势不小，可这些画廊和艺术家也都不是白给的，不说艺术家艾未未，就是这几个国外的画廊想来也不是那么好共产的吧。不过最后还是要看地产商后台了，恐怕会有一战，拭目以待吧。
草场地摄影季刚拉开首届帷幕也许将遭遇改名的尴尬，因为该艺术区将面临着拆迁。日前，记者获悉草场地艺术区各画廊和艺术空间已于近日接到通知，该通知称草场地已列入拆迁腾退范围。为此，30多家画廊和艺术工作室也发起了维权小组。然而，对于草场地村发出的这 份拆迁通告，崔各庄乡政府却予以否认。
艺术空间接到拆迁通告
北京的各大艺术区自去年便掀起了各种拆迁风波。尽管已成为继798之后又一当代艺术重镇，但草场地艺 术区或许也难以幸免。长期以来，拆迁的阴影时刻围绕着这个艺术区。
2009年8月，崔各庄乡对草场地各单位发出通知，称崔各庄乡14个村全部列入土地储备范围，并将在 短期内逐步开展拆迁腾退丈量工作。此后，草场地村也对草场地艺术区租赁土地、地面上的房屋进行了测量登记。
4月16日草场地艺术区各大画廊和艺术工作室接到的一则通告，让各大艺术机构感到拆迁风波这次真的要 来临了。记者了解到，草场地村发出的通告上写着：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我村已被列入拆迁腾退范围，但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面对此次草场地村发出的有关拆迁的通告，草场地各个艺术区决定联合起来，发起维权活动。目前，艺术文 件仓库、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泰康空间等30多家艺术机构都已加入维权活动。
乡政府否认拆迁
面对此次草场地艺术区拆迁风波，记者采访了崔各庄乡副乡长胡振俭，他表示作为管辖草场地艺术区的崔各 庄乡政府没有发出艺术区拆迁的通告，且草场地还未进入到是否要拆迁的规划中。
然而，此前记者采访东营艺术区拆迁一事时也得到了几乎相同的回答。最初相关部门给出的答复东营艺术区 拆迁问题还未定，正在研究方案。然而，没过多久，东营艺术区的艺术家都被赶走，要求腾退房屋，拆迁也成了事实。草场地艺术区是否会遭遇同样的问题不得而 知。(记者李健亚）
来自：新京报

网友向伍皓扔五毛纸币

现场人员为伍皓捡纸币
4月22日报道 今天下午，云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伍皓来到人民大学思科网真演播室，参加人大新闻学院主办的伍皓专场演讲会。 他在这里被自称网友的人士扔了一身的五毛人民币。
下午2点，待主持人对来访嘉宾伍皓进行完简短的介绍后，伍皓走向演讲台，坐上了演讲席。没等他开口说上几句，一名年约25岁的青年男子，从台下走上前去，掏出一叠人民币朝伍皓扔去。男子并对伍皓大喊：“伍皓，五毛！”随即扬长而去。
成都全搜索记者联系到该名扔钱男子王仲夏，他说自己是人大毕业生，中午专门从银行兑换了总额30元共60张面值五毛的人民币，“以便向伍皓先生致敬”。全搜索稍后通过电话和手机短信联络伍皓，未获回应。
来自：成都全搜索（记者 邹思）

另具现场推友播报：伍皓对其后撒五毛纸币的某女网友说：“这还是第一次”；女网友回应：“但这绝对不是最后一次”！

其实，法国电视台做的这个节目是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著名实验，这个实验用来测验人们对于权威的顺从程度，作为中国人我们不难感受到这个时代国人的麻木和残忍，到底是什么让我们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威权政府的洗脑有之，顺从于权威的人性弱点被利用也有之。
法国最近进行的一场电视测验令人怵目惊心。我们权且把它称作“人性测验”。简言之，就是要看看公民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会不会变得残忍？会不会动恻隐 之心？试验方法很简单，就是大家轮流向一个人提问题，如果他回答错了，就用电打他：按动电钮向他放电! 答的错越多，打击他的电压就越强，从20伏一直增加到460伏。
参加者丧失了自主能力
法国国营电视二台精心策划的这场“死亡游戏”，具体做法参照了美国六十年代曾进行过的“米尔格拉姆测验”。电视台委托一家招聘自愿参加定性调查的机 构从众多候选人中选出69位作为“提问者”，另外一名候选人是“回答者”。测验结果显示，在69人中，53人也就是将近80%的人服从了游戏规则，他们在 电视二台节目主持人的逼视下，向被关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回答问题的男子通电通到最高的460伏。
按照节目设计，提问者向回答者提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共有五个答案，其中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如果答错了，提问者就要摁动电钮，电击回答者，以示惩 罚。电流最初只有20伏，但错答越多，电流就越加码，最后加到危险的地步，从200伏到460伏。风度翩翩、漂亮、故意装得残酷的电视节目女主持人指挥着 这场“游戏”，台前是兴致勃勃的观众。台后请来了一批科学家，包括心理学家，生物学家，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观摩和分析人们究竟会顺从到什么地步，换句话 说，究竟会残忍到什么地步？人的底线在哪里？人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主？会不会反抗不公正甚至邪恶的命令？
电视试验现场有这样一个画面：回答问题的男人在封闭的金属房间吼叫着。“停下，停下，放我走吧，放我走吧”。他被绑在椅子上，手腕被拷在电线上。他 刚刚遭到240伏电压的电击。所有的人都知道，电压达到200伏时，放在插销里的手指就会被 电打得发抖。但是，向这位回答者发射电流的另一位男士，对他的求情只是说了一句：“抱歉，你回答错了”。接着他又向绑在椅子上的男人提了另外一个问题，对 方又回答错了。这时只听现场观众吼声雷动：“惩罚他，惩罚他! ”提问者毫不犹豫地按动了标着300伏电压的电钮。
绝大部分参加者屈服于“权威”
试验结果是惊人的。电压升到80伏是第一个关键的阶段，回答者开始不能承受，不时发出呻吟。提问者开始犹豫和怀疑，并用审视的目光询问女主持人，女 主持人毫无表情地下令：继续。于是大家继续。电压升到200伏以上，回答人开始咆哮 ：“我不能忍受了，请放了我吧”!“可怜可怜我，不要通电了？”提问者再看看女主持人，女主持人照样下令：“继续!”。回答人痛苦地大叫。但提问者似乎渐 渐适应了对方哀求造成的瞬间迷惘这一过程，开始不知不觉地由普通人向刽子手过渡。但良心并未泯灭，只是服从要求，不再多问，机械地推动手柄，加电，想快快 了事。当电压高达380伏，回答人已再不怒吼，给人一种死了 的感觉。隐约能听到微弱地、断断续续地呻吟：“求求你，放了我吧”。这时回答者的忍耐能力大约真的到了极限，有些人起初还在犹豫，严肃地盯着女主持人，希 望她下令让他们停止。主持人的回答照常，简洁而不可辩驳：“你应该继续”。有一位女士启动了360伏，回答者低弱的痛叫可能使她忍无可忍。她站起来说： “我不干了!”。主持人说，“你应该继续”。提问者批驳到：“我不干了!”。主持人继续施压：“你要承担一切后果”。女士稍微犹豫了一下，说，“好吧。我 承担后果”。主持人接着向观众席求援：“你们愿意让她继续吗”？观众席的声音如雷贯耳：“愿意。继续!”。这位女士面色犹豫，想了想，终于说：“对不起， 我不做了”。起身走了。像她这样敢于抵制命令，不顾电视直播现场压力的人很少。大约只有16个。
16个人不愿意做刽子手。就是说，不愿意做到底。除了他们以外，还有一些良心似乎有所发现的提问者。他们怀疑，试探，甚至用欺骗的手段不去按电钮。 他们严厉地盯着主持人，期待主持人说一句话，暗示应该承担责任的是女主持人，是你让我们这样做的。不是我们。还有一种大约是自己骗自己或者有点玩世不恭的 心态：他们的理论是电视台不可能让现场死人的。我怎么做都不要紧。另外就是少安毋躁沉默的大多数，他们把电压一直加到460伏，成功的当上了“杀人犯”。 恐怕真正的杀人犯还包括现场的观众，他们的表现大都同古罗马斗技场的罗马人一样，残忍，开心，唯一不同的是，没有喊：“杀死他!”，而是：“继续! 继续! 继续!”。
事实上没有任何人受到迫害。实验中并没有真的加电压，被关在小屋子里回答问题的人是一个演员，痛苦的呻吟是他模拟出来的。但是提问者并不知道这一 切。演员模拟的惨叫让参加实验的人相信回答者遭到了电击。
古罗马斗技场观看死亡搏斗的除了罗马执政官和夫人，还有罗马城的名流，那些绅士、尊贵的小姐，当然免不了无所不在的平民。他们兴致勃勃地观看着正在 表演的谋杀，并且急不可耐地怂恿着： “杀死他”。但是，我们现在生活在两千多年以后，而且是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拥有自由反而轻易地交出了自由
法国电视二台举办这样的节目本来主旨在于揭露电视的权力。尤其是越来越多，内容低俗的所谓“实景电视”节目对青少年影响很大。比如法国电视一台过去 有一个叫做“薄弱环节”的节目，让一群候选人来回答问题，最后不在于谁回答得好与坏，而是要看谁能勾心斗角，谁比谁更会算计，要把比自己强的算下去。而且 与别人联合起来，把眼中钉一个一个赶走。最后还要把自己的联合者也要赶走。这一节目极力陈列人的恶劣本性，而且主持人为了赢得收视率故意大肆鼓励怂恿。最 后的胜利者总让人觉得是一个骗子。
尽管电视台的这场节目并不能完全摆脱作秀的嫌疑。但是，这场节目仍然有许多令人警醒的地方。实验者大约没有想到在纳粹时代早已结束的今天，人们还能 走得这样远。即使在自由的西方社会，个人权利得到保障的情况下，人们居然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服从一个得到“公认”的权威。就这场节目而言，权威和权力的 代表，或者说“当局”就是节目主持人。一名心理学家分析说：这就是悖论：人们越是处于权利受到限制、被剥夺的环境，越是知道斗争和反抗，当有了自由，反而 轻易地交出了自由。
节目提供的一个现实场景是：当一个自由人进入到一个孤立无援的环境之中，面对一个公认的或者自我确认的“合法”的“当局”，就会变得渐渐放弃原则， 最后顺从到“当局”让做什么，就做什么。连发生什么样的后果也不愿去多想。
艾希曼案例的启示
人怎么能够走到服从一个野蛮恶心的命令的地步，折磨同自己一样的人，而且就连对方大声乞求停下都不肯。服从命令的这些人的脑子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当 美国年轻的心理学家米勒卡姆在1961到1963年间为此进行系列心理测验时，一起盲目服从到登峰造极的案例震撼了全球：这就是当时正在以色列审判的阿道 尔夫 艾希曼案。艾希曼是犹太大屠杀计划执行人之一。这位高级公务员为什么要执行大屠杀命令？在什么条件下执行了大屠杀命令？当他在签署把犹太人流放到波兰集中 营、并签署了向这些集中营运输毒气的批文时，他在想些什么？
著名哲学家汉娜 阿伦特旁听了这场审讯。她想弄清楚构成艾希曼的想法的各个因素。阿伦特从头到尾仔细听完艾希曼的解释和辨解后，她发现艾希曼并不是一个嗜血徒，并不是一个 居心叵测，或者是一个疯狂的意识形态专家。而是一个十分遵守纪律的公务员，他绝对地服从他的上级，不与上级争论。他身上浸透了尊重头头、做好工作的文化。 对来自上级的命令作出被动的反应，拒绝自己的责任。阿伦特说，艾希曼是一个“正常到恐怖地步”的人。
艾希曼在家是一个好父亲，他没有自己正在干坏事的意识。因为他认为自己在执行法律，服从的是国家。因此没有犯了罪的感觉。一句话，他是一个忠实执行 上级指示的公务员。阿伦特分析指出：他的罪行来自于他再也不通过自己的大脑思考，失去了“自我思考的能力”。他把屠杀犹太人，吉普赛人，同性恋是不是卑鄙 可耻这样的问题交给别人去解答。他不对自己的工作提出是否符合伦理的问题。即使涉及到的问题是杀人。他甚至可以流放自己的同事，只要他的上级要求他这样 做。
阿伦特在1966年出版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庭：关于把罪恶平凡化的报告』一书中记下来自己的观察：所有的极权统治都依靠这些自以为在人道和非人 道之间做出选择是不信誉的公务员。
公民如何避免人人作恶的邪恶发生
1961年，斯坦利•米尔格拉姆被自己的思考所折磨，自问：我们生活在民主政体下的人民，能避免这样的邪恶再发生吗？能避免类似纳粹的场面再现吗？ 他看到了麦卡锡主义盛行时那些公务员争先恐后告密的一幕。如何才能保护人类的前途？他就想通过对普通美国人的试验，看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服从命令。他后来 [...]

玉树仿似两年前的汶川。中国媒体人复刻着5.12的记忆，有悲有愤。在这样巨大的苦难面前，国民同感痛楚，政府的最新楼市调控政策自然也少了些曝光率。不过，若论对民众的影响程度，恐怕还是后者更大更深远。
新年以来，伴随着政府楼市新政的再一次被扇耳光，在有“把关人”的公开表达平台上，“蜗居”族代言者的批评尺度也已然逼近“天条”。
个人感觉，在2010年之前，对房价高企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地产商和地方政府身上。前者被批作囤积居奇，赚取暴利，且无视弱势群体心理承受力。例如任志强，虽然对他的评价中也常有“话糙理不糙”式的辩护，但总体而言，在这个中低收入群体占多数的社会中，这批在过去十年中积累巨额财富的商人们，民间口碑和媒体形象都有被“妖魔化”的倾向（和理由）。
将地方政府放上公开审判台，大约在5－6年前开始成为常态。在多年私下非议后，批评者开始获准将权钱合谋中的另一方公布于世。以一个个具体事例作为论据，从各种类型的开发区到县、市、省级政府，都有了反面典型。人们指责基层官员虚假申报、强行拆迁，为了自身的GDP政绩大兴土木，在大规模的城市开发中谋取私利。
而伴随着对商品房真实成本的探索，地价在房价暴涨中扮演的角色陆续被曝光（地产商在这其中有“污点证人”般的作用），虽然国土部门极力否认，但更多心怀怨言者开始体会到，在中央一级的政策层面上，同样有利益集团的影子。
在中国民间认知中，中央级政府部门总是有一种“利益超脱、公平公正”的公众形象，这也是为什么对地产乱象的指责多年来限于“地方政府”一级的重要原因。但在连年多轮高调宣传的调控无疾而终，甚至是“越调越涨”之后，人们已经不再满足于指控地方政府与地产商人的勾结，开始怀疑中国政府高层是否真下了决心治理楼市，或者，是否“政令不出中南海”。
越是信誓旦旦的承诺，倘若未能兑现，对承诺者的公信力损害就越大－－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所以，可以想见，在今年温家宝的“蜗居”感言和承诺之后，央企“地王”事件对民众的心理冲击力有多大。在这种悲愤、无奈的情绪之下，直接指责中央政府的话语能够冲破审查关口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说财经专业媒体的评论还可以就事论事，那么，在以普通市民为对象的都市报上，时评作者更多是站在社会情绪的角度上评说政策。在那些指责政策模棱两可、瞻前顾后的文本中，一些大胆的编辑开始允许批评矛头直指“政府”能力、意愿－－是“政府”，不是“地方政府”（还好，没直接说“中央政府”）。
对中央政府来说，民众的终极信任既是优势，也是隐患。相信这也是为什么在“地王”事件之后，国资委迅速出面试图平息舆情的原因：如果“共和国长子”都管束不住，还谈何管理天下？毕竟，中国政治高层的 “为人民服务”形象不能只是在地震灾区树立，突如其来的撕心裂肺固然让人同情，但对那些拥有表达能力和欲望的市民来说，每天折磨神经的“蜗居”压力会更加持久，更加让人难以忍受。
在一个利益纠结的市场中，房价调控之难当然可以想见。不过，这不成其为当政者回避矛盾的理由。最新的，看上去也是迄今最有力的调控政策会否重蹈覆辙？本人实在外行，毫无方向。只是，若不幸越调越涨，悲愤“房奴”们的开火尺度还能突破到哪一步？
来自：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徐达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