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益中（1965年－），中国安徽安庆人，记者。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在授奖词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价：“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节选）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 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 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 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 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 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 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 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 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 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 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 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 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 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 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 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 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 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 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 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 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 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 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 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 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 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 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 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 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 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 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研究人员发表报告说，纽约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可能导致美国男婴出生率一度下降。
他们还发现，9·11事件后，全美国12月份出生的男婴数量低于正常预期水平。
出生的男女性性别比例一般是稳定在大约每105个男孩对100个女孩。
但加州的研究人员说，9·11恐怖袭击后，2001年12月份全美出生的男婴数量却低于出生的女婴数 量。
加州大学的研究人员说，2001年9月份的男性胎儿死亡率要明显高出正常水平，他们认为这是因为 9·11恐怖袭击事件对全美国人的影响。
生理机制
这种现象在全美国各地发生，而不仅仅是在恐怖袭击发生的纽约。
研究人员认为，由于灾难事件导致孕妇紧张，促使孕妇容易流产。
但由于女性适应性更强，可以确保在艰难时期人类有更高的繁衍能力，所以女婴的存活率大于男婴。
据称这是人类的一种古老生理进化机制。
类似的情况在战争年代也会出现。
来自：BBC

这是2010年4月10日安替在奇遇花园演讲实录，根据视频整理而成，小标题后面的类似“PPT 2/11”中的“2”表示PPT页码，各位可以对照观看。文字PDF版点此下载。
1、1977 影响一生的选择 （PPT 2/11）
请大家有空的话去看这本书，叫《我的1977》，是陈建功和周国平写的，我曾经很长时间在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这故事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1968年的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就开始了我们常说的那个“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说，大学就从此不再开放了，高中应届毕业生从此就没有升学途径了，以前高考（之后）你会去上大学，但是从1967年开始，所有中国的学生上到高中就结业了，然后，下面就没有，下面就要和贫下中农去学习了。然后，我始终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在1968年12月份，我跟很多同学都很兴奋地去了北大荒，或者是新疆建设兵团，或者是像王小波这样到了云南，我想我会怎么想？你要知道，一开始肯定会很兴奋，因为年轻的人在一起么，而且祖国大江南北，你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但是，第一年、第二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的中断其实是1977年，在未来的十年里面，你都会重复一个想法，“我就这样没有未来了么？”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代，我问过他们，可能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像官方教育我们的那样，比如我们就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训练，这种想法很多人在农村在城市的时候，继续再革命，反复再教育，大家都知道这十年发生的故事，反正就是颠三倒四……有些人认为不行，这个是反人类，绝对是错的，我应该站起来。有很多的，比如说林昭、张志新，有很多现在我们能听到的，非常少数的中国人，当时走了这条路。他们代价也很惨。都是以自己的生命或一辈子作代价。选择他们那样道路的人是极少的、非常英雄的。但它不是大部分人的普遍选择。还有很多人选择，这十年，他做一个逍遥派。他很快理解到，我跟贫下中农学是学不到什么的。我在内心是平等主义，我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知识，真的只能在大学或某些机构去学。在广阔的草原上，学的东西超过一个月，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么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后是1977年的7月，邓小平恢复了职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他恢复了职务之后，他必须要把当权派解决了他才可以当政。所以他必须要找自己的盟军。那我怎么才能获得盟军呢？最好的方法是——他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学生们都在农村呢，我们的右派都在牛棚里面呢。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要释放他们，把原来我们的知识精英，释放并且重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策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只要轻轻地放一下，他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是放一下，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站在了改革派这边。所以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后的直接影响是，8月8号的科教座谈会，他拍板决定了，恢复高考。然后在10月22号《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央广播电台上，在全国能听到广播的地方、能看到报纸的地方，播报这个消息，就是在今年立刻恢复高考。然后，在12月10号，考试的第一天，当年有500万的学生进入高考。 这次高考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因为它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你的年龄，因为它没有年龄限制，甚至都不要单位的背书。你只要说你是老三届学生，原来失去高考，以及你是之后的学生。只要你是学生，你有这样的学生经历，甚至你不是都可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报名走入考场。所以当年全国有500万学生走上考场。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身边认识的很多人，（像）周国平，这是一个哲学家，像张艺谋，他也是第一届高考。现在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我们现在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很多教授很多人，你去问一问他们都是老三届，他们都是77年和78年这两年恢复高考（时参加的）。所以，这个在政治上来说，他成功地让社会的精英成为了改革派的盟友。所以当他决定在78年，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阻力，在全国去开展，所以政治上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决策。
我们不谈大的，我们谈小的。如果你还是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学生，如果你10月22号听到了这个消息，你当时会很感慨，那些做逍遥派的人，肯定在这十年平时……逍遥派除了泡美眉之外，我想大概就是应该看书了吧？他会取得相应的优势，因为500万人，当时的入学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倒过来统计，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十年前的选择是逍遥派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你最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你要积极参加了每次社会运动，你不会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甚至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荒废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放弃了，比如说，结婚了，在农村生孩子了，那个时候就有个痛苦抉择。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很多人，当年没有选择，但他十年后，在回乡的大潮中谈选择。但是那个回乡，那个大潮，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77年和78年能进去的，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因为整个政权在等待一个盟军进来，你进来之后，就会给你最大的、一切的好处。他对你共享这个政权。所以77 年和78年这个点，和你十年后再返乡（是不一样的）。
十年后，返乡的故事我们看过，有一个上海电视连续剧讲返乡青年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艰辛。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读一读写1977的这本书。这些都是现在已经成功的社会精英他在描述1977年。但是，我读的时候却读到另外一个故事。大家看好这些时间点。10月22号的时候是全国范围公布高考，理论上来说，所有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当然有一些小城市，我在这里读到一个云南的小城市，它是到了11月才慢慢得到的。就是说，县里面先得到这个消息，然后传到乡里面，大概要一个月。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谣言，还不相信，因为传言很多。等你相信，离高考就只有20天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在这本书上。他说他知道自己可以高考，完全知道，只有20天了。在20天之后，这是个独木桥，在这个点，能在77年78年，如果能成功地进入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话，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但很奇怪的是，我在书中读到的有一些情节，（翻书），这是谁写的？蔡震（《遥远的高考梦》）。这是一个sample。他说：“……那年的夏天，北京的雨水多。一个雨天的傍晚，亲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10月22号，这是什么时候？是秋天，秋冬。他说那年多雨的夏天得到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写他10月1号的时候，他说10月1号去爬香山，突然在路上公车快要掉下悬崖，他说“我不能死，我还想考大学呢。” 他10月1号的时候已经知道有大学考试了。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但很奇怪的是，很多很多人在8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邓小平决定了（要恢复高考）后面的几天，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会儿成功的，很多的人，他是比大家（多）拥有了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其他人都有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他有再加两个半月的准备时间。
所以，我从这个故事，首先看到的是，选择。如果你是一个1968年的学生，现在前途没有希望，或者是说这个社会要发生巨大变化，你该怎么做？是积极地参加社会呢，还是说，我等一等，我看未来是什么，我是不是选择一个更符合未来的价值。更重要的一个选择是，如果我能从这个信息的最中心获得消息，我甚至比聪明地选择的人都能早两个月时间，而这两个月在整个500万人的竞争中是非常激烈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有人生的选择，有政治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还有一个信息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谈这个事情的，但这个故事还是没有谈透彻，你知道么。应该有人把这个故事写好，因为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影射。我常常想，我就是一个1968到1977年的学生，我坐在云南的一个草堆旁边，我在想我会不会有 1977年，我甚至都不知道1977年存在。我可能再等10年，也可能再等20年。但是如果你能坚信那一天会改变，你所有的决定都不一样了。所以我的理论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你要活得更有效率，我们可能要倒过来活，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假想的点回来，再来判断当今的行为。当今的行为有没有意义，其实，跟当下关系不大。这就是1968年的我。我常常认为我在1968年12月22号，我突然觉得没有前途了，中国不知道哪一天能自由，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自由都会来。但是，历史倒过来看，会告诉我们，有的，1977年有那一天的，只不过你在1968年你不知道。OK，对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怎么做？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演讲，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话。
2、期货和个人选择 （PPT 3/11）
有一个理论叫“期货”，就是“Futures”。“期货”的定义很简单——如果我要知道未来商品的价格，我现在就要做对冲。比如说，未来价格比现在贵，我就去买，然后到时候再卖；如果未来价格我知道，比现在便宜，现在就卖。假设有一天，我给你看到五年后的中国，你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个时间机器，你看到五年之后的网络应用，我想你会成为第二个盖茨，你会有第二个谷歌，也会创造第二个Twitter。”期货“的意思就在于，如果我们万一能知道未来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的，就manner。刚才那个故事其实是关于期货的故事，你是不是知道，当你走向云南、走向新疆、走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1977年的12月你会回到北京，回到大城市的大学，重新进入你梦想的世界，只不过，有准备的人才能过来。另外一个期货的理论，关于教育。我常常说的，大学的教育是四年的教育，它有一个问题，你四年学完之后，你学的那个东西是你四年之后再用，包括研究生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教育的延迟。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学东西，甚至都不能学当下最先进的，因为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技术不一样。比如我们开始学的是汇编，现在还是有意义的，原理还是相通的。但有些不一样，比如说在人文学科，比如新闻学，很多人文学科，在转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学完就没用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新闻系的学生，他学了一切东西，毕业的时候谁都不理他，因为那套东西都过时了。为什么？因为你学的，你要记住，你四年之后才用。你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产业也是有时间差的。比如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我们永远是copycat，是非常简单的。美国有Google我们有百度。我们只要把美国现在的模式立刻拷贝到中国，我们就占有了一个时间差。这个理论想说的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走的全是模仿美国的路，从社会的制度：经济制度、新闻传媒制度，IT产业发展，基本所有的一切，包括各个专业的发展，都是在仿制美国。只不过是美国十年前用，我们跟美国实际是一个时间差。那么，很多人用这个期货理论，非常简单，说OK，如果是一个时间差的话，现在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网络创新，我只要去拷贝就行了。的确，中国互联网发展史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战例，打了个时间差，走这个时间机器。教育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未来，比如五年之后必然要学习到美国，越来越像美国，那么五年之内的中国，我干嘛？我现在还要学，还有个教育延迟，还要学习四年，换句话说，我学东西四年之后才能用。那我现在干嘛？我现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忘掉中国的一切，直接学现在美国，也就是未来的五年中国的东西。因为我是新闻专业的，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你不要管你现在学的美国的客观新闻报道、事实与新闻分开那些东西是不是在中国适用，它一定会适用。等你学完了之后，它已经慢慢开始使用了。你不能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你才开始学，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永远是和我们同辈人在竞争。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朝鲜。假设你是一个朝鲜现在的人，你该怎么办？我觉得最简单、第一重要的是，想办法出国到中国，因为不能出国到美国嘛。中国的一切我都学习。有人说金家王朝在这儿，我没希望。难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金家王朝会永远么？朝鲜一定会有希望的，那么朝鲜的希望它一旦开始的时候，最先富的是哪些人？当然是拥有中国经验的人，和与中国有生意关系的人。永远是这样。我们在后发国家赶超的时候，打的其实是一个时间差。包括个人选择也是一个。所以我就反复跟新闻系的学生说，你千万不要学中国的一切东西。为什么？因为它会落伍的，你直接打时间差，学美国的东西就好了。
还有，台湾1980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我可能会在十月份出一本书，专门讲这个故事。台湾1980年是美丽岛事件。基本上所有现在看到的民进党、国民党的明星人物，很奇怪，你打开1980年那张报纸，他们全部都存在。当时吕秀莲是美丽岛大审的十四个英雄之一。陈水扁、谢长廷都是他们的律师，包括陈文茜，她是律师的助手。而马英九，当年在哈佛大学，写了篇文章，认为美丽岛大审应该尊重罪犯的人权。他还是比较中和的改革派。宋楚瑜当时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他说，美国《新闻周刊》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一定会让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民”，愤怒。跟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李登辉当时是台北市市长，他在抓到首犯的时候说，台北人民很欣慰。很多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物在1980年全部出现了，而从1980年到2000年这转型的20年，可以这么说，没有新人出现。历史并不是永远是平均的，它有时候会有一个重要的基点，你跳下去，就好象坐了一列历史的列车，这是一个不停的，non- stop的，直接从1980年开到了2000年。就好象当你在1977年、1978年跳到高考的时候，和你未来几年再回乡的时候，那个选择的重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机会什么时候不晚？IT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选择不同的口，是不一样的。但我不熟悉IT，（我）熟悉社会和政治。我想说的是1980年，当很多人，懵懂的时候，但有些人他非常清晰地知道时代的变动，然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好象让他们坐上了一个non-stop的车子，直接到了2000 年，中间没有新人出现。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是很奇怪的，对吧，这个和我们想象的历史是不一样。
我们回到个人选择。基本上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用期货理论，我们要对时代的发展敏感。因为敏感了，知道方向了，我们现在选择才更理性。
3、互联网给我们的机会 （PPT 4/11）
中国两千年这种漫长的、非民主的传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非常稳定？我们很多人一直认为是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全世界最健康的一个系统。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在乡下，你哪怕什么钱都没有，你只要能中秀才、中举人，到北京如果被皇帝钦点，你就可能成为某个省的省长。科举考试，也没有两千年，从汉代开始。它是一个神话，它说任何人，不分贵贱，只要你读书，不管你背景，你家里再穷都没有关系，只要你通过全国的标准考试，还不是各个省不一样的，是全国的标准考试，你就能在一个八股的标准下，得到重用并且选择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真的是统治阶级。很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来的。所以想一想，这叫什么？现代社会叫政治流动性。在一个漫长的封建传统中很多穷人还是有希望的——唯有读书高，只要我读书，就有机会成为统治者。这希望即便在革命、起义的时候很多人内心还是有的。所以这就是读书人一千多年来的希望。所以读书人一千多年来，都和这个政权牢牢地在一起，没有推翻他，为什么？他觉得只要我努力，就有希望。这是一个“中国梦”。如果我们说“美国梦”是平等梦的话。这是一个“中国梦”。但是，清王朝最后莫名其妙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的意思就是说，你让陈独秀啊，你让毛泽东啊，这些本来能考状元，成为统治阶级的人，你把他推向了你的反面。他读半天书，最后，没用，他又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所以他的智商用在哪儿啊？他当然要革命。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切断了穷人、地方精英上升的道路，你就把这些精英推向了你的反面。而这就是你快完蛋的开始。所以为什么科举结束之后很快就是革命。68年结束高考之后，76年这个政权就灭亡了。千万不要切断普通人的流动之路，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流动性，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希望。否则的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多人也在骂娘，但是他就不愿意走，为什么？他觉得我只要考试，我还是能成为状元，我还是能成为省长的。
1998年大部分城市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IT的浪潮。很多创业的，setup开始，这个故事我不说，我想大家很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2000年开始全国性的媒体扩张，比如说，上海文广集团，南方有南方报业集团、广州日报集团，我们这边有北京集团，以及光明日报集团。集团化，整个媒体在扩张，他需要人，他不可以从新闻学院走，因为新闻学学的都是垃圾没有办法上手，所以他马上就转到了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以及很多的网友都变成了媒体人的原因。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我是01年的时候，被《华夏时报》变成评论员的。没有任何挑选，没有任何说我需要考试的，他说你在网上写文章挺好的你过来写下吧。我是莫名其妙成了评论员。第二年我就成了《21世纪环球报道》驻北京的负责人，第三年我就成了战地记者，然后去了纽约时报。互联网在这个时候，往往起到了取代古代科举的作用。比如说佐拉（@zuola），一个卖菜的，他考试又不想考，他是属于标准的我们说的农村社会精英，年轻人。但是因为互联网，他获得了全国的话语权力。互联网起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觉得互联网给了我们希望，这个希望在于我们社会阶层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提升，在于你从小城市（起步）。比如说一开始，98年的时候我还在无锡，我是总台先生，所有人来了我就说 “Welcome to my hotel.”我很enjoy那个时候，但是那时想不到未来，因为我没有未来，我当时想如果我成为无锡市接待部门的年度冠军我大概就很happy了。我没有想象力，我不知道省城的世界、北京、甚至Boston，我未来去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因为我看不到那个世界，甚至我就觉得那个世界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一天都没有出国梦。真的。一天都没有。在我在无锡的时候。但是互联网不一样。我上了互联网之后我就改名叫“安替”。我原来叫“赵静”，“安静”的“静”，一看就是个没有希望的名字。（大家笑）我改了名字之后就发现你很容易在网上成为全国的著名网友，你很容易被北京一家媒体pick up出来。这就是一个流动性。Recruitment就是招聘，他能成功地通过这样的招聘的方式把网民，地方的网民，一定要注意“地方的”，你没有希望能跟京城，metropolis，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共享资源的，那些小城市的甚至县一级的网民。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言论，比如说写一篇文章，获得全国性媒体（的关注），你写得很好然后就把你招，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一点，举人的故事（的感觉）？你考试，中秀才，用一篇文章，甚至你是批评政府，都没关系，这篇文章都能让你得到一个（机会）。这个故事天天在发生，每天都有很多人星夜兼程地去北京，为什么？媒体录用。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然后，04年博客开始，05年新浪博客名人博客炒热，把博客变得主流化。这个（概念）是叫column syndicate，在中国是没有 syndicate（将作品向多家媒体供稿）的，它的意思是全国性的专栏。中国除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外，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地方媒体。但是，博客它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专栏，所以让很多名人或言论者，包括像连岳这样的，拥有了全国的发言地位。这是在历史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它超越了传统媒体的作用。
然后09年Twitter开始因为央视那把大火，大家开始觉得Twitter非常重要。2010年初的时候，新浪微博开始炒热这个概念，也成为主流。这个在后面讲，我认为它是第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平台，非常重要。
信息会带来有些规则的改变。比如说，人肉翻墙。我的好朋友李笑来同学，现在做一门生意。他（帮助）最优秀的高中生直接去美国的名校读书。还能有奖学金。我们常常想，我们高考状元现在已经开始想去香港（的）大学读书，或者去台湾了。跟现在笑来同学，以及背后那些90后的女生们、男生们，他们想更不一样的规则，我干脆不上你的大学，我上完高中，用在高中的成绩直接上耶鲁、上哈佛，上所有的名校，而且我还能拿到每年五万美元的奖学金，全奖。他们做的这个事情，高中不需要有什么成绩的，你不需要，只需要按规则走。这个规则怎么走？总会有人发现这个规则。这个是人肉翻墙的东西。比如说，还有我。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国梦的，以前，在苏州的时候，甚至我都没有记者梦，后来我去了哈佛，读了这个Nieman Fellowship，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奖学金，每年有 12个记者可以获得。之前还有一个三月的Cambridge的奖学金，这一下子让我拥有了这些名校的资源。你说，记者，这条路在哪里？其实很多，每个月在全世界各个名校都给记者和NGO开这样的奖学金。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对吗？这条路在哪里？——在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一切，所以你会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游戏规则在迅速地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现在）都不怎么走（了）。比如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要看外电，得从新华社走，现在还看什么外电，我直接上网就可以了，甚至Twitter更是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的变化。
4、然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PPT 5/11）
有很多研究讨论互联网到底能改变中国么，是不是能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我想说的是，第一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要太乐观。我觉得没有改变，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第二点，但是它对人获取信息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文是mindset，影响非常大。很简单的道理，从98年上网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2年了，在座的都是网民吧。如果你是网民，你肯定享有这三种特点：第一点，你会认为言论自由不是一个特权，它不是一个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特别是在网上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你自己由生俱来的，如果别人不让你说，是他剥夺了你的自由，你的言论自由不需要别人给你，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五毛都在说，“西方的民主”，对吗？“民主什么时候开始改革”、“民主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认为投票是我们天生的权利，但是包括五毛党他都认为我有五毛发言的权利。为什么？五毛也需要言论自由啊。比如在一些右派论坛，见到五毛删一个，他跳脚，为什么？他认为言论自由和ideology没有关系，言论自由跟你是右派左派都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就是天生的。我支持中共也有言论自由。很多愤青反日，你不给他反日他就会跳，为什么？你破坏了他言论自由。这两年你知道在争论中，有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分。但有时候民族主义者更需要言论自由。你说什么都给你毙掉，我的民众在流血啊，很多民众这么想。所以，我们头一次发现，不管你是什么派别，我们开始觉得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而不是特权，不是privilege。给你一个照片，我一定要全版，我不要马赛克；如果你有三个，我要全套；比如你有一篇文章，我要不删节版的。对吗？你没发觉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在扉页上写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删节，你不大会买，你会买括号里写“全版”的。为什么？哪怕里面dirty，或者是有pornography，或者是反动，没关系，我已经有阅读主权了。我可以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垃圾，因为我觉得我是成年人。阅读主权是互联网时代网民的特点。这段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跟censor是相反的。
第三个，参与式民主诉求。什么叫参与式民主诉求？比如说，今天要干嘛，我要马上开一个互联网投票，我要马上投票，这叫参与式民主。 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当下性讨论、参与。所以跟真正的西方民主整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是不一样的。我选一个代表，他在一年、两年，四年中代表我的权利。参与式不一样，我不是一年选一次，是每分钟我都想选。所以说有人把这种成为Facebook民主。这个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会发现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所谓互联网民意。互联网民意就是公众希望对公共事务马上发言、马上表态、马上投票。但它有一个坏处，它给你迷幻。参与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基石。参与式民主可以永远在一个专制国家存在。只要它不给你真正的立法权。而立法权一定是靠代议制民主。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这十年获得的网民的特质，多么的不完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三个特点：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不是特权、信息有阅读主权、有参与式民主诉求。你会发现，我们把它叫做网民特性。我刚才说了媒体因为它的雇佣，2000年雇佣了大拨网民。现在80%以上的媒体工作人员都是网民了，所以媒体最容易同情这三种诉求。政客、官员还没有，除了伍皓。伍皓是网民，虽然他怪怪的，很多人跟王小山也在（讨论），但你要承认这是一个怪怪的官员，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官员，他是一个网民官员。我想说的是，他至少不会那么得像其他官员一样做以前的事，因为他已经开始理解，他的读者，有这三种东西。比如说他竟然会藏头诗，蛮厉害的，其实他还是在对话的，他不是说王小山，我把你删掉，他还是说要参与的，他认同这个。十年之后，是不是连官员都是网民了？所有的人都上网。他当然有可能继续是威权，但你会发现这三个性质，对每个人的 mindset的变化，以及对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变化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想，注意一点，就是说，互联网怎么改变中国不是改变了这个结构本身，而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大家有了这三点基础，这基础可能是我们未来中国社会变动的、需要一代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5、Twitter的特点 （PPT 6/11）
我刚才一直说Twitter是公共平台。大家都应该知道Twitter有公开的API，这是它不死的原因，你封不掉它。你封了它以后，别人可以 open API application再建一个东西， 比如“推特中文圈”啊这些。所以说，基本上Twitter是封不死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它follow和unfollow的机制。有什么好处？我以前02年的时候，每天上午下午各要打开二三十个中文网站，为什么？因为做媒体，我要浏览。但是到了博客时代，我不打开网站了，我用RSS Feed，像Google Reader这些东西，我用的不是Google Reader，但是是Feed，那个也是看不下来的，对吗？Twitter不一样，Twitter时代我现在除了一个FT（《Financial Times》），我觉得 FT很酷，我连《纽约时报》都不读了。没什么，因为我订了800个人的Twitter，而且我每个都看。我觉得800个人对我来说是最贴近我的知识咨询团、是我的亲友团。他们每天都会告诉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基本上不会漏掉任何信息，我反而从中间再处理信息、加工信息。有人说我follow的全是政治信息，是吵架。那不对，那是你没有follow对，如果你follow得巧，就跟你量身定做的信息衣服一样。这就是一种“云智慧“，别人能给你源源不断的推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在RSS里。Blog时代的阅读缺点是你只能越看越深、越看越专，越看越闭塞。比如说我要看一个专业，我往往订阅了关键字，到最后，你可能这个关键字所有的都知道了之后，关键字之外的所有的外因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时间看其他东西。1.0的阅读非常大的缺点是，它和我们的报纸阅读是两回事，很多东西我只是扫一眼。Taobao.com和一个书店，比如三联。为什么淘宝取代不了三联？也是这个道理。淘宝我怎么买书？我买一个关键字。三联不一样，我走到那个地方，我跟大家都能享受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推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我能有更多的推荐，我不需要自己找。第二点，我跟第二个进来的人我们能共享知识，能看同样的书。你知道，在社会中我们能看同样的书，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啊。我们叫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共同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共享一些事情，我们一起上一个大学，我们一起看一本书。所以淘宝不能取代三联书店的原因就是它不能提供这个东西。我以为这也是博客的命运。但是Twitter不一样，Twitter就有三联书店的那种意思了。我每天坐在那儿，800个人就跟我说了，诶你要看这个，你要看那个，而且这800个人是我欣赏是我羡慕是我嫉妒的这800个人。他们给我的东西是我最想知道的，甚至比三联书店给我推荐的还好。所以2.0时代的这种云智慧，它可能会真正开始取代三联传统书店的那个东西，真的是。这才完整地解决了电子阅读以前碰到的专业方向、关键字的问题。
第三个是mention (Twitter语法：@somebody)。所有mention我的，我能通过mention瞬间看到。所以说对方，不管是谁，只要他上Twitter，我骂他，我只要把他“@”写上去，他都能看到，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精英的那种金字塔结构。比如传统的名人，你要见他，可能要见他经纪人，在Twitter上不是，你只要@他就行了。 所以它拉近了（距离），是建立直接对话的过程。直接对话建立了，就取消了很多中间商，中间赚钱的那些人。比如很多经纪人，他赚的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你见不到名人你给我点钱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发表到媒体，来你给我，我跟媒体交往，我帮你发表，但是你上推特这些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那个记者就行了。 当然你说记者，中国、外国记者的地图在哪里找？放心我很快就会做一个给大家。然后回到140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140个英文的Tweet，140个字母是不一样的。人家140个字母是20个单词，基本上是一句话。我们这个140个字是一段话，一个故事，是一个话痨都可以说的故事。所以140字，我大概算了一下，有三倍英文的信息量，所以它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式（xxx RT @XXX: xxxxx RT @XXXX: xxxx http://is.gd/zzzzz ）——你说的话转这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再转那个人说的话，最后还有一个电子链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开始把这个东西当成BBS了，竟然开始辩论了。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的reference，有这个reference chain，这是一个指向链，你就可以辩论。它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没有任何言论审查的BBS，这个是中国人到现在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没有审查的世界，终于在Twitter，莫名其妙的一个历史时空我们有了。如果我们说英文还不行。英文说实话讨论不了。英文说什么事儿都要两个推，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有很长的140字。这是历史、上帝、Twitter公司、Jack给了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没有言论审查的公共讨论政治平台，和言论平台，这个作用我待会儿讲，非常之重要。
第四点，中文推的特点，我想说的是，我要借用我的好朋友胡泳教授的一个观点。我这里有三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论语》，一本《圣经》，这些东西，比如说圣经，它是传道书，还有这些诗篇。你会发现那个话很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要唱出来，所以是“谣”，谣言的谣。要唱的谣，比如说开门迎闯王啊这种，这就是”谣“。胡泳老师说，中国Twitter的时代是回复到了”谣“时代，谣言时代、传谣时代。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即Rumor As [...]

《他们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专访林培瑞》（完整版、足本）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 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 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 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而他自己在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顶级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 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同时还是相声大师侯宝 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 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他会让你觉得至少在语言领域里绝对是 有常人望尘莫及的天才。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 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 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 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他前来参加普林斯顿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与会间隙，本刊记者得以 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地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 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几分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为之梦魂萦绕的中国好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 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纪录八十 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 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 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在21年前，他把方励之和李淑贤带到美国使馆避难。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 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维下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 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 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 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于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林培瑞访谈：
一、 韩寒和王朔
石扉客：您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 期，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勾连？
林培瑞：首 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 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什么“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 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 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 儿，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 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 从20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石 扉客：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80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我 先认识他的作品，后认识他的人。1979年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后来我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 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0 年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 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 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的最深印象是在200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 在分析2004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 遍？” 这问题是问到点子上，极好。
石扉客：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 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八零后青年？
林培瑞：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 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 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 而且人很聪明。
石扉客：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按照《时代周刊》的报导，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 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 [...]

屈指数来，从事评论生涯已经10来年了，有意思的是，从一开始，我的评论生涯就是双面的，既在传统媒体上发文，也在网络平台上发帖，因缘际会，不仅 开了网友办报的先河，10余年来始终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也在网络上一路走来，经历了由BBS而博客，再到如今的微博客（Twitter）的网络评 论生涯。
当我应聘为《华夏时报》的评论部主任时，尚未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过一天（此前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做编辑），甚至一共也没有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但是，作为 一名网络中的评论人或者说跟帖手，已经给不少论坛留下过足迹。受命组建评论部，我立刻就将目光投向了网络，试图从中招兵买马。
很快，以网友为主体的《华夏时报》评论部组建了起来：西祠胡同“锐思评论”斑竹安替、《中国》网刊主编时寒冰、万科论坛“思想评论”斑竹秋风、中青论坛 “麻辣烫”斑竹魔鬼教官、西祠胡同“思想的境界”斑竹柴子文等一干网络活跃人士聚集到了一起，负责《华夏时报》每日两个版面——新闻分析和每日评论，以及 社评的撰写和编辑。有人戏称，这是自有网络以来首个网友办报团伙，而许多传统媒体人士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些半路出家的网友们。
因为没有编辑审核，在网络上发表观点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对于尚不习惯网络环境的受众而言，难免晕头转向，进而心生厌倦乃至退 意。好处则是敏感、尖锐、敢于突破既有的限制，相比起传统媒体上那些四平八稳、一咏三叹的老式文章来说，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也蕴涵更多的知识量，年轻好学 同时又熟悉网络的新一代读者，更喜爱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因此，如何发扬网络表达的优点，而避免其弱点，就成为我们这个网友团队能否做出点样子的关键，好 在大家本属网友，很容易就将匿名社区的论辩风格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所谓评论部其实也就是俱乐部，在成天无休止的讨论乃至争吵中，一篇篇稚嫩但同时又不无敏 锐、鲜活的文章被炮制了出来。
如今，近10年过去了，这个团队的几乎所有人依旧活跃在当代中国的评论舞台上，这足以证明，网友介入平面媒体并非没有生命力。相反，自那以后，由网络而平 面，由线上而线下，成为许多新锐媒体人的共同轨迹。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也表明，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无 论是内容还是人员，都持续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
在网络时代一开始，许多评论人都学会了身兼两职，既在平面媒体发稿，也在网络上发帖。早期这么做最成功的可能要算是中青论坛青年话题的斑竹李方了。李方既 是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受欢迎的评论人，同时又在青年话题上以斑竹日记的名义发帖，左右逢源，帖子点击率之高，青年话题论坛人气之旺，一时无两。
但是，这样的双重状态很快就由早期的左右逢源变为了左右为难。2002-2004年间，我最喜欢去的BBS是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很快我就发现，由于平面 媒体的题材和尺度所限，就算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平面媒体作品，在这里也很难得到反响，相反，只有那些紧贴网络热点和论坛趣味，同时比较尖锐敢言的帖子，才会 受到一定的关注，这表明，就在网络言论空间诞生后没几年，在平面媒体的“建设性”要求和更开放的网络言论尺度之间，已然呈现出了相当的落差。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何适应这一落差，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味追求尺度，则可能有不少文章难以发表，如果以发表为优先，在网络上则少人问津。也正是 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网络传播工具博客随着木子美的横空出世，大行其道了起来，许多评论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工具。博客的特性给了那些不愿意舍弃网络话语尺 度的评论人“一鱼两吃”的可能：在博客中发布全本，而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经过编辑删节的“洁本”，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既兼顾了平面发表后再经商业 网络转载的影响力，又保留了网络话语尺度的锐利，因此广为流行。
但是， “一鱼两吃”也有内在的张力。尽管传统媒体与网络空间之间有互动，但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落差，这种落差首先体现在题材上，相当多的题材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加 以讨论；其次，也体现在话语方式上，时评比之杂文固然更加言之有物，但在所谓“建设性”的旗号之下，也越来越沦为平庸的重复。但是，相对而言，在影响力 上，传统媒体依旧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传统媒体，不仅本身拥有相当的固定读者，更与门户网站有着固定合作，一经转载，受 众面更有巨大的放量，选择以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对于自身影响力的放大更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以平面为主还是以网络为主，就成为了影响力和尺度之间的一 种权衡。
不少出自网络的评论人，刚开始尚能两头兼顾，渐渐地，或许是稿约甚多，又或许是兴趣转移，就将重心放在了传统媒体上，而逐渐淡化了网络写作和论战。即使没 有彻底放弃的话，如我的朋友秋风、孤云、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人，渐渐地，个人博客成为了存放已发表文章的平台而已。也有些人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如曾经与 秋风同在一个评论部的安替，就将网络写作和论战放在了更为优先的位置，成绩也很显著，其个人博客获得了德国之声的博客大奖，由其担任发行人的国政刊物《纵 横》也有相当的订阅量和不俗的影响力。
其实，选择以网络写作为优先并不意味着放弃平面媒体，而只是一种优先顺序，意味着更看重话语尺度的保持，也更看重基于网络空间的敏感、尖锐，更看重依托网 络空间的突破。以我为例，从2004年开始，就更多地以网络为优先的评论平台，从2006年开始，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设在牛博网的博客之上，而较少直接为 平面媒体写作，当然，也有相当的博文经过编辑加工后，得以在传统媒体发表。
相对于平面媒体，在一开始，个人博客会在传播上遭遇到瓶颈，但博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在博主和读者之间建立较强的联系，形成一种可以积累的传播关 系。对于评论人而言，博客还提供了一个沿时间线而积累的脉络，可以供人检验其评论水准，因此，对于评论人而言，开设个人博客也是一种有效传播。著名专栏作 者连岳在牛博网开设的博客，很轻易地就过了千万点击，更不用说韩寒在新浪开设的博客了。
随着Twitter这样的工具的出现，评论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拉近了，如果说个人博客还像是一本私人杂志的话，Twitter更像是一家私人电台， 这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传播网络，可以在瞬时间将观点传播放大无数倍，简直就是评论人的天然扩音器，很难割舍。自去年以来，Twitter已经成为了我的 第一网络平台，取代了此前的博客空间。相当多的文章都是首先在微博客上讨论和引起反响后，再发表于博客和平面媒体。
当然，限于140字的字数，微博客并不能彻底替代文章。此外，网络话语空间与传统媒体仍将并存下去，对一个评论人而言，接下来很可能要同时辗转于三个空 间，既要在微博客上零距离地接触与传播，又要在博客里以较为完整的方式表达观点，同时还要尽量通过传统媒体向全社会传达意见。短短10数年间，我的评论生 涯就在上线下线中完成，而当代中国的评论空间，也由曾经的一维，成为了如今的三维并存。

raysource下载 萧瀚传知行《不合作精神和公民社会》讲座音频 下载

raysource网盘下载：戴晴传知行讲座音频下载
主要内容是介绍戴晴老师的新书《张东荪和他的时代——在如来佛掌中》以及相关情况。
有文字稿的请提供给我们~

众声喧哗之后 ──范云访谈
试着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数千名学生在广场上鼓噪、抗 争，喧嚣四起，转移阵地时警方和学生四处流窜、追打。整个场面庞大而随时可能失控。另方面繁杂的校际会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政府应对决策朝夕变动不已，新 闻媒体随时波动着广场上群众的情绪，不解、责备、猜忌笼罩整个主导团队。他们没有退路，而前方充满未知。在这样庞杂而纷扰的场面中，一名年轻女子昂然而 立，她坚毅地扛起整个广场、整个时代。
那是现场的总指挥、是台大学生会的会长，她是范云。
一九八六年范云自北一女毕业，进入台大社会系。当时正值八零 年代学运酝酿期的末期，台大校园内的改革风气逐渐确立，李文忠事件将浪潮推至顶峰。她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下加入台大改革派社团──大陆研究社，开始学习台湾 史、阅读马克思，接受学运经验的装备。不久后投入一连串的台大改革运动中，当选台大学生会会长，组织校际串联，推动大学法改革及国会改造议题等运动，最后 成功地在野百合学运时掀起波澜，以学生之姿写下台湾民主改革的历史。
台大社研所毕业后，范云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 位。归国后投身中研院，近年则回到台大社会系担任助理教授，同时身兼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长，秉持着年少时的理想，以学术工作者的身分持续关注台湾的社会 议题。
而她当年究竟为何会投入学运工作中？期间的心路历程为何？对 于现代的学运工作者抱持着怎样的看法？以及，她如何看待在众声喧哗之后，当年这些学运工作者所走上的不同道路？
那个傍晚，我们在范教授位于台大社会系馆的办公室里，谈起了 这段漫长的故事。
在意识与实体的高墙内

八零年代初期是相当动荡不安的一段时光，台湾社会纷扰四起，党 外份子四处奔走，资讯也逐渐开放，不少青少年已经挣脱党国教育的钳制，受到各种思潮启蒙。然而范云老师成长在保守的外省家庭，高中时又就读相对保守的北一 女中，思想与实体的高墙使她与外界断裂，懵懂地度过了这段青春期。谈及那段思想封闭的时光，她这么说道──

念高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台大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是个资讯封 闭的年代，电视只有三台，那样的新闻也不会上报纸。我记得我高中刚毕业，知道自己考上台大后就特别注意台大的新闻。那时候刚好李文忠被退学，引起他在母亲 节的时候在傅钟前绝食，那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件。当时电视台还做了一个六十分钟的深入报导，访问到一个台大学生，他说，「也许他的案子很值得同情，但一个 学生如果成绩念到许多科都是零分，那他也许就称不上是一个学生了」。那次事件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觉得有一个庞大而未知的东西在那里，激起了一个基本的好 奇心。
其实当时早就已经有许多党外活动在运作，但高中的时候资讯匮 乏，封闭在校园里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些什么事。当时只算是半个文艺青年，喜欢编编毕业纪念册、看校刊，读一些文学性的东西。不真正理解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 么。
当时也没什么机会阅读到党外杂志。因为我在一个外省家庭长 大，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们党外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忠党爱国。所以高中以前对政治的观念还是局限在一个党国的教育下。也许基于青年的热血，我会对一些 事情表达关心，但无法理解事件的实质是什么。
那个时候唯一特别的行动，大概就顶多是每年和同学约好一起去 运动场听罗大佑唱一些带有禁忌色彩的歌；但隔天早上又一起到总统府前面升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一点想反叛，但也没有真正做些什么，有一点想知道，但也 没真正知道什么。可能就单纯得有点像《色，戒》里头那些热血青年的影子，觉得有一天可以报效国家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事。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相当素朴、对政治没 什么理解能力。
甚至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曾经想要入党，但可能成绩太差吧， 也没有人想要来找我。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那是一个龙蛇杂处、乱七八糟的班级。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一个教官冲进我们班上，对着大家 说：「教官今天才发现，你们班是北一女全校唯一没有国民党党员的班级。教官真是为此感到相当的难过与耻辱，你们赶紧好好反省，为什么没有半个同学入党？」 讲完之后还说：「待会如果有人想入党的话，欢迎下课就来找教官。」那时候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形式。虽然当时心里是有点想入党的，因为总觉得入党也是一 种报效国家的方式。但教官这种强迫的形式就是令人反感，而且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没人入党是个「耻辱」。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入党了。当时北一女的资讯短缺，加 上又是个女校，相对于男校是较为保守封闭，而且教官还会对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从这些事情里你大概可以想像当时的氛围。
我还记得那时候二年级，还在自然组。全校开「党员大会」的时 候，班上许多党员就会消失，剩下的人留在班上自习。北一女有没有党社我不知道，但事实上，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党可以拥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甚至公然挪用上 课时间让这些党员去开会，而剩下的人却在自习，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后来台大的校园改革运动中，「要求国民党退出校园」也是很重 要的一个诉求点。进了台大，接受过一些政治思想上的洗礼之后，当然我就不再想加入国民党了。当时有许多同学都是党员，甚至我们学运的参与者也都领有党证， 我还记得我大四的时候担任学生会长，还发起过一个「一人拉十人，有志青年来退党」的活动，在校门口烧党证。那时候孙大千还很生气地要学校党部先一步开除这 些烧党证的同学。我的意思是，在那样的体制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在高中的时候可能迷迷糊糊地就因此入党。
那个黄昏，第一次听到美丽岛的 歌声

我入迷般地忘了回家的匆忙，听着与看着这些有著成熟却又略带纯 真眼神的学生们轮番控诉大学的不义，他们慷慨激昂的热情与条理分明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十八岁的我。刹那间，我仿佛感受到了小时后阅读《未央歌》时，所 向往的那个代表着青年理想主义的大学氛围。这就是了，这就是我来大学的目的，我在心底呼喊着。我感到相当兴奋。所有陈腐的、教条的、不公不义的，都会被批 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确不同。
很快地，演讲会到了尽头，两位同学拿出了吉他，介绍即将演唱的 一首歌。叫做〈美丽岛〉，他们说。 「美──丽──岛」，成长在戒严时代，受到党国驯化教育的我，听到美丽岛这三个字好像触了电似地，联想到儿时记忆中的美丽岛事件。我有些感叹，更多的是不 解──为什么这些充满了正义感与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会和「台独」挂上边呢？奇怪的是，当我开始听他们吟唱起这首叫做美丽岛的歌时，我却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它悠 扬的旋律以及动人的歌词。从此，「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这几句像童年乡土般温暖的词句，就留在了我的心版上。
如果当初没有刚好在那个黄昏，走过台大校门口，如果没有在那个 黄昏，听到美丽岛的歌声。我，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我呢？
──范云〈那个黄 昏，第一次听到美丽岛的歌声〉（2007）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清楚感受到了范云老师初入台大时所受到的思 [...]

上文的这位“怕国粪青”我们还要继续解剖下去。此人中间还喷了一段什么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地缘政治说不清楚之类的，这段话翻译成大家能听懂的语言，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你现在说的这些问题吧我也不懂，但是这个话题有相当的深度，一般人他都搞不懂。鉴于你不是专家教授领导，没上过百家讲坛，没混过社科院，没在外交部发过言，更没进过中南海，所以你丫也就是个普通人，没有发言权。归根结底，还是要请你闭嘴。
在中国谈论政治好像还要讲资格，有时你不过是疑问一下为什么南京的立交桥刚建完没几年又要拆掉挖隧道，为什么这么个屁大的城市有12个副市长，下面的人都会回复你说“你不在国家领导的位置上，不明白他们的考量”。好家伙，看来中国的一切事情都只有那几个老头说了算，咱们这些屁民只有乖乖听话的份了。不过想想也是，在国外已经普遍实行官员财产公示的情况下，我国人民连自己政府的公款吃喝支出都整不明白；国外的政府办公楼破得像公共厕所，市民想进就进，咱这边是卫兵神圣不可侵犯，你想找领导还不如去夜总会门口蹲点；国外哪位议员对什么法案投了什么票，我在中国都能搞得一清二楚，咱的人大代表要是不主动说出来，你都不知道丫原来从来都没投过反对票。政治在中国还真有那么一点神秘主义的色彩，总之是好大一盘棋，谁也说不清。
咱们的粪青也乐于被蒙在鼓里，让下棋的人决定他们的命运，有鉴于此，真到讨论起政治问题的时候，他们顿时发现自己文化水平严重不足，这时要怎么办呢？很简单，提高发言的门槛。假设你的水平是10，他的水平是1，本来他远不如你，这时候他突然告诉你说讨论这个话题至少需要10000的战斗力。这下好了，你俩都变傻逼了，既然都是傻逼还分什么彼此，所以说他没输，你也没赢。经常是你在那边旁征博引的时候，粪青同志不动如山的来一句：“你怎么知道你看的书里写的就是真的？”顿时把你给噎着了。这倒还算好的，功底扎实的人还应付得来，只不过以对方的智商可能解释起来要费一番功夫。更狠的是把科学问题玄学化，摆出一副哲学家派头的：“历史没有真相。”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你说的全是假的，是不可靠的，一句话就给你全否定了。只要是关于历史的辩论，这招可以由任何人在任何话题里发动，简直就是智障的大杀器，文盲的万金油吗。
还有一种人会非常怜悯的说你先是被中国人洗脑，之后被外国人洗脑，反正就是不跟你就事论事。其实“洗脑”这个词不能随便乱用的，它有三个典型特征。一是长期性，几十年如一日的给你灌输，谎言重复千遍，自然变成真理；二是强制性，不给我洗，看你丫怎么考研；三是隔绝性，洗脑的同时还要防止你接触外界的信息。话说到这份上，究竟谁在洗脑、谁在被洗，应该连爱国青年的智商都能想得明白了吧？

投资圈流传一些淘宝的数据，分享出来看看：
淘宝2009年日均搜索量是1亿次，每日产生的竞价排名收入是500万人民币。2009年收入是3亿美金，其中竞价排名的比例是85%，其余是品牌广告，利润率10%。对比一下，百度在2009年收入是6.5亿，利润率36%。
预计淘宝2010年收入会到6亿美金。由于淘宝跟百度的收入模式都是竞价排名这一类，估计其利润率也跟百度类似在40%左右，于是得出淘宝2010年利润 2.5亿美金。投行给的市盈率（PE）是50倍，估值为110亿美金。对比一下，预计百度2010年收入和利润都增长60%到10亿和3.6亿（考虑了 Google撤退的因素，百度2009年增长仅40%），目前市值220亿，PE就是60倍。
再考虑增长速度的因素，淘宝2010年预计增长100%，PEG就是0.5，百度2010年增长60%，PEG是1。
我的疑问是：既然淘宝跟百度都是类竞价排名收入模式，并且分别在搜索和网络购物这两个领域占有七成的份额，那么为什么给淘宝的PE和PEG是50和0.5，而给百度的是60和1呢？百度明显要高。淘宝为何不如百度高，这是探讨的重点。
第一，淘宝是电子商务概念，百度是搜索概念。搜索很成熟，大家都有信心，因为有Google。电子商务虽然也很成熟，但淘宝的模式独特，B2C老大亚马逊赚分销商差价，C2C老大eBay赚入场费和交易佣金，但淘宝赚的是广告费。也正因为淘宝赚的是广告费，所以才据此评估：淘宝和百度的利润率该差不多。
这里有了一个对淘宝不利的原因：这个新模式跨越电子商务和搜索，亚马逊、eBay、Google都难以作为参考坐标。于是有风险。
尤其近年来中国的B2C网站比如京东等增长迅猛，这让很多人猜测，中国也许会重演在美国的历史：eBay早两年比亚马逊风光，可现在亚马逊比eBay风光。亚马逊的优势是供应链根基牢靠，自循环，用户放心。 eBay的劣势是打假的难度大，小卖家的产品和服务品质参差不齐，同志们确实不放心。所以亚马逊2009年增长近30%，市盈率70倍；而eBay基本无增长，市盈率只有15。
第二，就算淘宝跟百度都同样是靠竞价排名，二者所处理的信息来源也不一样。百度处理的都是第三方网站信息，用户点击广告之后就出去了；淘宝处理的都是自己网站上的信息，用户点击之后还是在淘宝网上。区别就出来了：百度索引整个互联网信息，淘宝吸引商家到自己地盘上贡献内容，然后只索引这些自有信息。随着大量卖家“出淘”，也就是离开淘宝自建独立店，以及京东等B2C网站的发展，淘宝能索引的信息能否顺畅的扩大或者在整个购物信息的盘子里占据垄断的份额，就是个大问题。既然扩展性存疑，那么增长率和PE值都存疑。
于是，就能理解淘宝的动作了。吸引一大帮第三方软件、物流等企业来共同为卖家服务，以防止出逃。尤其还为其搭建上下游体系，比如把供货商、分销商也拉进来，比如把群众对产品的点评也融进来，比如还做出免费的财务软件给你用，目的也无非是：连坐，让你出逃成本加大。
打个比方：百度是矛，依靠搜索引擎来穿透；淘宝是盾，依靠体系建设来筑城。淘宝的城越大，百度矛所能穿透的空间就越小，淘宝的城所不能容纳的，就都是百度矛的田地。
这个竞争关系也类似于Facebook和Google。 Facebook依靠人际关系来连坐、筑城，把Google屏蔽在外面。Facebook越强大，Google的空间就相对越小。而如果Facebook 推出能覆盖自有信息的搜索引擎，对于Google就是一个极大的威慑。这个关系，也同样类似于QQ和百度。
同样，Google和百度所乐于见到的，就是Twitter、MySpace、京东、开心网冒出来，去抗衡Facebook、淘宝、QQ，不让它们独大、垄断。
在这一场割据战中，我支持的态度是：谁更能体现互联网的本质，谁就能最终胜出。互联网的本质是互联，也就是开放。所以搜索引擎作为矛的地位是具有先天优势的，因为其天然动力就是去不断加强互联网的开放属性；一个生态体系作为盾的地位是具有先天弱势的，因为其天然动力是去围墙、筑城。
关键是，Facebook、淘宝可以选择另一种形式的开放，那么Google和百度等对手就吃紧了。Facebook是做开放平台，和第三方网站分享自己的用户和数据，那么Facebook的城市空间就会逐渐膨胀以至于遍布全网络。淘宝也期望做到和第三方网站分享用户和数据，比如最近阿里集团旗下 PHPWind的免费建站程序就能自动导入淘宝的卖家资源；更甚至淘宝也可以对京东商城等对手开放，让流量也能在竞价排名的机制下流入京东店铺，那么“大淘宝”就真的可能非常之“大”。
如果Facebook、淘宝们都完全执行如上的开放战略，那么它们和Google、百度的竞争就不再是开放与否的思路之间的竞争，而是所处战略位置不同的公司之间的竞争。Google、百度圈信息，而Facebook、淘宝通过圈人、圈企业来圈信息。信息是人和企业创造的，主动权自然在Facebook、淘宝这里。
最后讲一个八卦作为结束语。
一个月前跟校内网创始人王兴等人探讨：Facebook在2009年收入6亿，二级市场的估值200亿，到底值不值得买？大家的意见一致：够便宜，值得买。
第一，论收入，Facebook跟百度差不多。连百度都值220亿，Facebook怎么会连百度都不如？
第二，论站位，Facebook跟 QQ差不多，圈的是人，自成体系牢不可破。连QQ都值400亿，Facebook怎么会连QQ都不如？
对于互联网的趋势，我还是支持这个看法：利用社交关系圈住人，利用商务链条圈住企业，然后开放，巩固核心的关系链条，再间接的控制人和企业发出的信息。谁做到这一点，谁就削弱Google和百度，让独立的搜索引擎成明日黄花。
（注：本文作者为腾讯网科技中心总监。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作者电子邮箱：james.l.cheng@gmail.com）
来自：FT中文网

有一回我的同学把我的文章转到淫淫网，内容是调侃我党在领土问题上的不作为，结果挑逗得另一同学高潮迭起，大骂作者大脑有屎（当然，他不知道写这篇文章的可恨的网特汉奸轮子美分就是我）。此君先说国际形势非常复杂地缘政治说不清楚，然后又说作者写得都对，但是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帮助，叫大家赶紧洗洗睡。当时我就崩溃了，既然写得都对你干嘛骂我大脑有屎，一个人要是在现实中也这副操性我估计他活不到成年就已经被各种路人甲乙丙揍得生活不能自理了。至于说什么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云云更是可笑了，鲁迅天天编小故事变着法子的骂中国人，哪一篇文章有解决实际问题了？
这位同学说了那么多语无伦次前后矛盾对解决实际问题同样没有任何帮助的废话，真正的重点其实就是两句话，充分表明了他跳出来的目的。一句是开场白“作者大脑有屎”，另一句是结束语“大家赶紧洗洗睡”。诸位所见，我国有一种爱国青年并不直接反驳你的意见，而是压根就不想让你发表意见，此人嘴上给我安的罪名叫“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其实从那句“大脑有屎”你就可以看出他的真实想法是“你的文章让我非常不爽”。为什么批评我们伟大政府几句，哪怕“写得都对”，也能让他这么不爽呢？很多人可能已经对爱国粪青司空见惯，但我倒觉得，这些人不是爱国，恰恰相反，他们才是最害怕这个国家的人。
虽说我们这代人没见识过高压水枪催泪弹，多数人没被城管揍过，更没在看守所里躲过猫猫，二十年多年前我们也看不懂新闻联播，但是我相信只要稍微还有点眼色的人，只要在这个社会环境里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过，都应该非常了解在中国装孙子的必要性。在国内的论坛上一旦扯到政治话题，经常会有人跳出来说“莫谈国事”，以免“连累论坛”云云，这种小细节充分体现出了人们对这个社会的实际印象，口称爱国的人其实内心非常清楚枪杆子政权到底有几分能耐。这些人不愿意放任你的“大逆不道”，就像人质不愿意别人触怒劫匪一样，但是他们的理性又明白你说的都是事实，无法进行有效的反驳，因此最直接的做法就是把你的嘴给封上。
而真正的爱国粪青往往还要尽自己所能和你缠斗一番，不会轻易放你洗洗就睡。像我大学时的三位舍友，其中一人为党员。每晚卧谈时，党员同志一聊起女人八卦就兴奋异常，一旦我说起那些历史书上没有的历史和新闻联播上不播的新闻时，人家马上党性大爆发，严肃的说时间不早了大家赶紧睡觉。另外两位舍友则是一边说“我不信我不信”，一边出于好奇心怂恿你“赶紧说下去”，这才是无知型爱国粪青的正常表现。开头写到的那位同学也是个典型，平时你乍一看感觉他还像个反动分子，私下里一副“哥才看不起共产党这群土鳖”的架势，偶尔不痛不痒的抨击一下贪污腐败铺张浪费之类的，其实是在为自己制造一个“我很勇敢”的假象。你要真把话说白了说透了，他跳得比谁都高，吼得比谁都凶，因为你破坏了他的安全感。此君以前信誓旦旦的跟我说将来绝对不入党，后来入没入党我是不清楚，反正跑去新华社当了个记者，搞得自己比党员还要更不入流。
有意思的是这些人还羞于承认自己的懦弱，他们把自己的行为解释成了“爱国”，封你嘴的时候也不会直接了当的说明，而是要找好足够体面的借口，例如“无法解决实际问题”云云。另一些人会采用更进阶的伪装方式，在中国的网络上时常出现那么一些“现实主义者”，他们会告诉你社会就是这么残酷要努力适应，你废话那么多也不会有任何效果，多赚钱养家糊口才是王道。你要是反驳他，他马上就会说你是只懂抱怨的loser。奇怪的是这帮人每天不厌其烦的扒在网上，像祥林嫂一样宣讲他们的理论，我要是一秒钟几十万上下的成功人士，我能闲得这么蛋疼吗？这帮人废话这么多，除了得罪一票人以外，同样“没有任何效果”，真正的现实主义者才不会做这种多余的事，他们巴不得全世界都是loser。
还是我们江核心总结得好，“闷声发大财”，说多了你就不蛋定了。这些人并非彻底没有理想的现实主义者，而是曾经有过理想的犬儒主义者。他们一方面不满这个社会，一方面又早已失去反抗的勇气，当你在他面前说了他潜意识里想说却根本不敢说的话时，你不仅破坏了他的安全感，而且还刺伤了他的自尊，让他自惭形秽，所以他才那么热衷于要让你闭嘴，只有这样他才能对自己的麻木心安理得。对于这种人如果你跟他争论“批评到底有没有实际作用”或者“抱怨的人是不是loser”之类的，那你纯粹是浪费自己的时间，任何理性的探讨对他们来说都是没有意义的，这帮人所缺少的不仅仅是大脑，更是把自己的头从龟壳里伸出来的勇气。相反，你越是不理他，只顾说自己的，他反而就越崩溃。
事实上，我也很害怕这个政府，很清楚他们能做到什么地步。但我还不至于误把自己的恐惧当成崇拜，更不会变态到自我审查完了还要使劲浑身解数去审查别人。对于那些猥琐而扭曲至此的心灵，我只能在围观之余，致以一点点廉价的同情。

众声喧哗──蜕变期（1988.7～1990.2）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逝世。该年七月，李登辉正式上任国民党党主席，成为党国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开启了后蒋经国时代。
后蒋经国时代共计约十八个月，是一段继承权尚模糊不清的日子，既有的强人体制瓦解，新支配体制逐渐产生。政治自由化的同时，新的制约也开始以其他方式成形。
新制约的建立与学运的多元走向

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对校园的控制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以往强烈镇压的手段无法抑制学运的发展，管理者于是逐渐转向软性精致的方式。以貌似开放的作风架构更加严密的控管。
最显著的改变，乃是校方开始采取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开放校园民主。这样的举动虽然使运动空间增加，但刚萌芽、经验尚未成熟的学运团体并没有办法撑起这广大的空间，校方形式上的开放反而使得显著的反叛标的消失，学运改革者的动员因而更加困难，这在实质上反而是种运动场域的压缩。在法规制度上，有些学校开始将校园自由法制化，例如在校园内设立言论广场提供集会游行的场地、由校方主导成立学生政府……等，这样的制度看来貌似民主，但其实校方所思考的只是「如何方便管理」，而非「如何建立民主体制」，这使得学运团体在举 办活动时处处受到校方行政上的干扰。
另外一种常见的现象，则是行政支援的撤退。以往由校方主导 的自治组织，或蜕变期之后由校方设立的学生政府，他们的会费通常由校方于注册时统一征收；但若该校学生政府是由改革份子建立、主导，校方便技术性地将征收 会费的工作交予学生自行负责，使预算因缺乏了庞大行政力的支援而大幅缩减。种种制度内的纠缠，间接限制了改革份子的活动可能。
学运走向上，蜕变期的发展由于先前的整合失败，使得学运缺 乏统一的方向与组织，因而趋向多元；再者，政治自由化所带来的空间也允许各种团体的成立，对不同议题皆有实践的场域。而其中大学改造、社会实践及政治抗争，是当时最主要的三大脉络。
大学改造

首先，大学改造议题的内涵已经跳脱法制抗争，进入到更丰富的层次；再者，学生政府的建立成为全岛性的风潮，有助于各校民主意识的组织化，是本时期最大的贡献之一。
关于大学改造议题内涵的提升，首先抗争的意识及方法即有很 大的改变。八八年六月，行政院提出大学法草案，但内容并不符合学运的改革目标，大学法议题遂再度浮上台面。不同以往的是，此时大学法改革已从单一议题变成 众多议题中的一个，例如台大学生所组成的「大学法行动联盟」除了法规本身的问题外，还提出了公立大学法人化、校园行政组织运作民主化、教授聘任制度合理化、明确保障学生权，及废除军训教官制度等另外五项主张；民学联则提出了工农子弟学费补助的请愿。在行动上，学运对大学法的抗争行动也已不再局限于演讲及讲座形式，而采更具冲突性的抗争行动。整体而言较以往更为切合实际，且更激进。
此外还出现了如抗议黑道介入校园、私校大学法定位、学生住 宿权益、工农子弟补助……等新议题，足见其发展上的广度。议题的增加也促使各式团体密集整合，校园内开始出现鼓吹台湾意识的「台研社」、批判父权文化的 「女研社」、关心工农议题的「劳工社」等探讨单一议题的社团，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与既有学运合流，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除此之外，校际间的网络也在此时大幅增加，各式组织依据不同议题互相结盟；抗争形式上，改革者掺入了行动艺术的元素，透过在街头上演行动剧、办电影欣赏会，将A片与国歌同时播放……等行动，使得街头抗争更能吸引目光， 也更能让人理解其主体意识。
接着谈即学生政府。学运团体认为学生、教授及行政官僚是构 成大学的三种主要分子，每一份子都应有参与、影响校政的的权力，他们希望能够自行统筹学生事务，且能进一步参与大学的校政。结果在种种努力下，学生政府是如愿成立了，但结果却不如预期，最大的原因在于同学们的参与度不高，且校方大多只将其视为一个社团，并没有与校方行政系统居于相同地位，这使得学生政府没有合法地位向校方表达学生的集体意见，因而使得参与者减少。
但学生政府仍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它至少提供了防御 性，让学生免于学校的压迫；并以主导者之姿推动全校性的启蒙，进而从中甄补校园改革人才。事实上，成立学生政府最大的价值在于，它集结了一些潜在的改革者，成为巩固后期学运发展的一股庞大势力。
社会实践与政治抗争

民学联延续前期工作经验，将下乡行动规划成寒暑假时的规律 活动，以此确立了社会实践的场域，也间接提供了学运成员最佳自我装备、训练的机会；同时，此一时期的社会实践运动也不再是民学联的专利，各校不分派系、意识形态，纷纷组成调查团，投入各式社会实践工作。它在学运中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而在政治抗争的议题上，当时正值萌芽期，学运团体初次将政治议题放进脉络忠思考，主要行动多为对蒋家图腾（遗像、铜像）的批判及对二二八事件的检讨自省。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八九年五月由台大学生会发起的「图腾与禁忌」活动，他们在校内的蒋公铜像旁，拉起写有「以党国兴亡为己任」与「置大学死生与度外」的白布条，并挂上「可敬的ROC一二三四五任总统」布幔，当场演出一场讽刺国民党的行动剧；而关于二二八的追思，学运团体以平和的方式办理各式讲演会及追思会，逐步突破校园内的政治禁忌。
而在校外的政治参与上，曾有一群已毕业的学运份子组成名为 「新青年」的组织，强调本土意识，企图串联学运中的独派学生，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及思想自由；另外，校内学运也开始与校外公职选举互相牵涉，有些党外候选人会邀请具代表性的学运领袖上台助选，学运团体也曾主动为特定候选人组成助选团；而台大校园内更发起模拟投票的活动，时逢选举便在校内设置投票箱，请同学们投给属意的候选人，如此产生的投票结果往往成为候选人们的文宣素材，并对选情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台大学生也发起「选举观察团」的行动，借这样的形式来观察各地派系斗争及贿选行为。
学运发展至此，蜕变期中的多元议题构成了运动发展的各种可能；学生政府的蜂起也使得全国各地学运组织磨练臻至完备；而参与政治抗争的经验更使学运组织得以突破校园政治禁忌，进而具备了后期策动社会议题运动的能 力。
一阵汹涌的波涛正要掀起。

洁白身躯撑起整座天空──野百合学运（1990.3）
八零年代学运发展史至今迈入第十年，各路线学运组织经过一定程度的磨练之后大多已发展成熟。然而长期以来学生们要求的校园民主改革尚未完成，最后各个路线大多将矛头指向宪法的修正上。一场前所未见大型学运于焉展开。
号角响起
九零年三月，第七届总统改选。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所选用的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遂爆发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台面上的派系争斗。两派各派出一组人马竞选总统，双方僵持不下，社会上一片人心惶惶。
面对这样的危机，台大学生会于三月八日召集社运团体，共商应对之策。最后决策的基本想法是反对无民意基础的资深国大选举总统，要先停止这次的选举，先从事宪法改革后，再选举总统。决定以「还政于民，重建宪政」为运动基调，举行群众大会。
不料三月九日，非主流派忽然宣布退选，社会人心因而舒缓。部分社运团体因为信任李登辉上任后便会执行改革，遂打算退出原订行动；但学运团体认为制度上的问题并未解决，于是坚持在三月十四日前往国民党部抗议。但并未引起太大回响。十四日抗争结束后，学运团体商讨运动延续的可能，未果，便有三位台大学生自行前往中正纪念堂，拉开写有「同胞们！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1]的布条，展开静坐抗议。台大与民学联两大组织经评估后便决 定投入静坐。运动于焉展开。
在寒风中（三月十六日至三月十八日）

十六日展开静坐之后，校际网络开始相继投入，一开始只有一、 二十人在场，这些最早期的参与者于是在「可能被警方驱离」的心理压力下，于广场中度过了惊魂的第一夜。那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首次过夜的「非法」 集会。
十七日早晨，各地学运组织开始陆续涌入广场，至午后已有 一、两百人的阵仗。部分教授参与静坐。其中台大教授团更发起「柔性罢课」，打算向校长提议将三月十九日起的一周订为「民主教育周」，让学生们将课堂转移至中正纪念堂，共同思考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毛病。但该决议遭台大校长否决。
十八日，现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学运组织，当日凌晨四点，台大等六校代表决定组成「七人决策小组」，掌握整个广场的状况，小组下设各股，于广场中协助民生问题、管理财务、维持秩序，并发行广场刊物，方便组织间的资讯联系。同时，当日也决议与民进党划清界线，以确立学生运动的独立性；接着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四大要求，期望与总统对话。当日深夜因人数再度扩大，而正式成立「校际会议」为最高决策单位。
波涛汹涌（三月十九至三月二十）

三月十九日，凌晨时分教育部长带来总统的一封信，用以安抚学生情绪。上午，东海十多名学生决定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以绝食的方式要求李登辉及李焕（行政院长）到场与学生沟通。人潮于中午开始大量涌进，约三千人聚集在广场中。决策中心遂决定将运动地点由大中至正门口移至国家音乐厅走廊，再移至广场中央。参与人潮在十九日达到高潮。晚间十一点，校际会议决议以「野百合」作为本次学运的象征，以其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活力、纯洁等特点代表学生运动的精神。随后并有大型的野百合塑形立于广场。
透过媒体的报导，广场的魅力于此达到高峰，人们从全岛各地赶来，欲接受一场民主的洗礼。
发展至二十日，此时场上学生人数估计已有四、五千人之众。当天李登辉发出新闻稿表示将召开国是会议，讨论相关事宜，但仍未给予确切的承诺，加上当天军方首次发表谈话，表示：「希望同学们尽早结束行动。」让人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隔天广场刊物即要求「二十七军」[2]不要来，足见学运份子潜意识里的恐惧。除此之外当天仅有几位政务官到场关心，政府不明确的回应使现场弥漫一股燥动的气氛。
柔软地转身（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

学运发展至后期，数千人之众的场面早已超出学生们的想像。负责领导的学运组织已经乱了阵脚，无法具前瞻性地统领瞬息万变的广场前进；加上此时媒体上开始出现许多抹黑学运的言论，使得各种谣言、猜忌充斥在广场间，派系之间的嫌隙在疲惫之下益发显著，野百合学运此时不但可能停摆不前，甚至还有变质导致暴动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撤退。
二十一日当天，校际会议已由七人扩充至十二人，另再加上五人的教授团及三人研究生顾问团。当天凌晨召开的校际会议上，和平撤退成为各校的共识，然而由于身心上重重的折磨，各校代表皆已疲惫不堪，使得教授团不得不主导整个会议的发展。最后会议决定以面见李登辉、递交请愿书收场。教授团遂研拟了一项争取学运正当性及实现四大诉求的声明，并请人先前往总统府与李登辉交涉面谈的可能。这仅只是决策小组中少数人的决议，广场上数千名学生并不知情。
总统府的回应被带回广场后，决策小组无法做出任何决定。遂由教授团直接向学生接触。消息一出，举众哗然。由于此行动并未告知广场学生，且「递交请愿」的行为基本上即间接承认了李登辉身为总统的正当性，这与学运的初衷不符，因而引发强烈反弹。场面陷入混乱。决策小组在无法控制场面的情况下提出总辞，后经慰留，但其组织已全然瘫痪，遂改由校际组织统领广场。
请愿内容经校际组织修改后，最后决定推派五十三名代表进入总统府，由台大学生范云代表宣读广场的四点要求。李登辉当场做出回覆，双方认知上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活动流于请愿形式后，学生已无改革筹码，遂将现场录影画面及李登辉的回应带回广场，由范云代表宣布。
宣布结束后，已无人能决定广场的未来。广场上每一团体的来去皆由其自己决定。最后各校决定撤离。二十二日黎明，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而后人潮逐渐散去，下午四点，广场中央只剩一株野百合塑像和清点物资的工作人员。五点十分，李登辉的座车终于抵达广场，绕行一周后，在善后人员惆怅的注视下缓缓离去。
校际会议最后的决议是由决策委员会执行，他们决议筹组全国性的学运组织，让学生成为一股恒常的力量；且公布现场物资，并处理象征广场精神的野百合，以常留广场为目标。学运团体遂又取回学运的主导权。三月二十三日， 广场上的「台湾野百合」遭人焚毁。焚毁人至今不明。
至此，八零年代一连串的学生运动正式告一段落。
[1] 指老国大。
[2] 大陆天安门事件中，执行清理广场的军队。此为学运份子忧虑的影射。
来自：红楼梦

卢跃刚 中国青年报三老之一，这期的子夜《现实与梦想》同他的纪实文学相似，从个人经验和到农村的考察，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变化会是很乐观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宗法社会的伦理重建。他认为这种在以旧乡绅为载体的道德伦理事实上是反专制的，是和民主能接上轨的。这和民国大家梁漱溟的观点很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的根还是在乡村，要变化必须从乡村开始变，这种观点不得不说很保守，但又有其道理，我这里也是粗略一说，请大家具体体会吧。

大鸡：
见信如晤。
我是四年来每天从你办公室擦肩而过的未婚男青年，没和你擦出火花，一是因为你的办公室名字和古代你的同行相比，实在恶俗难耐，温州美发厅和怡春院逍遥阁毕竟相差太远，不足以吸引一个写字的人；二是因为我深知如果我进去找你，我就会永远进去找你。
我不是故意要看你，谁让你的办公室卡在我每天放学的必经之路，谁让你的眼睛仿佛发疯的太阳，火辣辣望着街边的男人，连早已失禁多年的牛爷爷你都不放过。四年前，你第一次看我，我才十八岁，也就是说，我第一次看你，我才十八岁。我真是晚熟的可怕。
大鸡是我给你起的名字，“鸡”是你的职业，而“大”是你在我心目中的排行，我知道你的办公室有四只鸡，老家都不是温州，河南口音我还是知道的。那三只鸡和你相比，姿色和身材都是太平公主，尤其是老四鸡，林忆莲的眼睛姚晨的嘴，沈殿霞的屁股春哥的胸，我不知道一个男人人格分裂到什么程度才会点她。
我甚至知道你的名字，因为有一天我听见老三鸡喊你“晶晶”，真是好听的名字，是你爹妈起的么，如若那样，他们真是伟大的预言家，你一出生他们就知道你生来缺日，所以往你的名字里猛塞“日”字。所以你选择了这份听天由命的职业。
我对你的职业没有任何偏见，因为妓女和刺客，医生一样，都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并且在可以遇见的未来，只要有人类存在，你们永远不会消亡。唯一遗憾的是，你的家乡是河南而不是荷兰，你的办公室是美发厅而不是红灯区，你没有妓女权益保护协会，有的只是牛爷爷的老伴牛奶奶对你的指指点点，“挺漂亮的闺女，干点啥不好……”
在每一个笙歌悠扬，华灯闪烁的夜晚，你的屋内就变成了暧昧的粉，你精心挑选每一件衣服，只为能有臭男人一会把它脱下来。有一天夜里五点，我失恋了胡乱散步，天已蒙蒙亮，你对面的小吃摊已经准备营业，而你那粉色的光芒和街边的路灯，组成了那个夜晚唯二的亮度。我忽然发觉，你我其实是一伙的，当他们已经开始今天的生活，而你我却还留在昨夜。
大鸡，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不是只在每一个勃起的清晨才会想起你。
公元2008年5月19日，汶川地震全国默哀日，那一天我对你的印象完全升华了，因为你和公务员，教师，警察，医生那些头戴光环的职业一起，在指定时段出来默哀。你率领众鸡不再大施粉黛，只是轻轻的站在门口，旁边的电线杆子晾着你为招揽生意而故意挂起的蓝色真丝内裤。默哀的时候，我离你很近，你的眼神很游离，不再那般火辣，你一会看天上的太阳，一会看自己的内裤，我觉得你看太阳时离我很近，看内裤时离我很远。
我清晰记得，那天周围的小店，只有你们出来默哀，平日憨厚的烟酒店老板，报刊亭老板，驴肉火烧老板，统统各自繁忙，全不顾窗外的车声长鸣。所以，当他们发现四只鸡站在一起，那表情就像看见了神兽亚克蜥。
但天意难违，谁知两年过后，玉树也地震了，你们却不再默哀了，因为你们搬走了，你的办公室被强拆了。
我知道，对于妓女来说，强拆可能比强奸更加可怕，因为你的顾客都是回头客，你刚在我家附近的这片领地站稳脚跟，而今却又要离开这个流下汗水和其他乱七八糟东西的地方，和别处的鸡们争夺领地和客源，这太难了。
四年来，我长大了，你却老了，虽不知你的芳龄，但我知道你已经干不了多久了，男人总是喜欢嫩的。强拆于你，或许就等于退役吧。不过当我知道你没有自焚，我还是很高兴，因为你不是凤凰，你只是一只落魄的鸡，你终究无法重生。
大鸡，四年来我没和你说过一句话，但我还是想着你的。其实这样也好，拆了就拆了吧，退役就退役吧，这世界还有很多美好的东西呢，而且，你还有很多真正的爱没有做，我希望你能像舒淇老师那样，把脱掉的衣服穿起来。
最后，送你一句我偶像连岳说过的话——你原以为自己是风筝，剪断线后，发现自己真的是只鸟。
望一切顺利。
如小果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 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 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 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 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 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 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 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 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 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 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 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 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 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 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 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 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 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 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 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 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 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 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 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 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 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 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 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 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 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 [...]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学运前言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　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　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李双泽〈美丽岛〉
八零年代。社会改革声浪达到顶峰，民进党成立、解严，随 后蒋家政权崩解，台湾正准备踏入另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此时的大学校园却因党国体制的控管而一片死寂，学生们的思想普遍受党国教育所钳制。
于是，先是一小群知识份子开始在校园内鼓吹改革，以行动实践 他们的反叛意识，而后扩大成校内的组织性联盟，接着扩大到全岛的校际性串联。当时分布在各地的大学改革份子们成功地在校园内撑起一片民主、自由的场域，且 将这样的风气引进社会，推动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最后在九零年的野百合学运时达到高峰──数千名学生共同写下了台湾民主改革的历史。
本专题将概述一九八零至九零这十年内，台湾学运的运作概况。 行文的方式参考坊间的学运研究书籍，将其发展分割为「酝酿期」、「突破期」、「蜕变期」，及「野百合学运」四个段落做分别的探讨。在专题的末段，我们访问 到了野百合学运中的总指挥──范云，请她回忆参与学运的经过，及对相关状况的分析，希望借这样的形式让读者更加融入那个时代，体会参与者的心路历程。
除了理解八零年代学运的发展史之外，我们还希望读者能在阅读 过程中，将历史与生活经验做一些形式或本质上的对照。因为当时许多现象，包括学生与校方之间的互动模式、自治组织、校园刊物内容……等，后来皆被复制进高 中校园，众多组织与惯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透过这样的形式，我们试图将身旁习惯的环境回归本质，在阅读一个故事之余，也顺便探索那些长期被我们遗漏 的价值。
这是一条长远的道路。如今我们所处的校园场域中，满是他 们改革的凿
痕和深深踏过的足印。而他们正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你该如何承 接？如何向前？
暗潮汹涌──酝酿期（1980～1986.6）
「请你判我死刑。如果我死，可以平息你心中的愤怒。」──施明德于1979
年美丽岛军法大审答辩词。
轰动全台的「美丽岛大审」正式为台湾喧嚣的1980年代揭开序幕。白色恐怖时代末期，社会人士在一片肃杀气氛 下，开始冲撞体制、试探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容忍底限，进而在日益扩大的自由空间中投入选战、创办党外杂志，逐步绘成一幅众生喧哗的群像。然而相对于社会景象 的逐步开放，大学校园内却仍呈现一片死寂，形成强烈对比。八零年代政治自由化前的台湾校园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断层。一股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力量正在这样的环 境下萌芽。
威权体制下的台湾校园
由于学运浪潮曾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利的要因，迁台后，为稳 定政局、避免学运复起而威胁统治地位，国民党对校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控制系统，且实施得非常成功，以致于在八零年代前的三十年岁月中，除了保钓及台美断交 时曾透过党团实行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员外，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学生集体行动。
国民党的控管方式主要有正式及非正式（地下）制度的规范，及 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校园的正式法规制度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1]及非常时期法令为基础，在校园外不给学生完整的公民权（选 举法令中规定学生不得为候选人及助选员），在校园内则限制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所有活动皆须经学生活动组许可。如此构成由政府到学校的严密控管系统。
在非正式的制度上，党团成立「青工会」，下设各学区党部，形 成地下的控制系统。救国团方面则透过各校学生活动组，成立「学生活动中心」以掌控社团活动，又设立实为校园特务组织的「党社」，以各种利益召募学生入党， 且于暗中监视同学活动，用以分化学生组织。使得学生在活动的意识底层便深怀恐惧，即使社会上党外活动早已展开，但在国民党根深柢固地控管下，台湾校园普遍 还深陷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氛围中。
在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上。他们极力鼓吹逸乐文化；强调 中国民族主义，给学生伟大、能分辨敌我而又无法实践的高蹈理想；并由救国团训练各校学生自治干部，主导自治活动走向，使一般学生所认知的公共事务不外乎康 乐式、联谊式的活动。如此不断消弱学生潜意识里的思考可能性，执行「软性控管」，使得校园成为一个活动频繁，却又无法有效动员的场域。
校园运动酝酿成形
国民党政权对校园的控管虽然依旧严密细微，但惩处方式相较于 以往，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早期的异议份子若想发表有违体制的言论，必须冒着被直接以叛乱罪移送法办的毁灭性风险，而八零年代后，虽然主事者依旧以黑箱作 业处理反叛者，且学生依旧没有合理的申诉管道，但安全性已然提高许多。这些基本安全上的保障对当时学运者的反抗意识形成，无疑提供了更佳的条件。
八零年代初期，校园运动组织形式大多是五至七人一组的小团 体，他们普遍寄生在各社团中，有些位居社团的领导阶级。小团体的好处在于能确保伙伴的可信度、必免分化，有助于团体内聚力的提升；在当时禁止集会结社的社 会前提下，这样的团体也有一定的秘密性。不过，大多小团体都还仅处于意识上、生活上及言论上的反叛，普遍缺乏行动力。而其中最具行动力，被视为八零年代学 运滥觞的，乃是「台大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成员以阅读禁书、党外刊物，并亲身投入党外助选活动 等经验为基础，在台大校园中以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援引工运、农运的例子希望唤起同学的注意，但并未达成理想中的目标，整体而言成效不彰。
接继而起的校园运动者对他们运动方式的检讨，分成「运动方 向」及「运动策略」两条线来进行。在方向上，他们认为学生普遍冷漠的原因在于「学生主权」的丧失──学生未认知到自己乃是构成大学主体的一份子，且在校园 外拥有公民的身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重建校园内的主体意识，如此便必须将代联会（台大学生自治组织）的选举方式改为具全校民意基础的「普选」形式[2]；策略上，考虑到需由「具动员性的议题」下手，而普选攸关 全校学生权益，理论上动员性最强。 「普选」议题遂成为两条线的交点。
一九八二年九月底，台大由四个社团组成八零年代学运第一个社 团联盟，共同推动代联会主席普选工作。其中三份社团刊物以社论方式呼吁实行普选。改革派与当时由校方推出同额竞选的候选人交互笔战。往常选举时间一片死寂 的校园忽然充满紧张气氛。最后，虽然改革团体已尽相当大的努力，甚至在选举当日秘密发放要求各班代表投废票的传单，但在国民党及校方的护盘下，由校方支持 的候选人仍以同额竞选的方式顺利当选。
校方于事后认定在选举会场发放的秘密传单与改革组织成员有 关，遂分别对参与社团处以记过、撤换负责人及口头警告等处分。改革社团曾向台大校长请愿，但于事无补。这是八零年代学运史上的首次发难，普遍称之为「台大 普选事件」。这个消息在党政的控制之下并未被主流媒体报导，除了校园刊物与部分党外杂志曾报导相关资讯外，相关消息几乎被完全封锁。
但学运的浪潮并未因此停摆。普选事件发生后，改革派团体 更进一步透过刊物及举办说明、读书会的方式与校方展开激烈攻防。情势空前热烈，校园充满民主改革的诉求。在舆论压力下，专制已久的代联会于是启动停摆十余 年的班代表大会，成立各委员会拟商议校园改革事项，但效果不彰。校方消极动员的做法令人失望。
最后改革团体决议乘民意参选。并在改选时夺下代联会主席 的职位，这是第一次由改革派学生担任代联会主席。
校园运动的实践与挫败
改革组织在经过一年的抗争活动后面临了一个问题──校园运动 与党外运动的关系。组织内大致分为两派，有人认为党外与校园运动最主要都在打倒党国体制的压迫，所以两者本就合流；另有人则认为两者的主体、客体及目的都 不相同，应保持校园运动的主体性。改革组织内的人才即在这样意见分歧的过程中大量投入党外运动，造成既有社团联盟的瓦解。这使得新上任的代联会必须吸收大 量无经验的干部接手。
新组织以加强理念宣扬的方式填补行动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在校 园内批判既有大学文化，并举办各式活动，在与国民党学生的笔战中维持改革气氛。由于代联会有其学生代表性及合法性，他们的理念也因此更受媒体及全校学生关 注，这有助于理念的散播。
代联会在这一年的任期当中有几个重要的贡献。由于从前校园对 代联会的普遍印象只是个资源庞大而不用受监督制衡的社团，所以在角色认定上，他们以确立三权分立体制的方式，将代联会拉回民主自治的位置上，与过去形象断 裂；在关系上，代联会在校园改革中的重点乃是「学生权」的争取，他们试图让学生认知到自己是大学主体的一份子，每个人都能抒发意见、参与校政。再来最重要 的是，代联会创建了议会制度。他们定期召开议会，以议会决议向学校施压，实行议会抗争。过程中让学生更加熟悉民主体系，且培养出不少人才。
但校方却对议会的决议一概否认。代联会成员为此到教育部请愿 但没有进一步发展。任期结束后，隔年代联会改选时改革派并未推出人选。此后三年间普选逐渐成为校内学生的共识，改革派、党社与中立社团开始协调普选问题。 最后在班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通过设立「代联会主席直选委员会」，但却依然被校方以各式理由否决。八二年以来的「学生主权」运动便在这样的挫败下，暂时告一段 落。
将镜头拉大到全台。此时台大校园运动的讯息被传播至许多 角落，全台各地大学也开始展开较为组织化的校园运动。例如辅大形式与台大相似，在选举议题上与校方发生冲突；政大青年社将既有的学运思想体系化，完成一个 自主的大学社区理论，特别批判「特别权力关系」的军国主义思想。各校之间的成员多互有相识，但碍于体制无法有效串联。
运动型态的转接
学生在校园内部经验的挫败后，开始思考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 能。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不幸事件（传染病、矿灾……等）及民间自力救济行动不断发生，成为社会各界的注目焦点；校园运动者自我反省体质的问题，认为运动 [...]

上个月我国一连发生五起屠童案，这个月又发生一起，害得我这样的爱国人士连抨击美国校园枪击案的底气都没有了。出现这种情况也不足为奇，你想这个国家一游行就是颠覆政权，一上访就被当成精神病，连自焚了都要被当成暴力抗法，人民群众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还能怎么着，只能去幼儿园砍人了呗。
对这些屠童案，广大群众纷纷表示希望凶手向杨佳学习，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拐是政府，不要拿小朋友开刀。还有人搬出鲁迅的话来：“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药的民族中，一定有许英雄，专向孩子们瞪眼。”其实鲁迅笔下的这帮“孱头”不是最近才刚出现的，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一直生活在一群潜在的儿童杀手之中。
前几年我国出了个华硕“陷害门”事件，黄静同学在送修一台华硕笔记本后发现CPU被调包，于是私下向华硕索要500万美金，否则就向媒体曝光，谁料反被海淀区公安以涉嫌敲诈为由逮捕，羁押十个月之久。事发后网友群情激奋，声称要抵制华硕，要我说那个CPU其实99.99%是黄静一伙自己调包的。先不管这个，姑且假设这件事的错全在华硕身上，问题来了，怎么光见一群人高喊抵制华硕，没见几个人敢抵制海淀区公安局呢？堕落的私企和堕落的公权力之间究竟谁更可怕，白痴都应该能想得明白吗。
我想这帮抓小放大主次不分的人不是想不清这个问题，而是在中国生活了这么多年后，非常了解这个社会的潜规则。你在网上喊抵制华硕，下面的人都会跟帖附和，摩天大楼平地而起；相反你一说抵制公安，马上论坛管理员就要来抵制你了，就算你侥幸把帖子发出来了，很快也不知沉到哪一页去，平时看上去特有正义感的那帮人也不知是真潜水了还是假装没看到你的帖子，只剩下几个“莫谈国事”、“静等楼主被跨省”之类的回帖，那你纯粹是自己给自己添堵吗。你要是真把事情给闹大了，那公安羁押的就不是黄静而是你了，而且你放心，到时没几个人会站出来声援你的。我国这个社会环境不允许你抵制公安或者任何一个其它政府单位，所以大家只能拿一家企业出气。我靠，这不就是屠童案凶手们的逻辑吗？
再说另一个人民公敌——汶川地震时的范跑跑。我姑且认为范跑跑是个胆小的人、猥琐的人、自私的人吧，问题是他的逃跑行为，从来没有导致任何一个学生的死亡。相反有些人坐在带国徽的建筑里，地震时根本就无需逃跑，他们的腐败所造就的豆腐渣工程却直接导致成千上万的学生丧命。而这些人不仅没有受到惩罚，甚至几乎没有受到任何责难，他们更反过来把调查豆腐渣问题的人送进了大牢。之前谩骂范跑跑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个时候倒是集体噤声了，或许他们不需要听说过谭作人，也知道如何在中国苟且偷生的基本行为守则吧。
前段时间还有个捞尸事件，说是几个大学生跳水救人，反倒送命，附近渔民要价数万元才肯捞尸，一时间“丧尽天良”、“毫无人性”、“财迷心窍”之类的砖头全都招呼到了渔民的头上。咱先不说渔民的行为如何，打捞尸体本来是政府部门的工作，这帮人拿了纳税人的钱却不管事，去现场打了圈酱油就回来了，如此一来民间出现捞尸业又何足为奇？何况跟我们政府赚死人钱的能力比，这些捞尸队根本就摆不上台面吗，现在火化一具尸体千把元钱，墓地价格以万为单位计算，比房价还高几倍，正儿八经是死不起。人家捞尸队一年才遇到几个溺水的，咱们殡葬业天天有生意；人家捞尸业是自由竞争，殡葬业完全被民政部门垄断，想怎么玩就怎么玩。有这样的政府，还愁没有“丧尽天良”的渔民？
咱们人民群众的砖头敢向政府头上招呼吗？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只不过寥寥无几。以前我看到中国人民义愤填膺的群起围攻别人的时候，总觉得浑身不自在，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原来我国人民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连正义感都他妈能见风使舵呢。他们总是忽略那些真正造成问题的祸首，而把矛头转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人，越是生活在高压社会之中的人，才越需要通过这种方式来消除自己的恐惧感。事儿还没落到这帮人头上，他们就已经是这幅德行了，万一哪天真被逼到绝境，还不个个都变成郑民生了？

《北艺周刊》因为一直找不到好的定位，在艺术低迷的当下，暂时停刊了一段时间。因为做这个网站我主要还是偏向更多的关注当下现实，和争夺话语权，争取为我的BLEU T恤做做推广，所以艺术只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做《北艺周刊》毫无疑问是个苦差事，看展，拍照，整理，排版，上传，写评论，这完全是个职业艺术杂志记者的工作量，但把内容放在网络空间上，很难引起关注，所以这个单元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所以我这个周刊就很难名副其实了，连月刊都很难做到，不过我会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它做起来的，我向大家保证，不为别的，只为理想。
第二期我为大家带来了很久之前看的一个张大力的个展《第二历史》，这个展是我特喜欢，也在之前向大家推荐过的，你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档案文献展，也可以把它当成揭露历史真相的照片展，甚至也可以把它当做流行的电子游戏《找错》，又或者是对PS软件之前的修图史的介绍，总之从很多角度去看这个展，都很有料的。
还是揭开被遮蔽的历史这个主题最贴近我对这个展的观感，当你发现那些御用修图师们可以抹去或美化的东西时，你就对历史多了一份感知，图片通过视网膜进入你的大脑，大脑开始对比，怀疑，思考，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之一。
第二历史，这个第二指出了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个背叛真实的历史，使造假历史的权力无可抵赖，这种指控有力的抗争。我欣喜的看到作为一个用艺术批判和抗争的人，张大力在《拆》之后依然没有变。
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张大力将于2009年12月12日在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举办他的个展——《第二历史》。《第二历史》是张大力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都已故去，他们曾经的光荣和伟大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记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题材里，他们被无数次的描述。就是极端形而上的现代艺术题材里，也时刻离不开他们无法回避的身影。但即使他们都活着，也许他们也都无法正视和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因为历史是他们处在恩怨、失语或不利或有利的地位。他们是我们的先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张大力努力在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使他们在失踪了的暗处重新的活过来，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第二历史》是一件纯档案形式的作品，这些图片本身是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孤陋寡闻和某种限制，大众并不能够了解当时拍摄此照片的历史背景，往往某张图片在后来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加之编辑学者并不深究，后来的人们在按图索骥时就会找错方向，形成了和原本事实既有联系又对其背叛的历史，这就是第二历史。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的嫌疑，一个时代在权力的支配下，更会戏剧性的美化时代拯救者的经历以及成就，艺术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有时艺术家甚至会和御用历史学者共同合作来创作“更新更美的图画。”从艺术的角度来思索，理性的挖掘出图像表面效果背后的机制，才是《第二历史》的意义所在。

艾未未工作室献给四川地震死难学生的大型声音作品《念》，表达对无辜生命逝去的追念和对掩盖豆腐渣真相的愤怒。尊重生命，拒绝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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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工作室
201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