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鱼帝保罗很忙，几百家媒体要采访他，以至于它要专门雇用一家公关公司来应付。可是无论记者问什么，公关公司永远只有两句话，要么“保罗很累了，需 要多休息”，要么“无可奉告”。
保罗最终还是跟本报记者手舞足蹈地聊了20分钟。他其实很淡定，手舞足蹈是因为他说话本报记者听不懂。当然他手舞足蹈本报记者也看不懂，所以它的回 答都是本报记者猜的。

据说，中国楼价是难住章鱼帝的少数几个预测之一。 （CFP/图）
南方周末：见到活着的您真高兴。有人说，在预测下 届世界杯冠军时，您面前出现了中国国旗，于是您自杀了。
保罗：谣言止于智者。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有目共睹。而且你们地大物博，又特别喜欢吃烤鱿鱼，我爱这个国家！
南方周末：说到世界杯，您能预测一下中国足球的前景 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谢谢。
南方周末：好吧，很多中国人都托我问问您，中国的股市半年内能翻 回3000点吗？
保罗：下一个问题。
南方周末：那中国的房价……？
保罗：好吧，既然你坚持。或许我说涨是大家都满意的结果吧！不过，据我所知，房价应当是遵循市场规律的，供不应求就涨价，供过于求就 跌，为什么你会想我猜房价呢？
南方周末：作为神，保罗，您会有很大压力吗？
保罗：这个神，不是我自己想当的，是全世界球迷选我当的。我不能辜负全世界球迷的期望，对不对？至于压力也不会，毕竟我鱼到晚年， 无所谓了。而且我从来没有骗过人，我并不担心会有人来揭发我造假。
南方周末：您最喜欢的颜色是？很多您的粉丝都想知道。
保罗：很多人都说我是喜欢红色才选择了西班牙，还说因为虾都是红色的，那岂不是说谁管饭我就跟谁走？你们以为全世界吃的虾都是红色的，其实你见过 煮熟的红壳虾在海里游吗？我吃的虾都是青壳的。
不过，要说我最喜欢的颜色，还是大海的深蓝，那是自由的颜色。
南方周末：听上去您经常做哲学的思考。
保罗：是啊，你们国家的一个什么子说过嘛，“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呢”。我一不输出恐怖主义，二不输出意识形态，为什么总有些外国人想要 煮了我呢？
南方周末：请您给我们预测，2012年人类会毁灭吗？
保罗：前些日子似乎有一个什么总统也来问我这个问题。我反问他，如果会毁灭，他能不能也带我上那个诺亚方舟，他说“一定啊”，因为还要我帮他预测他 能不能连任下届总统。我说，你的老百姓都死光啦，你还想着选总统？他就没话说了。我也是替你们着急啊，太简单！太天真！
南方周末：能跟我们讲讲您的感情生活吗？大家都总 是看到您一个人在镜头前。
保罗：可是你们那么多狗仔，24小时直播我的一举一动，当明星容易吗？当神就没有隐私了吗？你们还不停地拍我的裸照…… 借这个机会我要告诫一些媒体，新闻自由是法律允许范围内的自由，自由不是没有限度的。
南方周末：有人托我问您，如果把您煮了，是清蒸 好，还是红烧好？
保罗：你是哪家媒体的？
南方周末：其实您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谈谈您 的感想吧？
保罗：先感谢我的祖国大不列颠，她的海水养育了我，我永远是祖国人民的章鱼。另外要感谢父母！是他们用自己的生命，换来我的生命。
南方周末：据说，还有新加坡的鹦鹉、非洲的猩猩等 等动物，都在预测世界杯，但是只有您100%猜对了。对那些您昔日的竞争对手，您想说些什么？
保罗：我老了，但是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可以猜嘛：下一轮经济危机什么时候来，气温明年升几度，LadyGaGa什么时候结婚，博 尔特能突破百米5秒吗，还有很多问题困扰着你们人类，不是吗？我们什么时候能登上彩虹？什么时候能摒弃战火？为什么你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却被强拆？这个世 界会好吗？
那么，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
南方周末：我太荣幸了！
保罗：我就想问问你，你们中国人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是股市就是楼市？你们还能想点儿别的吗？
南方周末：……
（本文纯属虚构，切勿对号入座）
来自：南方周末                  作者: 郭力

昨晚接到北京市公安局国保的电话，他说，明天你要讲什么东西？你能不能不讲？我说我接受了主办方邀请，不能不讲。为了能讲成，我说你放心吧，我会注意尺度、把握分寸。所以我一会儿在讲的过程中，如果有没把握好分寸的地方，请大家鼓掌或者眨眼睛来示意。像李庄那么眨就行。陈有西律师说李庄案开庭时，李庄眨眼睛给律师，示意什么都别说了。最近唐吉田、刘巍律师他们因为代理一个案件而被说是扰乱法庭秩序，北京司法局竟因此要吊销他们的律师证，那案子也有一个眨眼睛，不过是旁听席上一个“610”人员给法官使眼色，他一眨眼睛，法官就打断律师或者被告人谈话。
结合我自己参与案件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对中国维权运动的观察和思考，谈一下“公民维权与社会转型”这个题目，希望大家多批评。
一、             中国大历史背景的公民维权
远的不说，从 19世纪中叶中国开始遭遇世界，被迫打开国门，睁眼看世界，这个时候起逐渐认识到用西方的政治文明而不是船坚炮利来来摆脱中国朝代兴亡的周期律。毛泽东这流氓也说他找了打破皇朝更替的周期律的方法，就是民主。
辛亥革命之后建立了一个共和国，但是很不幸的是，由于共和国领导者和中华民国本身的弱点和局限，当然还有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不可避免的偶然因素（用张大军的话叫“确定性中的历史不确定性”），于是1949年 10月，一个可怕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幸亏我们那个国号上没有加上“民主”两个字，否则就变成了中华民主人民共和国，就和北朝鲜的国号一样了。（1949年）10月1日举国欢腾，著名作家胡风一宿没有睡好觉，写了一首长诗叫《时间开始了》。实际上，在1949年之后建立的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它割裂了历史和传统，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领域进行彻底控制，并试图对人的思想、观念、情感、灵魂进行垄断，在这个意义上，时间不是开始了，而是停止了。中国好像掉进了一个黑洞了，出不来了。
在共产党统治的前30年，我们这个民族最优秀、最有骨气的人，要么被枪毙，要么就是自杀，要么就是常年被关在监狱里。林昭、遇罗克、张志新、储安平、顾准、王申酉、李九莲等等这些最有独立精神、最有人格魅力的知识分子都遭遇很惨。这30年所犯的罪恶可以说是罄“硬盘”难书。李九莲在1977年冬天听到自己死刑判决书时写道：“我向冰冷的墙壁喊一声还会得到回音，而向活人呼喊千万遍，恰似呼唤一个死人！”国人的这种麻木、冷漠、冷血，像崔健唱的“因为我的病就是没有感觉”。每天面对无数的人权灾难，面对尊严被侵蚀，都没有感觉、没有反应。这种冷漠和麻木实际上不是一天炼成的。在这个意义上，极权时代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影响，不是一天两天的，这种负面影响一直会持续到民主转型之后。
但即使在毛时代的中国，也不是铁板一块的。在极权的缝隙里，时而会有一些微弱的声音发出来，如同“地火，在地下运行。”我的博士论文曾经研究过50年代的司法改革运动，司法改革运动实际是对政法界的自由思想进行非常严厉的整肃。甚至那时也有些有意思的反抗技术或者福柯意义上的“权力技术”。比如有一个审判员，他在判决书落款的时候，他写“审员某某某”，故意落掉一个“判”字，意思是说我们只审不判，我没有权力判。在那种环境下，无论是法官还是学者，强调的都是法院就是共产党最最驯服的工具。有一个省高院院长讲话里面，出现了十几次“驯服工具”这样的字样。为了反抗这样一个主流话语，为了强调“审判权的独立”，一些法学家不得不批判“司法独立”，同时强调说我们的审判权的独立和西方资产阶级司法独立是不一样的，等等，这都是非常细致的反抗技术。
虽然很多的反抗者声音被消除了，很多反抗者被遗忘了，但是反抗的努力一直在持续，一直到今天。媒体一直是关注最新的热点案件，像艾未未、冯正虎等热点人物，但之前有很多人付出更大的代价，他们不应该被我们遗忘。像在座的的胡石根，92年组党，被判刑20年、在监狱里面呆了16年多，像判刑更久的“六四暴徒”、被坦克轧死的学生和市民、现在仍在监狱里面的一些记者、良心犯，我们不应该遗忘他们，因为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没有他们付出的努力，也就没有今天我们有限的这点社会空间。
维权运动有个大的历史背景。今天的情况就更加复杂。最近有媒体问什么是中国模式？我说我理解的中國模式就是，以低人权优势、官商勾结、贫富悬殊、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经济发展；以媒体控制、意识形态宣传系统和消费主义迷惑民众；以文字狱和赎买两手制服知识分子；以暴力为最后手段对付群体性抗议事件；以体制内零敲碎打的灵活性来抗拒民主化要求。按照我的看法，目前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精细的综合体，有奴隶制、有“种族隔离制”（城乡户口跟种族隔离的性质是一样的）、有宗教裁判所、有秘密警察、有丛林规则、有黑帮资本主义；另一方面，这个社会有现代工业、有信息高速公路、有股市、有全球化、有民主实验、有经济特区、有人权条约、有司法改革，还有所谓WEB2.0公民运动。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图景。要想更深地理解公民维权运动，应该放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和历史远景下。
二、             维权运动和民主运动的关系
有不少学者讨论了民主运动和维权之间是什么关系。维权这个概念在1970年代就有了，有一个澳大利亚学者从《人民日报》报道里去研究“维权”，像“315”消费者维权日、小区业主维权等。在2003年之前，有很多关于维权的报道，但是维权这个词被更多的讨论，进入我们的视野当中去，包括在国外关注中国的学者当中引起非常大的反响，这个可能从2003年开始。
2003 年发生了很多事情，像孙志刚事件、非典、蒋彦永的公开信、孙大午事件、李思怡事件、杜导斌被抓、下半年许志永等独立参选人大代表，年底王怡、秋风等学者在梳理2003年的时候，把2003年称作“民权行动元年”，原来叫“民权运动元年”，因为“民权运动”太敏感，编辑给改成了“行动”；要不“民权运动”也得简称 “民运”了。
后来更多用的是 “维权运动”，从那以后越来越迅速、广泛地传播开来，但实际上维权运动不是从2003年开始的，之前像丁子霖的“天安门母亲运动”，公民联署公开信的行动、某一信仰团体讲真相、反压迫的行动，张思之、莫少平为政治犯的法庭辩护，都是在2003年前就有的。
北大一个教师叫王天成，1992年因为组党，在监狱里面呆了5年。大概2004年左右，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说，我们那个时候（1980年代）更多的是一些政治口号、政治宣言式的东西，要民主，要人权，新闻自由，要修宪等等，以及一些组党的实验。这些是民运的典型做法。他说，现在你们这帮律师终于找到一个渠道，让这些大的政治理念、政治口号和民众的生活、和民众具体的利益联系起来；你们不需要去喊要言论自由，但是你们通过杨子立或胡佳、谭作人这样的案件，在法庭上去辩论《刑法》的105条第二款，和公诉人去论辩宪法言论自由的边界；或者你们在一个拆迁的案件里去维护当事人的财产权利，这就和具体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了。这个有力量。他说我们那一代苦苦地寻找民主、宪政、自由这些大的口号和普通民众命运之间的联系，但没有找到。
我当时对他说，并不是你们没有找到，并不是我们这些维权人士、维权律师找到了一个新的东西，不是这样。在1980年代那样一个制度环境下，只能有那样的维权方式，只能有那样的抗争方式。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产生不了今天这样的维权形式。你想1989年才有《行政诉讼法》，民告官在形式上才有可能。律师职业在80年代也非常薄弱，也没有这么多的法学院和法学学生，1996年《律师法》才正式说律师的性质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而不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也没有提出“依法治国”，而“人权”入宪是2004年的事情，等等。在那个时候政治更加高压，没有今天大批维权律师的活动空间。
我在2003年时认识所谓的维权律师大概有十个，后来就变成了二十几个，然后就变成了五十几个。总有记者问我，中国维权律师到底有多少啊？维权律师的概念本来就是很模糊的，有人说所有律师都是维权律师，我也不同意。上海的翟建、谢友明，北京的李大进等等，就不是维权律师，他们维的是政权。现在经常参加介入公益维权活动的律师，我想在全国应该有100个左右。在80年代，方励之、胡石根、王丹那个时候，那一代人就没有可能找到这种维权模式。我对天成讲，正是因为有你们那一代的努力，有你们那一代的牺牲，所以才有今天公民维权的活动空间。如果没有魏京生、徐文立、鲍彤、江棋生、杨天水、丁子霖、秦永敏、张林……等等那些人付出巨大的代价，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那个时候一判就是二十年，十几年，非常残酷。我一直在说，中国法治人权方面取得的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付出巨大牺牲的先驱者。
从 1979年民主墙运动，1992年的自由民主党，1995年的自由工会，1998年组党，八九十年代的民间公开信运动等，都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一些先驱者他们能够找到的合适的抗争方式。我曾经梳理过中国的“公开信运动”。1994年杨周、鲍戈等54人他们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了《中国国家和社会民主化九四年政纲》，要求修宪，废除《刑法》反革命条款，要求取消劳教，要求开放报禁党禁，军队国家化，推进经济私有化，废除户籍制等，这19条政纲成为中国民主运动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1995年是联合国宽容年，有很多著名的知识分子联署公开信，因为这些公开信，有很多人被判刑。今天仅仅因为签名被判刑的例子恐怕比较少了，但是在那个时候，因为签名被逮捕判刑的很多。那个时候组织公开信更困难，89年有些公开信就是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去找知识分子签名，没有复印机、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签名本身的联络就很困难，风险也更大；但是那个时代的人们也在制度的边际上往前冲，他们作为先驱者对冲破政治封锁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曾在《从上书到公开信》一文中梳理过公开信的意义：克服恐惧，揭露真相，表明立场，制造压力，实践民主，拓展自由，公民联合，积累共识，等等。在一波又一波的公开信中去积累民间的共识，同时这本身也是自由和民主的一种操练。因为有这些民间公开信运动，才有可能出现08宪章这样的东西。
关于维权和民运有一些不同的说法，比如说张辉说，“从新世纪开始，中国的维权运动为民主运动找到了新的出路。”维权是争取公民权利，民运主要是以政治诉求为主要特征，以参加选举、组党为主要方式。胡平认为，“维权运动发生的原因是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民运发生的根据是反对政治不民主，两者既有相同点又有不同点。”有人说维权是民运的一部分，徐水良则认为，“民运是维权的一部分，它整体都属于维权范畴。”
我觉得不必分得这么细，维权和民运都有一个共同的追求，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根据这个时代、这个制度环境能够允许的范围尽最大努力去做。几天前在twitter上看到89年广场上浦志强的照片，再看看谭作人的日记，再看看今天冯正虎、陈云飞、梁晓燕、刘飞跃、李海他们做的事情，你会发现民运和维权是有血肉联系的。
维权运动的范围实际上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我们不能够仅仅把维权律师的活动当作维权运动的全部。除了律师之外，还有公民、记者、作家，持不同政见者，NGO等等，在各个领域进行专业维权的人士，实际上都是维权运动的范围。所以也可以叫做公民维权运动，或者叫公民运动，或者叫民权运动，这些概念的意思都差不多。
我把维权运动当做自由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果实，自由主义关于人权、自由、法治的思想，从书本走向行动，从理念走向实践。在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把维权运动理解为中国的真相运动。我们知道，90年代末，捷克的前总统哈维尔的一些文章被翻译过来，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对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至少对于我本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用最简练的一句话来概括他的思想就是“生活在真实之中”（live in truth），这个真实既是真相，又是真理；一个人不愿意去接受谎言，不去做帮凶，要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想按照自己内心原则来生活，这个时候他实际上开始参与了中国的真相运动。
三、维权的可能性
这个实际上和前一个问题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在今天维权是可能的，而且越来越多的进入人们的视野？
第一个就是制度资源和意识形态资源，有了捍卫民权的法律以及诉讼渠道。《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一个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雏形。和这个有关的就是意识形态话语的转变，原来的阶级斗争、“狠斗私字一闪念”等文革话语已经完全过时了，当局为了寻求话语上的合法性，必须转向新的东西，比如说改革开放，依法治国，所谓的“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尤其是依法治国，人权入宪，使民间有了“假戏真唱”的可能性。我们可以利用这样的话语空间、利用法律规则来做事情。比如说2000年的《立法法》里，公民可以提出违宪审查的建议，你认为一个法律法规和《宪法》相抵触，你可以公开地去建议人大常委会对它进行审查。再比如说， 2008年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来要求政府公开某些信息等等，这都是在80年代不能想象的事情。
第二个是媒体的空间，尤其是新媒体。在1980年代之前，虽然曾有某些宽松时期，但媒体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独立的空间，所有的媒体都是被垄断的。当然到今天传统媒体也是被垄断的，但程度有所减弱，重要的是有了互联网，网络媒体。
在新闻界的人知道媒体要让“二老”高兴，一个是老百姓，一个是老干部。老干部主要是从意识形态上，你不能触怒他们，你不能过那个底线。让老百姓高兴，就要有一些真实的、老百姓爱看的东西。媒体面临的主要是两个压力，一个是中宣部的压力，或者说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力，你不能报道法轮功，不能报道“六四”，不能报道计划生育等等，每天有很多禁令；另一个就是市场的压力。如果你办得都像《人民日报》那样，那没有人掏钱去买；媒体要打擦边球，也要和中宣部的禁令进行比赛，看谁快。即使中央电视台也有一些市场的因素，它不可能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东西。
互联网的发展让信息的传播更加迅速，公民组织起来更容易。像我们围观黑监狱，我们就是通过网络发出消息，一些网民、不少是对旅游感兴趣的“驴友”就过来，去围观黑监狱、营救访民、发文章。比如长沙的一个野蛮拆迁案，在博客或twitter上把消息发出去以后，立刻在网络上有很多人讨论，长沙当地的网友马上过去拍照等等。Twitter、facebook、blog、播客、微博、skype、电子邮件组、手机上网、公民dv运动等等，可以说我们正在飞速进入自媒体时代、全民媒体时代，这将对整个维权运动的发展态势产生影响，也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的政治和社会转型。
第三个是市场经济，民间活动空间的扩大。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市场竞争因素，虽然经济飞速发展中有很多问题，比如说贫苦悬殊、官商勾结、环境破坏等，但不能否认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样就会给维权行动带来很大的空间。如果我们连租一个会场的钱都没有，那怎么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讲座活动？如果我们连自己的生活都勉强维持的话，那无论是我，还是其他律师，都不可能花那么多时间去干不赚钱的案件，去做那些只有风险、费力不讨好的案件。
范亚峰曾讲过三大板块形成相对优势，一个板块是自由主义理论，一个板块是互联网，还有一个板块是家庭教会、NGO。一方面这些东西是我们维权行动得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在维权行动中又加强了这些优势，这是关于公民维权运动的制度条件。
四、维权的政治化与非政治化
我想这是在公民维权领域里最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也很值得去讨论。在争论中，实际上有很多概念混淆的地方，形成鸡同鸭讲，自说自话。首先要理清楚维权运动中“政治化”这三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按照维特根斯坦的理论，概念、词语和现实不是一一对应的东西，它不是像我手里的这支“笔”，能看得到、摸得着，毫无分歧。一个概念的确切含义要看它在具体语境当中的含义，要看它是如何被人们使用的。我说的“政治化”和你说的“政治化”的语境可能不一样，我所理解的那个含义跟你不一定是一个东西，所以一定要看哪些文本里面提到了政治化，它有什么样的语境（上下文）？
我梳理了一些文献。
我不相信这样的绝食运动能达到为老百姓维权的目的，我只相信每一个维权个案最终得通过法律手段去解决。因此我很难理解您为什么这样轻易地放弃律师职业而去从事政治活动。我觉得您把维权活动与政治活动搅到一块去了。在我看来，把维权行动政治化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这会给维权的民众带来难以承受的风险，而您则会越来越远离那些需要得到您帮助的底层民众。
（丁子霖：《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
去政治化后意味着放弃宪法及法律的武器，体制内的依法维权它的本质就是限制政府公权力的任意妄为，就是政治性的。……维权运动爆发的根源是国家政治制度的根本性缺陷导致的，又如何能够与政治无关？
依宪依法维权就是搞政治，谁也无法清除它的政治本质，当我们把搞政治变成有意思的游戏而鼓励所有的公民积极参与时，人人都能参与的公共决策、参政议政也许就来到了人民的身边。
（贺伟华：《公民维权的去政治化，中共分化瓦解异己的阳谋》）
面对困难，有人提出为了更好地维权，为了保护现有的维权空间和环境，主张维权去政治化。从策略上讲，这种提出有点无奈，但从实然角度来讲，维权与政治摆脱不了关系。
（宁清平：《律师维权的去政治化？》）
通常，人们认为”组织化”和”政治化”是维权运动的禁区。……实际上，如果严格地按照无组织、非政治的原则去维权，那就只会有单独的、分散的、个体的、完全诉诸于现行行政与司法渠道的体制内维权，而作为集体反抗模式的维权运动，必定无法形成气候。反过来，也就是说，中国当前已经形成气候的集体反抗模式的维权运动浪潮，其实也早已经在实践中越过了组织化与政治化的禁区。
（吴俊：《维权运动的组织化、政治化、暴力化与民粹化问题》）
本人认为，法律维权与政治之间应当保持距离——这是指法律维权使用的是法律性语言和法律制度工具，而不宜使用政治社会的语言和政治道具。
任何将法律维权与政治挂钩的行为，是不适宜的。……“法律人只谈法律”这种态度，有利于克服法律人和具体政治之间的紧张关系。
（鲜江临：《法律维权不涉政治》）
中国维权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保持和维护现专制制度的维权──表现在限制民众于经济个案维权内，打杀政治维权。一条是走向民主过度的维权──经济政治维权并举的维权道路。
（张三一言：《政治维权是中国必由之路》）
维权政治也有双重含义，一重是日常政治，在美国、在日本、在德国、在英国，它毫无疑问也有维权政治，但是在当下的中国维权政治还有另外的一种含义，就是立宪政治的含义。
（范亚峰：《维权政治论》）
（维权运动）是总体性的革命。并不是单纯的运动和斗争，而会带来一种“整体秩序”。……维权是政治自由的运动，是1911年政治自由传统的延续和生长，也是解放的运动。也就是说，维权运动有助于捍卫公民社会和政府的分野，捍卫权利法案和基本权利，有助于未来形成有限政府，有助于当下政府的有限化。
维权是后极权时代的民主运动。
（陈永苗：《维权运动的中国史意义》）
当代农民的维权活动的基本目标具有十分明确的政治性，已经从资源性权益抗争向政治性权利抗争方向发展。……这种用国家法律来抵制国家最基层政权来达到农民的维权目标，是一种政治行为。因此，政治性是当代农民以法抗争的一个显着特征。
（于建嵘：《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活动与政治》）
中国是个有着悠久泛政治化色彩的国家，常常出现法律问题用政治化的方式去解决，这本身就不是法治、民主、宪政国家应有之义，作为一个法律人，应尽力促进社会在法制的平台上来解决问题，要将政治问题法律化，而避免将法律问题政治化，使法律回到它的本位上来，并且通过法律的博弈来推动社会的进步与转型。
（莫少平：《持守心底法治、民主、宪政信念而风雨前行》，政治问题法律化、法律问题专业化、专业问题技术化，这“三化”是莫少平一贯的主张，也是他一贯的实践。）
维权事件虽然大多集中在社会经济领域，一般不带有政治性；但是由于当下中国的侵权主体是政府与公权部门，而政府与公权部门肆无忌惮地滥用权力、侵犯人权的主因是由政治制度造成的，所以，要从根本上维权，必然要求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要求实行宪政与法治、要求公民治理与自治。同时，公民的政治权力如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表达权、结社权、参与公共管理权，均是公民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需要争取和维护。
（张祖桦：维权时代的来临）
进入新世纪以来，借助于互联网提供的资讯平台，民间维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扩张，由敏感的政治问题扩展到非政治领域。在六四难属、异见人士和自由知识份子之外，其它群体纷纷加入民间维权运动，催生出以争取经济权益为主的草根维权、以争取言论自由为主的网路维权、以争取信仰自由为主的宗教维权，以向各类群体提供法律援助为主的维权律师群体，遂使民间维权呈现出相互支持的多元化局面。
（刘晓波：民间维权是六四最大正面遗产）
对于那些继续坚持非政治化的人士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是将这种乐观判断再往前推一步，如果由刚转柔确实是事实，那么，总有那么一个时刻，需要在一个不再那么刚性的体制面前，重新展开政治化的诉求。由此，所谓的非政治化就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完整的变革途径，而只能是一种阶段性的策略。
（莫之许：刚柔之间论”天问”——我看维权绝食之三）
除了这些例子，圈子里还有很多辩论涉及到维权政治化。大家在讨论维权是否政治化的时候，首先要区别价值判断的陈述和事实判断的陈述。很多人在文章里面说，你再避免政治化，你也避免不了，政府就把你政治化。中央领导有一次讲话里提到“维权分子”，与民运分子、法轮功分子、疆独分子、藏独分子并列，当做需要警惕和打击的势力。我们要区分一种描述是事实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从“维权客观上是（被）政治化的”，并不能够推论出“维权应该政治化”。
政治化的含义。有的人把街头化叫做政治化，有的人把搞组织、组党叫政治化，有的人把在案件之外有一些制度上的诉求，你不谈当事人的案件，去谈这个案件之外的东西，这个叫政治化。还有的人把接受采访，就叫政治化；或者说把接受外媒采访就叫政治化。有的人把高调叫政治化，低调的，不出声音的，就叫非政治化，或者去政治化。
还有的把是否承认现有法律体系的合法性当做是否政治化的标准，比如说言论自由的案件，《刑法》的105条第二款，是否符合《宪法》的35条言论自由条款，如果你在法庭上去质疑《刑法》这一条文是违宪的，那你就是政治化，如果你仅仅在条文之下，去讨论证据问题、程序问题等，那你就是非政治化的。
还有的把介入敏感案件叫政治化，介入法轮功、介入西藏的案件就是政治化了，不管你以什么形式去介入。不同的律师有不同的做法。李劲松说，中国的法律80%是好的，80% 的案件是不敏感的，政府不会打压的，小区业主维权、消费者维权等。李劲松说他只做这80%的东西，另外的东西他不管。高智晟则说，维权不能挑肥捡瘦，这么多宗教迫害的案件，这么多良心犯的案件，还有一些政府以各种理由贴上敏感标签的案件，你不去做，那谁去做呢？
对于这个问题，我想谈谈我个人的一些理解、看法。
第一点。与律师伦理有关。虽然维权有个大的历史背景，有一个宏大的理想，但是具体维权案件中最重要的，就是当事人的利益，这是律师伦理要求的。你不能伤害当事人的利益。当事人无论是因为拆迁还是信仰受迫害找到你，你作为代理人或者辩护人，首先要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你不能在这个案件中，把其他的诉求当作最重要的，炒作出名啊或者借这个案子来达到自己的什么目的，这都是不行的。是否政治化首先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为前提。
当然这里面也没有那么简单。对于多数案件，比如说拆迁的案件，实际上，律师和当事人都是一样的，不管是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还是私下谈判，是否通过媒体等等，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让被拆迁者得到最大的补偿。虽然不一定能够达到这个目的，但你不能有其他目的。
有一些案件就比较复杂，比如法轮功的案件。从我介入的法轮功案件来看，无论是当事人、家属，还是他们的同修都很清楚，再厉害的人律师介入也不可能改变结果，这个结果就是定下来的，而且不是法院定的。你在法庭上表现得再好、证据再过硬，你在法庭上把公诉人打得落花流水，同样改变不了结果。但是他们为什么要找律师呢？他们就希望你在法庭上把610、公检法违法的情况讲出来，通过法庭辩护把法轮功受迫害的情况说出来，把《刑法》300条“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的荒谬之处点出来。这个过程就是目的，他们根本不在乎结果。我们在石家庄王博这个案件就是这么做的，我们非常清晰地梳理了相关法律，发现没有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说法轮功是邪教，但是在实践当中，法轮功发传单也好、下载光盘也好，都是按这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来提起公诉。我们在法庭上质问，什么叫破坏法律实施，破坏了哪一条法律实施等等，公诉人根本回答不了。这个时候你不能够只看结果，还要看案件的社会意义，当事人也希望你这么做。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我们一提政治这个词，就好像政治是肮脏的、黑暗的、危险的，政治就是官商勾结、黑箱操作。但实际上不应该是这样，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它应该是美好的。搞政治就是服务公众，应该把政治这个概念变成一个好的东西。应该把被颠倒的历史关系再颠倒回来。
第三点。要保持维权形式的多样性。生物学上讲生物多样性，如果所有的生物都只适合同一个环境，那一旦地球的环境变了，生物就都没了。维权也是一样，所有的人都是高智晟、郭泉，很容易一网打尽，维权就没有了。如果所有的人都只做环保、劳工维权，或者是最温和、最低调的那部分，那也不行，因为没有充分利用制度空间。这些最温柔的东西当然有用，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讲，仅仅做这些东西就没有尽力去推动这个社会的进步。经济学上讲，不能够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维权是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东西，不能够只有一种声音。当然这也跟个人有关，你要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根据自己承受风险的能力，根据自己对社会形势的判断，来做选择。
第四点。关于所谓激进维权。张思之和莫少平都是我很尊敬的律师和前辈，但他们对高智晟的批评，我却不能接受。他们认为高智晟那种激进的，高调的做法，甚至绝食、抗暴，不但把自己给毁了，而且把民间好不容易积累起来的空间给毁掉了。这种判断我是不能认同的。高智晟自己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首先这种精神值得敬佩。我们没有他那么勇敢，我们更多地考虑老婆、孩子等等，但不应该指责他太过勇敢。我们不敢那样，主要是一个风险的问题，假如说组党不进监狱的话，我现在就组一个。我觉得这些走在前面的人，付出的代价更大，他们的贡献也更大。没有高智晟、胡佳，我和李和平就是最激进的，很显然激进的人对我们起到了保护作用。
高智晟、胡佳、“激进维权派”，缩小了民间活动的空间吗？我看到的现实不是这样的。高智晟被抓以后，维权律师越来越多，高智晟那个时候活跃的维权律师我都数得过来，现在恐怕都数不过来了。民间NGO、家庭教会、公民记者、互联网，没有因为刘晓波或者高智晟进监狱就不发展了，黄琦、谭作人、郭飞雄、陈光诚、严正学等等都判了刑，把我们谁给吓唬住了吗？谁因为刘晓波判11年就不敢做事了，文章不敢写了，案子不敢代理了？没发现。
我对中国近30 年的历史有一个粗略的判断，大的趋势是更开放、更自由，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反复，个案上会有一些倒退，但是总体是进步的。但这种进步并不是政府赐予的，并不是某党主动地去和国际接轨，拥抱主流文明价值，并不是这样。这种进步主要应该归功于在这么多年里付出巨大代价的行动者，大致可以认为，付出的代价越大，他的贡献就越大。如果你的行为没有任何敏感性，当局都不理你，你没让它感到疼痛，那你对社会的贡献肯定没有那些人更大。社会的进步主要应该是归功于先驱者，勇敢者，持续进行战斗的公民，而不是搭便车的人。一场战斗，你不能够因为冲在最前面的人都战死了，就把胜利归功于那些幸存的人。幸存者立功受奖，旁观者坐享其成，但是对这场战争贡献最大的，是那些在黎明之前倒下的人。
第五点。关于个案维权的效果。有人把维权失败或没有达到满意的结果归结为政治化，我觉得这也是成问题的。你不能说政治化导致了维权失败，你只能说某一个案件，哪些策略或行为是不合适的，导致了一个案件没得到好的结果，你不能够笼统地说不应该政治化或不应去政治化。现在的政法体系缺少制度化，缺少规律性，一个案件成功的策略未必适合另一个案件。不同的案件是不太好类比的，而且我们也不应该给某一个人贴标签，艾未未、艾晓明、冯正虎、李和平、黎雄兵、许志永、万延海、屠夫、老虎庙、刘晓波、唐荆陵，你说谁是政治化的？谁是非政治化的？贴标签没意义，你只能是说在什么案件或事件上，什么样的处理方式是更合适的。
第六点。维权更多地跟法律制度有关，但是法律制度不是能够从社会、政治当中抽离出来的。我们在法庭上辩护，是在政治网络中的一个法庭，它不是像西方那种独立的法庭。这些年中国法律制度的推进，也是和整个政治制度的推进是分不开的。比如说法官原来是大圆帽，现在是法袍。比如说一些证据规则的修改，表面上看是一个纯法律的东西，但实际上和整个的社会转型、政治转型都是连在一起的。我介入刑事案件较多，深刻地体会到，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更完善的刑事证据规则的话，对于解决很多冤案、促进人权是非常重要的。不能光去考虑一些大事：没有政党竞争、没有选举制度、司法不独立、新闻不自由，所以就没有活动的空间，没有进步的可能性，并不是这样。
试分析几个关于维权政治化和非政治化的例子。比如说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我曾写过文章来分析里面的策略，其中一个就是非政治化的策略。因为当时孙志刚事件在网络引起巨大的反响，中宣部已经下令不准讨论孙志刚事件，我和许志永、俞江已经准备了公开信，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的《收容遣送办法》进行审查。为了能让这样一个行动有更大的效果，就需要传统媒体，从而需要采取非政治化的策略。我们在那个文本里完全没有提孙志刚，也没有提收容遣送制度带来的各种危害。（一开始我们有个附件，把收容遣送站的各种罪恶，打死的，打残的，全都在附上，后来都去掉了。）文本就是一个纯粹的法律技术分析，《宪法》、《立法法》、《收容遣送办法》，一个专业化的东西。（当然收容遣送制度被废除，并不仅仅是个别学者、个别记者的功劳，全国网民都发挥了一个集体的合力。）
比如关于特定问题的签名。甘锦华这个死刑冤案，为了救他一命，我也公开地征集签名。这种签名就要注意，不能有太敏感的人在里面，有一些很敏感的人，我的一些朋友，也支持签名，我就很为难，这个写还是不写呢，我必须考虑他们的名字在里面对这个案件会不会有伤害。
比如王天成诉周叶中抄袭案。周叶中是给中南海老头子们讲过课的，王天成是因为组党被判过刑的政治犯。在这样的案件里，就必须要非政治化，要把政治犯的因素，《著作权法》之外的因素要抛开，否则的话，《中国青年报》也不可能给你报道，民众参与讨论的机会也更少。
比如说公盟介入的毒奶粉案件。在这个过程中，毒奶粉受害者得到的赔偿是很有限的，很多人根本没有得到任何赔偿。其中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有问题，我们就去告他，后来它就跟我们私下谈判，只要不声张，它拿出100万，让我们分给那些受害者。如果你去声张，那这个钱就拿不到，我们当时做毒奶粉案件做得非常辛苦，大量的资料，无数的电话，非常辛苦，但法院不立案，看不到效果。所以为了让这些受害者真正地拿到补偿，我们就采取了低调的，非政治化的方法。
另外一起案子，可能必须政治化，或者用政治化的方式更适合。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法轮功案子，你必须接受采访，把这个意义讲出来。再比如谭作人案，一开始是涉及地震，涉及到“六四”日记什么的，后来判决书上就没提地震调查，只认定了“六四”的事情。地方当局实际上想用这样一个伎俩来吓唬律师，吓唬其他人。因为他是调查地震被抓的，所以你们这么多人关注，现在说跟地震没有关系，他是因为“六四”日记，因为跟海外反动分子勾结被抓的，你们还敢关注吗？这个时候你就不能够被他吓倒，所以浦志强、夏霖他们就说，我们让李鹏、陈希同他们来做证人。虽然未必能改变结果，但是这样才能够把这个案件的意义更充分地阐释出来。
还有唐吉田、刘巍的这个事情。北京司法局早就想收拾唐吉田、刘巍，它可以找很多借口，找来找去找了个法轮功案子做借口，说在这个案件里面，律师退庭抗议，所以是扰乱法庭秩序，所以要吊销你的律师证。这就是想让别的律师害怕，不敢声援他们。在听证会那天也是，很多访民去声援，警察就说，“跟法轮功有关的，你们赶紧走”。这样的案件，你就不能够仅仅局限在司法局的行政处罚是否有法律依据，是否能站得住脚，你就必须要谈唐吉田、刘巍为什么被吊销律师证，它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介入人权案件，因为推动北京律协直选，举报北京司法局长的敲诈勒索，所以司法局对他进行报复。不能仅仅局限在这个案件里面谈专业问题，还要谈唐吉田、刘巍之外其他的维权律师受打压的情况，整个的维权律师群体被判刑、被劳教、被吊销执照等等，这样才能让这个案件有更多的关注，才有可能对当事人有好处。虽然当事人也不指望结果有所改变，但是必须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这个意义阐释出来。
还有邓玉娇案。如果仅仅去谈正当防卫的法律问题，或是否有精神病，那邓玉娇肯定完了。必须有网络上的呼吁，没有网络的推动，邓玉娇的命运肯定不是现在这样。
没有一个统一的、不变的标准，维权应该政治化还是不应该政治化，要根据不同的案件、不同的情况，要根据案件的性质，根据当事人家属的意愿来判断；要考虑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说律师愿意承受多少风险，比如说当时的政治气氛，是应该更高调还是更低调，比如说媒体对这个案件关注的程度，公众能够接受的程度，比如说对手的实力等等。有的案子两个代理人，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有的案子，前期用非政治化策略，以免打草惊蛇，后期用政治化策略，集中优势兵力，加强舆论攻势。
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能够在每一个案件都找到最合适的策略，实际上我也有失误的时候，比如说2008年“314”之后，我和李苏滨发起了一个声明，二十几个律师参与，我们说，愿意为被捕的藏民提供法律援助，结果呢，这个事情就被司法局严重关注，旧账新帐一起算，导致我的律师证被吊销。有人批评说，你应该先介入一个西藏的案件，然后再发这个东西，谈汉族律师介入西藏案件对于法治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批评是有道理的。但是反过来看，这个声明本身也是有意义的，二十几个律师有这样一个声明，是有特定的历史意义的。和仅仅有个案援助的意义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不应该接受媒体采访，有的案件就应该多多接受媒体采访，还有的案件你要看情况，一般来说，只要国内媒体能报道的，没有封杀的，首先要考虑国内媒体，不要把新闻首先给国外媒体。国外媒体也要有个选择，如果你需要国外媒体来关注你这个案件，一般来说，有权威的、大的媒体，BBC、《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四、维权的发展前景
我介入维权运动以来，有些经验和感悟，也看到了维权运动发展壮大，也经历了其中的艰难险阻。可以说维权运动开创了中国政治生活的新局面，它也将会成为中国政治社会转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推动力。
维权既是改革又是革命，有一个学者阿希（Timothy Garden Ash），创造了一个新词叫“refolution”，既是改革又是革命。关于革命，我比较认同王天成的看法，他说国内的学者，包括非常有名的自由派学者，他们提出渐进改革、渐进民主，碎步前进，循序渐进等等，他说这些东西是很误导人的。如果自由派都不敢提革命，都不敢提彻底的政体变革、民主革命的话，那共产党就不可能真正地朝着你所希望的那个方向走，你的诉求根本对他没有任何压力，他根本就不会在乎你。你提碎步前进，他碎步50年、100年也是碎步前进。所以一定要明确地、清晰地提出来建立宪政，建立多党制，必须提出政体革命这样的东西。我们作为知识分子，作为关注中国问题的人，必须明确地提出这一点。至于具体的路径，那恐怕也不是我们能够设计和预测的，在讨论和实践中总会形成基本共识、摸索到切实可行的方法。
我们要盘活现在所有的制度资源，现有制度框架允许我们做的各种事情我们都应该去尝试，各种制度工具（法律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正式的和非正式的）都把它充分地利用好，这样才能去逐渐地积累民间的力量。我相信官民力量的对比，会逐渐朝着有利于民间的方面发展。通过个案维权，通过公民行动，通过个案一点点的积累，总有一个历史时刻，民间的实力让官方不得不坐下来谈判。
在一个极权体制下，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受害者和施害者，我们每一个人的选择，形成了这个制度的全貌，这个体制的运转依赖我们每一个人的默许。每一个人的选择在这个节点上也就会对整个制度的运转形成影响。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大的历史转型阶段，我们面临中国历史上最深刻的转型，这恐怕也是“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处在一个苦难和罪恶之中，我们必须去行动，必须去记录，必须去抗争——这些抗争与其说为了一个自由、民主的理想，为了我们的后代免于恐惧、免于野蛮，不如说为了我们自己，我们要自我救赎。
2010年5月 1日于北京，6月3日夜整理。首发《中国人权双周刊》

程益中（1965年－），中国安徽安庆人，记者。2005年4月5日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新闻自由奖”，在授奖词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 价：“程益中是中国新闻界的楷模和有良心的职业报人，他为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程益中答南方人物周刊（节选）
人物周刊：身边不少同事说，既尊敬您过去的锋芒，也尊敬您现在的隐忍和妥协。您是否更隐忍和更妥协了？这两者是您一直以来的方法论吗？
程益中：过去的锋芒也好，现在的隐忍和妥协也罢，我认为对我来说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并非刻意而为。我对人生的艰难困苦极其敏感，对加诸在所有人身上的不 平与不公感同身受，嫉恶如仇，我的锋芒因而被砥砺而成，如果没有世间的不平和不公，我又何来锋芒可言？世间的不平和不公，便是我的磨刀石。而所谓的隐忍和 妥协，无外乎两种情况，一种是锋芒被折断，另一种是你不合时宜，你已经失去了亮剑的机会。
人物周刊：您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如何权衡过去两三年的得失？
程益中：我是满意的。我常常对我的家人和朋友说，别抱怨，要知足，世上还有多少不公平的事情，还有多少受苦受难的人，面对这样的世界，我们还有什么理由抱 怨，还抱怨什么呢。如果非得权衡，我觉得过去两三年里得大于失。经历那件事之后，个人得与失对我于来说已不再是一个问题了，任何情况下我都觉得自己得远远 大于失。我这里要交代的是，我对现实的看法，与个人境遇的关系不大，并不会随着个人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我从前在别人看来很风光的时候，对现实的看法也大致 如此。
人物周刊：哪一种生活是现在的您鄙夷的，坚决不愿意过的？
程益中：我最鄙夷的生活是需要出卖灵魂的生活。比如说不认同某种价值观而又必须依赖这种价值观生活；比如说为了生活去背叛人类常识和普世价值，与自己的良 心搏斗，或者为了生活干脆抛弃良心；明明知道某句话是谎言，但为了生活却偏偏说这是真理。最不能忍受的是，这样做只是为了生活得更成功，不这样做他也有日 子过。
比较幸运的是，我现在能自主选择不屈辱的生活方式，尽管代价很大，但我觉得很值。
人物周刊：是否有心生厌倦之时？您应该不是无条件乐观的人。
程益中：要说厌倦，其实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我早就不想再忍受了，早就想辞职了，作为报纸总编辑，作为报人，我受到的压迫和侮辱太多了。只是后来发生 的事件，使我出走的方式，看起来不像是自我放逐，而像是仓皇逃离。
我怎么能是一个乐观的人呢？我是一个达观的人，因为我悲观至极。
人物周刊：您字里行间的情怀、气概、力量因何而来？在您的心里，是否一直有个人和家国之间的清晰次序？
程益中： 达则兼济天下，穷且独善其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跟古往今来的中国传统读书人一样，骨子里有很强的家国意识，有很强的为民请命意识。而我从事的职业，刚好 有这样的机会和可能。在民主国家，这些意识其实不重要，但在中国就弥足珍贵。
人物周刊：您希望50岁时的自己是怎样的？
程益中：我希望50岁时，自己更宽容，更自由，不需要拍案而起，不需要愤怒，能生活在人权民主和法制得到真正落实的社会，能看到官员廉洁奉公、环境日益改 善、社会公平正义、人民安居乐业。至于自己能干多大的事业、能有多大的成就，真的一点都不重要。我愿意做一个好制度下幸福的平民，绝对不愿意做一个坏制度 下悲苦的英雄。
人物周刊：对您的最大侮辱，和您可能的辩解。
程益中：有人说我本人和南方都市报遭受挫折，是因为我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不遵守潜规则，这个观点我坚决反对。相反恰恰应该这么讲，南方都市报最成 功的地方和最成功的原因，都是我程益中做人不够圆滑、玲珑、世故。更重要的是，南方都市报最伟大之处，便是它的挫折。
中国最大的糟粕，就是所谓的做人学问，中国人缺乏的是率真和纯粹。中国到处充斥着各式各样、似是而非的做人做官的学问、庸俗管理的学问，其祖师爷都是厚黑 学和潜规则。从这些学问那里，我看到的都是争先恐后的、创造性的无耻。我经常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那么多教人做人的学问里边，都不教人怎样做一个正 直、正派和有道义的人，反过来都教人怎么做一个圆滑、世故和不吃亏的人。
人物周刊：数年前所言“只有不好的制度，没有不好的人性”，现在对制度和人性之间关系的新认知。
程益中：最不好的现实是，制度性的败坏，与国民性的败坏在双重作用于这个时代，一方面制度性的败坏改造和伤害了国民性，加剧了国民性的败坏，另一方面日益 败坏的国民性也为制度性的日益败坏提供了肥沃土壤，两者相互相成，互为因果，又相互推波助澜。但可怕的是我们不以为意，或者浑然不觉，就像温水煮青蛙一 样。
人物周刊：是否苟且？在现在中国如何生活得更平心静气？
程益中：我现在不愤怒，因为我已经掌握了在这个时代生存的两大秘技，荒诞和戏虐。我认为这已经是我最大的不妥协、不苟且了。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时 代，礼崩乐坏，江河日下，积重难返。倘若没有一点戏虐和荒诞精神，面对这样的时代我们何以自处；所以我现在不再容易出离愤怒了。我羞愧我多了一丝对现实的 冷漠和对自己的热情。
人物周刊：面对鲜花掌声、明枪暗箭时的心态，以及孤独感的缘由。
程益中：无论鲜花掌声还是明枪暗箭，无论得意还是失意，我都知道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不会在成功中迷失自己，也同样不会在挫折中迷失自己。
有不被理解的孤独，但我也不是太过不了这一关，并且我感觉我得到的理解远远大于不理解。我的孤独感并不源自发生了多少不幸，遇到了多少挫折。我在不幸、挫 折时并不觉得无助，为我挺身而出、拔刀相助的人，比我想象的要多，他们的努力比我想象的要大。
我的孤独也在凯旋归来时。我常常会在高堂华座，觥筹交错，熠熠生辉场合，一个人从后门出去，在如华的月光之下悲从中来。这是我最大的落寞和孤独。
人物周刊：您在媒体职业里的的自我定位？是否是天生的带队者？
程益中：我不自我定位成最好的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或者校对。但我起码是当代中国最优秀的前报人之一，最有格局的媒体资源管理和整合者，优秀的媒体环境、 气氛、文化的制造者。我不认为我天生就是带队者，我认为我之所以可以带队伍，是因为我敢于承担责任，并且也往往有能力承担责任。我不是一个好下属，但的确 会是个好领导。我认为我与下属相处相对容易，与上级相处相对不易。
人物周刊：如何看待都市类报纸起家时代言弱势、和发展到一定阶段苟合强势的角色转换？
程益中：我不认为都市类报纸靠代言弱势起家，而发展到一定阶段就苟合强势。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对都市类报纸的偏见和侮辱。都市类报纸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 主要不是这个问题，再说即使有问题也比那些喉舌和工具好。我认为，所谓代言弱势也好，苟合强势也罢，都是一种道德主张，并没有是非和高下之分。需要搞清楚 的是，新闻观有没有问题？真实性、公正性、专业性是否有保证?发行量、影响力、美誉度如何？现在，一些报纸由于盈利上的压力，偶尔会做出一些短视的行为， 我觉得当然最好不要这么做，也没必要这么做，但我同时也觉得做了也无伤大雅，以后改了就好。问题是，面对所向披靡的政治压力，报纸自取其辱地选择妥协的方 式生存。我们应该抨击施压者，而不是被压者。是不是？
都市类报纸生存的政治环境非常不易，我们不能再雪上加霜了。
人物周刊：你对“精神教父”角色的理解？领袖气质、感染力是否也是危险？
程益中： 我觉得这说法让我很难堪，我无意也无力担当这样的角色，我是一个偶像的破坏者，我拒绝成为偶像。首先说明，我认为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必须说，我对精神教 父、领袖气质之类的东西，一向还是很警惕的。领袖气质这东西，实际上是一种以暴易暴的气质，无非是以一种更大的暴力，成功性地压到了另外一种相对较小的暴 力。我对自己的期许是，我的见解有很强的说服力和可操作性；我的主张能得到认同和支持，并且符合情理；我的规划能很有效率地变成现实。
当然我也承认，越是落后的国家越是需要精神教父和领袖气质。
人物周刊：你对过去一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总体描述是？是否意识到自己已经添加到这一序列中？添加到这一序列中的荣和辱是什么？
程益中：第一个问题有点大有点泛，我只能说，过去100年，大陆中国知识分子命运总体上没变——不对，应该是每况愈下。虽然物质条件有变化，但知识分子近 60年来并没有真正获得尊重和尊严，人格上越来越不独立，学术上越来越不自由，被豢养和包养的命运并没有改变，相反越来越依附和依赖权势。这很可悲！更可 悲的是，现在连“公共知识分子”都竟然成了一个不准提及的词语，多么卑鄙！不容许“公共知识分子”，只容许“私有知识分子”，何其荒唐！
虽然命运和地位没有改变，但是待遇和俸禄可以改变。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大部分所谓的知识分子，已经彻底废了谋生能力，也乐得被豢养和包养；极少数有良 心、有情怀、有道义的知识分子，通常情况下都活得并不容易，观念上磕磕碰碰，生活上踉踉跄跄。
我不知道您把我划为哪一部分？大多数，还是极少数？做大多数，我不愿意；做极少数，我不够格。所以还是不要把我划在什么序列中。我对自己现在的要求是，以 知识和专长自谋职业，不失良心、情怀和道义，自食其力。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傅小永）

这是2010年4月10日安替在奇遇花园演讲实录，根据视频整理而成，小标题后面的类似“PPT 2/11”中的“2”表示PPT页码，各位可以对照观看。文字PDF版点此下载。
1、1977 影响一生的选择 （PPT 2/11）
请大家有空的话去看这本书，叫《我的1977》，是陈建功和周国平写的，我曾经很长时间在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这故事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1968年的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就开始了我们常说的那个“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说，大学就从此不再开放了，高中应届毕业生从此就没有升学途径了，以前高考（之后）你会去上大学，但是从1967年开始，所有中国的学生上到高中就结业了，然后，下面就没有，下面就要和贫下中农去学习了。然后，我始终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在1968年12月份，我跟很多同学都很兴奋地去了北大荒，或者是新疆建设兵团，或者是像王小波这样到了云南，我想我会怎么想？你要知道，一开始肯定会很兴奋，因为年轻的人在一起么，而且祖国大江南北，你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但是，第一年、第二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的中断其实是1977年，在未来的十年里面，你都会重复一个想法，“我就这样没有未来了么？”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代，我问过他们，可能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像官方教育我们的那样，比如我们就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训练，这种想法很多人在农村在城市的时候，继续再革命，反复再教育，大家都知道这十年发生的故事，反正就是颠三倒四……有些人认为不行，这个是反人类，绝对是错的，我应该站起来。有很多的，比如说林昭、张志新，有很多现在我们能听到的，非常少数的中国人，当时走了这条路。他们代价也很惨。都是以自己的生命或一辈子作代价。选择他们那样道路的人是极少的、非常英雄的。但它不是大部分人的普遍选择。还有很多人选择，这十年，他做一个逍遥派。他很快理解到，我跟贫下中农学是学不到什么的。我在内心是平等主义，我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知识，真的只能在大学或某些机构去学。在广阔的草原上，学的东西超过一个月，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么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后是1977年的7月，邓小平恢复了职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他恢复了职务之后，他必须要把当权派解决了他才可以当政。所以他必须要找自己的盟军。那我怎么才能获得盟军呢？最好的方法是——他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学生们都在农村呢，我们的右派都在牛棚里面呢。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要释放他们，把原来我们的知识精英，释放并且重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策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只要轻轻地放一下，他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是放一下，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站在了改革派这边。所以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后的直接影响是，8月8号的科教座谈会，他拍板决定了，恢复高考。然后在10月22号《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央广播电台上，在全国能听到广播的地方、能看到报纸的地方，播报这个消息，就是在今年立刻恢复高考。然后，在12月10号，考试的第一天，当年有500万的学生进入高考。 这次高考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因为它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你的年龄，因为它没有年龄限制，甚至都不要单位的背书。你只要说你是老三届学生，原来失去高考，以及你是之后的学生。只要你是学生，你有这样的学生经历，甚至你不是都可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报名走入考场。所以当年全国有500万学生走上考场。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身边认识的很多人，（像）周国平，这是一个哲学家，像张艺谋，他也是第一届高考。现在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我们现在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很多教授很多人，你去问一问他们都是老三届，他们都是77年和78年这两年恢复高考（时参加的）。所以，这个在政治上来说，他成功地让社会的精英成为了改革派的盟友。所以当他决定在78年，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阻力，在全国去开展，所以政治上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决策。
我们不谈大的，我们谈小的。如果你还是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学生，如果你10月22号听到了这个消息，你当时会很感慨，那些做逍遥派的人，肯定在这十年平时……逍遥派除了泡美眉之外，我想大概就是应该看书了吧？他会取得相应的优势，因为500万人，当时的入学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倒过来统计，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十年前的选择是逍遥派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你最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你要积极参加了每次社会运动，你不会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甚至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荒废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放弃了，比如说，结婚了，在农村生孩子了，那个时候就有个痛苦抉择。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很多人，当年没有选择，但他十年后，在回乡的大潮中谈选择。但是那个回乡，那个大潮，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77年和78年能进去的，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因为整个政权在等待一个盟军进来，你进来之后，就会给你最大的、一切的好处。他对你共享这个政权。所以77 年和78年这个点，和你十年后再返乡（是不一样的）。
十年后，返乡的故事我们看过，有一个上海电视连续剧讲返乡青年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艰辛。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读一读写1977的这本书。这些都是现在已经成功的社会精英他在描述1977年。但是，我读的时候却读到另外一个故事。大家看好这些时间点。10月22号的时候是全国范围公布高考，理论上来说，所有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当然有一些小城市，我在这里读到一个云南的小城市，它是到了11月才慢慢得到的。就是说，县里面先得到这个消息，然后传到乡里面，大概要一个月。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谣言，还不相信，因为传言很多。等你相信，离高考就只有20天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在这本书上。他说他知道自己可以高考，完全知道，只有20天了。在20天之后，这是个独木桥，在这个点，能在77年78年，如果能成功地进入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话，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但很奇怪的是，我在书中读到的有一些情节，（翻书），这是谁写的？蔡震（《遥远的高考梦》）。这是一个sample。他说：“……那年的夏天，北京的雨水多。一个雨天的傍晚，亲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10月22号，这是什么时候？是秋天，秋冬。他说那年多雨的夏天得到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写他10月1号的时候，他说10月1号去爬香山，突然在路上公车快要掉下悬崖，他说“我不能死，我还想考大学呢。” 他10月1号的时候已经知道有大学考试了。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但很奇怪的是，很多很多人在8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邓小平决定了（要恢复高考）后面的几天，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会儿成功的，很多的人，他是比大家（多）拥有了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其他人都有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他有再加两个半月的准备时间。
所以，我从这个故事，首先看到的是，选择。如果你是一个1968年的学生，现在前途没有希望，或者是说这个社会要发生巨大变化，你该怎么做？是积极地参加社会呢，还是说，我等一等，我看未来是什么，我是不是选择一个更符合未来的价值。更重要的一个选择是，如果我能从这个信息的最中心获得消息，我甚至比聪明地选择的人都能早两个月时间，而这两个月在整个500万人的竞争中是非常激烈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有人生的选择，有政治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还有一个信息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谈这个事情的，但这个故事还是没有谈透彻，你知道么。应该有人把这个故事写好，因为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影射。我常常想，我就是一个1968到1977年的学生，我坐在云南的一个草堆旁边，我在想我会不会有 1977年，我甚至都不知道1977年存在。我可能再等10年，也可能再等20年。但是如果你能坚信那一天会改变，你所有的决定都不一样了。所以我的理论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你要活得更有效率，我们可能要倒过来活，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假想的点回来，再来判断当今的行为。当今的行为有没有意义，其实，跟当下关系不大。这就是1968年的我。我常常认为我在1968年12月22号，我突然觉得没有前途了，中国不知道哪一天能自由，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自由都会来。但是，历史倒过来看，会告诉我们，有的，1977年有那一天的，只不过你在1968年你不知道。OK，对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怎么做？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演讲，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话。
2、期货和个人选择 （PPT 3/11）
有一个理论叫“期货”，就是“Futures”。“期货”的定义很简单——如果我要知道未来商品的价格，我现在就要做对冲。比如说，未来价格比现在贵，我就去买，然后到时候再卖；如果未来价格我知道，比现在便宜，现在就卖。假设有一天，我给你看到五年后的中国，你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个时间机器，你看到五年之后的网络应用，我想你会成为第二个盖茨，你会有第二个谷歌，也会创造第二个Twitter。”期货“的意思就在于，如果我们万一能知道未来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的，就manner。刚才那个故事其实是关于期货的故事，你是不是知道，当你走向云南、走向新疆、走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1977年的12月你会回到北京，回到大城市的大学，重新进入你梦想的世界，只不过，有准备的人才能过来。另外一个期货的理论，关于教育。我常常说的，大学的教育是四年的教育，它有一个问题，你四年学完之后，你学的那个东西是你四年之后再用，包括研究生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教育的延迟。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学东西，甚至都不能学当下最先进的，因为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技术不一样。比如我们开始学的是汇编，现在还是有意义的，原理还是相通的。但有些不一样，比如说在人文学科，比如新闻学，很多人文学科，在转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学完就没用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新闻系的学生，他学了一切东西，毕业的时候谁都不理他，因为那套东西都过时了。为什么？因为你学的，你要记住，你四年之后才用。你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产业也是有时间差的。比如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我们永远是copycat，是非常简单的。美国有Google我们有百度。我们只要把美国现在的模式立刻拷贝到中国，我们就占有了一个时间差。这个理论想说的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走的全是模仿美国的路，从社会的制度：经济制度、新闻传媒制度，IT产业发展，基本所有的一切，包括各个专业的发展，都是在仿制美国。只不过是美国十年前用，我们跟美国实际是一个时间差。那么，很多人用这个期货理论，非常简单，说OK，如果是一个时间差的话，现在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网络创新，我只要去拷贝就行了。的确，中国互联网发展史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战例，打了个时间差，走这个时间机器。教育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未来，比如五年之后必然要学习到美国，越来越像美国，那么五年之内的中国，我干嘛？我现在还要学，还有个教育延迟，还要学习四年，换句话说，我学东西四年之后才能用。那我现在干嘛？我现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忘掉中国的一切，直接学现在美国，也就是未来的五年中国的东西。因为我是新闻专业的，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你不要管你现在学的美国的客观新闻报道、事实与新闻分开那些东西是不是在中国适用，它一定会适用。等你学完了之后，它已经慢慢开始使用了。你不能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你才开始学，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永远是和我们同辈人在竞争。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朝鲜。假设你是一个朝鲜现在的人，你该怎么办？我觉得最简单、第一重要的是，想办法出国到中国，因为不能出国到美国嘛。中国的一切我都学习。有人说金家王朝在这儿，我没希望。难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金家王朝会永远么？朝鲜一定会有希望的，那么朝鲜的希望它一旦开始的时候，最先富的是哪些人？当然是拥有中国经验的人，和与中国有生意关系的人。永远是这样。我们在后发国家赶超的时候，打的其实是一个时间差。包括个人选择也是一个。所以我就反复跟新闻系的学生说，你千万不要学中国的一切东西。为什么？因为它会落伍的，你直接打时间差，学美国的东西就好了。
还有，台湾1980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我可能会在十月份出一本书，专门讲这个故事。台湾1980年是美丽岛事件。基本上所有现在看到的民进党、国民党的明星人物，很奇怪，你打开1980年那张报纸，他们全部都存在。当时吕秀莲是美丽岛大审的十四个英雄之一。陈水扁、谢长廷都是他们的律师，包括陈文茜，她是律师的助手。而马英九，当年在哈佛大学，写了篇文章，认为美丽岛大审应该尊重罪犯的人权。他还是比较中和的改革派。宋楚瑜当时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他说，美国《新闻周刊》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一定会让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民”，愤怒。跟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李登辉当时是台北市市长，他在抓到首犯的时候说，台北人民很欣慰。很多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物在1980年全部出现了，而从1980年到2000年这转型的20年，可以这么说，没有新人出现。历史并不是永远是平均的，它有时候会有一个重要的基点，你跳下去，就好象坐了一列历史的列车，这是一个不停的，non- stop的，直接从1980年开到了2000年。就好象当你在1977年、1978年跳到高考的时候，和你未来几年再回乡的时候，那个选择的重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机会什么时候不晚？IT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选择不同的口，是不一样的。但我不熟悉IT，（我）熟悉社会和政治。我想说的是1980年，当很多人，懵懂的时候，但有些人他非常清晰地知道时代的变动，然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好象让他们坐上了一个non-stop的车子，直接到了2000 年，中间没有新人出现。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是很奇怪的，对吧，这个和我们想象的历史是不一样。
我们回到个人选择。基本上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用期货理论，我们要对时代的发展敏感。因为敏感了，知道方向了，我们现在选择才更理性。
3、互联网给我们的机会 （PPT 4/11）
中国两千年这种漫长的、非民主的传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非常稳定？我们很多人一直认为是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全世界最健康的一个系统。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在乡下，你哪怕什么钱都没有，你只要能中秀才、中举人，到北京如果被皇帝钦点，你就可能成为某个省的省长。科举考试，也没有两千年，从汉代开始。它是一个神话，它说任何人，不分贵贱，只要你读书，不管你背景，你家里再穷都没有关系，只要你通过全国的标准考试，还不是各个省不一样的，是全国的标准考试，你就能在一个八股的标准下，得到重用并且选择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真的是统治阶级。很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来的。所以想一想，这叫什么？现代社会叫政治流动性。在一个漫长的封建传统中很多穷人还是有希望的——唯有读书高，只要我读书，就有机会成为统治者。这希望即便在革命、起义的时候很多人内心还是有的。所以这就是读书人一千多年来的希望。所以读书人一千多年来，都和这个政权牢牢地在一起，没有推翻他，为什么？他觉得只要我努力，就有希望。这是一个“中国梦”。如果我们说“美国梦”是平等梦的话。这是一个“中国梦”。但是，清王朝最后莫名其妙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的意思就是说，你让陈独秀啊，你让毛泽东啊，这些本来能考状元，成为统治阶级的人，你把他推向了你的反面。他读半天书，最后，没用，他又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所以他的智商用在哪儿啊？他当然要革命。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切断了穷人、地方精英上升的道路，你就把这些精英推向了你的反面。而这就是你快完蛋的开始。所以为什么科举结束之后很快就是革命。68年结束高考之后，76年这个政权就灭亡了。千万不要切断普通人的流动之路，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流动性，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希望。否则的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多人也在骂娘，但是他就不愿意走，为什么？他觉得我只要考试，我还是能成为状元，我还是能成为省长的。
1998年大部分城市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IT的浪潮。很多创业的，setup开始，这个故事我不说，我想大家很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2000年开始全国性的媒体扩张，比如说，上海文广集团，南方有南方报业集团、广州日报集团，我们这边有北京集团，以及光明日报集团。集团化，整个媒体在扩张，他需要人，他不可以从新闻学院走，因为新闻学学的都是垃圾没有办法上手，所以他马上就转到了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以及很多的网友都变成了媒体人的原因。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我是01年的时候，被《华夏时报》变成评论员的。没有任何挑选，没有任何说我需要考试的，他说你在网上写文章挺好的你过来写下吧。我是莫名其妙成了评论员。第二年我就成了《21世纪环球报道》驻北京的负责人，第三年我就成了战地记者，然后去了纽约时报。互联网在这个时候，往往起到了取代古代科举的作用。比如说佐拉（@zuola），一个卖菜的，他考试又不想考，他是属于标准的我们说的农村社会精英，年轻人。但是因为互联网，他获得了全国的话语权力。互联网起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觉得互联网给了我们希望，这个希望在于我们社会阶层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提升，在于你从小城市（起步）。比如说一开始，98年的时候我还在无锡，我是总台先生，所有人来了我就说 “Welcome to my hotel.”我很enjoy那个时候，但是那时想不到未来，因为我没有未来，我当时想如果我成为无锡市接待部门的年度冠军我大概就很happy了。我没有想象力，我不知道省城的世界、北京、甚至Boston，我未来去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因为我看不到那个世界，甚至我就觉得那个世界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一天都没有出国梦。真的。一天都没有。在我在无锡的时候。但是互联网不一样。我上了互联网之后我就改名叫“安替”。我原来叫“赵静”，“安静”的“静”，一看就是个没有希望的名字。（大家笑）我改了名字之后就发现你很容易在网上成为全国的著名网友，你很容易被北京一家媒体pick up出来。这就是一个流动性。Recruitment就是招聘，他能成功地通过这样的招聘的方式把网民，地方的网民，一定要注意“地方的”，你没有希望能跟京城，metropolis，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共享资源的，那些小城市的甚至县一级的网民。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言论，比如说写一篇文章，获得全国性媒体（的关注），你写得很好然后就把你招，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一点，举人的故事（的感觉）？你考试，中秀才，用一篇文章，甚至你是批评政府，都没关系，这篇文章都能让你得到一个（机会）。这个故事天天在发生，每天都有很多人星夜兼程地去北京，为什么？媒体录用。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然后，04年博客开始，05年新浪博客名人博客炒热，把博客变得主流化。这个（概念）是叫column syndicate，在中国是没有 syndicate（将作品向多家媒体供稿）的，它的意思是全国性的专栏。中国除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外，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地方媒体。但是，博客它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专栏，所以让很多名人或言论者，包括像连岳这样的，拥有了全国的发言地位。这是在历史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它超越了传统媒体的作用。
然后09年Twitter开始因为央视那把大火，大家开始觉得Twitter非常重要。2010年初的时候，新浪微博开始炒热这个概念，也成为主流。这个在后面讲，我认为它是第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平台，非常重要。
信息会带来有些规则的改变。比如说，人肉翻墙。我的好朋友李笑来同学，现在做一门生意。他（帮助）最优秀的高中生直接去美国的名校读书。还能有奖学金。我们常常想，我们高考状元现在已经开始想去香港（的）大学读书，或者去台湾了。跟现在笑来同学，以及背后那些90后的女生们、男生们，他们想更不一样的规则，我干脆不上你的大学，我上完高中，用在高中的成绩直接上耶鲁、上哈佛，上所有的名校，而且我还能拿到每年五万美元的奖学金，全奖。他们做的这个事情，高中不需要有什么成绩的，你不需要，只需要按规则走。这个规则怎么走？总会有人发现这个规则。这个是人肉翻墙的东西。比如说，还有我。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国梦的，以前，在苏州的时候，甚至我都没有记者梦，后来我去了哈佛，读了这个Nieman Fellowship，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奖学金，每年有 12个记者可以获得。之前还有一个三月的Cambridge的奖学金，这一下子让我拥有了这些名校的资源。你说，记者，这条路在哪里？其实很多，每个月在全世界各个名校都给记者和NGO开这样的奖学金。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对吗？这条路在哪里？——在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一切，所以你会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游戏规则在迅速地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现在）都不怎么走（了）。比如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要看外电，得从新华社走，现在还看什么外电，我直接上网就可以了，甚至Twitter更是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的变化。
4、然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PPT 5/11）
有很多研究讨论互联网到底能改变中国么，是不是能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我想说的是，第一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要太乐观。我觉得没有改变，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第二点，但是它对人获取信息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文是mindset，影响非常大。很简单的道理，从98年上网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2年了，在座的都是网民吧。如果你是网民，你肯定享有这三种特点：第一点，你会认为言论自由不是一个特权，它不是一个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特别是在网上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你自己由生俱来的，如果别人不让你说，是他剥夺了你的自由，你的言论自由不需要别人给你，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五毛都在说，“西方的民主”，对吗？“民主什么时候开始改革”、“民主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认为投票是我们天生的权利，但是包括五毛党他都认为我有五毛发言的权利。为什么？五毛也需要言论自由啊。比如在一些右派论坛，见到五毛删一个，他跳脚，为什么？他认为言论自由和ideology没有关系，言论自由跟你是右派左派都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就是天生的。我支持中共也有言论自由。很多愤青反日，你不给他反日他就会跳，为什么？你破坏了他言论自由。这两年你知道在争论中，有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分。但有时候民族主义者更需要言论自由。你说什么都给你毙掉，我的民众在流血啊，很多民众这么想。所以，我们头一次发现，不管你是什么派别，我们开始觉得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而不是特权，不是privilege。给你一个照片，我一定要全版，我不要马赛克；如果你有三个，我要全套；比如你有一篇文章，我要不删节版的。对吗？你没发觉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在扉页上写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删节，你不大会买，你会买括号里写“全版”的。为什么？哪怕里面dirty，或者是有pornography，或者是反动，没关系，我已经有阅读主权了。我可以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垃圾，因为我觉得我是成年人。阅读主权是互联网时代网民的特点。这段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跟censor是相反的。
第三个，参与式民主诉求。什么叫参与式民主诉求？比如说，今天要干嘛，我要马上开一个互联网投票，我要马上投票，这叫参与式民主。 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当下性讨论、参与。所以跟真正的西方民主整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是不一样的。我选一个代表，他在一年、两年，四年中代表我的权利。参与式不一样，我不是一年选一次，是每分钟我都想选。所以说有人把这种成为Facebook民主。这个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会发现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所谓互联网民意。互联网民意就是公众希望对公共事务马上发言、马上表态、马上投票。但它有一个坏处，它给你迷幻。参与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基石。参与式民主可以永远在一个专制国家存在。只要它不给你真正的立法权。而立法权一定是靠代议制民主。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这十年获得的网民的特质，多么的不完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三个特点：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不是特权、信息有阅读主权、有参与式民主诉求。你会发现，我们把它叫做网民特性。我刚才说了媒体因为它的雇佣，2000年雇佣了大拨网民。现在80%以上的媒体工作人员都是网民了，所以媒体最容易同情这三种诉求。政客、官员还没有，除了伍皓。伍皓是网民，虽然他怪怪的，很多人跟王小山也在（讨论），但你要承认这是一个怪怪的官员，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官员，他是一个网民官员。我想说的是，他至少不会那么得像其他官员一样做以前的事，因为他已经开始理解，他的读者，有这三种东西。比如说他竟然会藏头诗，蛮厉害的，其实他还是在对话的，他不是说王小山，我把你删掉，他还是说要参与的，他认同这个。十年之后，是不是连官员都是网民了？所有的人都上网。他当然有可能继续是威权，但你会发现这三个性质，对每个人的 mindset的变化，以及对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变化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想，注意一点，就是说，互联网怎么改变中国不是改变了这个结构本身，而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大家有了这三点基础，这基础可能是我们未来中国社会变动的、需要一代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5、Twitter的特点 （PPT 6/11）
我刚才一直说Twitter是公共平台。大家都应该知道Twitter有公开的API，这是它不死的原因，你封不掉它。你封了它以后，别人可以 open API application再建一个东西， 比如“推特中文圈”啊这些。所以说，基本上Twitter是封不死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它follow和unfollow的机制。有什么好处？我以前02年的时候，每天上午下午各要打开二三十个中文网站，为什么？因为做媒体，我要浏览。但是到了博客时代，我不打开网站了，我用RSS Feed，像Google Reader这些东西，我用的不是Google Reader，但是是Feed，那个也是看不下来的，对吗？Twitter不一样，Twitter时代我现在除了一个FT（《Financial Times》），我觉得 FT很酷，我连《纽约时报》都不读了。没什么，因为我订了800个人的Twitter，而且我每个都看。我觉得800个人对我来说是最贴近我的知识咨询团、是我的亲友团。他们每天都会告诉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基本上不会漏掉任何信息，我反而从中间再处理信息、加工信息。有人说我follow的全是政治信息，是吵架。那不对，那是你没有follow对，如果你follow得巧，就跟你量身定做的信息衣服一样。这就是一种“云智慧“，别人能给你源源不断的推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在RSS里。Blog时代的阅读缺点是你只能越看越深、越看越专，越看越闭塞。比如说我要看一个专业，我往往订阅了关键字，到最后，你可能这个关键字所有的都知道了之后，关键字之外的所有的外因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时间看其他东西。1.0的阅读非常大的缺点是，它和我们的报纸阅读是两回事，很多东西我只是扫一眼。Taobao.com和一个书店，比如三联。为什么淘宝取代不了三联？也是这个道理。淘宝我怎么买书？我买一个关键字。三联不一样，我走到那个地方，我跟大家都能享受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推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我能有更多的推荐，我不需要自己找。第二点，我跟第二个进来的人我们能共享知识，能看同样的书。你知道，在社会中我们能看同样的书，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啊。我们叫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共同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共享一些事情，我们一起上一个大学，我们一起看一本书。所以淘宝不能取代三联书店的原因就是它不能提供这个东西。我以为这也是博客的命运。但是Twitter不一样，Twitter就有三联书店的那种意思了。我每天坐在那儿，800个人就跟我说了，诶你要看这个，你要看那个，而且这800个人是我欣赏是我羡慕是我嫉妒的这800个人。他们给我的东西是我最想知道的，甚至比三联书店给我推荐的还好。所以2.0时代的这种云智慧，它可能会真正开始取代三联传统书店的那个东西，真的是。这才完整地解决了电子阅读以前碰到的专业方向、关键字的问题。
第三个是mention (Twitter语法：@somebody)。所有mention我的，我能通过mention瞬间看到。所以说对方，不管是谁，只要他上Twitter，我骂他，我只要把他“@”写上去，他都能看到，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精英的那种金字塔结构。比如传统的名人，你要见他，可能要见他经纪人，在Twitter上不是，你只要@他就行了。 所以它拉近了（距离），是建立直接对话的过程。直接对话建立了，就取消了很多中间商，中间赚钱的那些人。比如很多经纪人，他赚的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你见不到名人你给我点钱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发表到媒体，来你给我，我跟媒体交往，我帮你发表，但是你上推特这些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那个记者就行了。 当然你说记者，中国、外国记者的地图在哪里找？放心我很快就会做一个给大家。然后回到140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140个英文的Tweet，140个字母是不一样的。人家140个字母是20个单词，基本上是一句话。我们这个140个字是一段话，一个故事，是一个话痨都可以说的故事。所以140字，我大概算了一下，有三倍英文的信息量，所以它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式（xxx RT @XXX: xxxxx RT @XXXX: xxxx http://is.gd/zzzzz ）——你说的话转这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再转那个人说的话，最后还有一个电子链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开始把这个东西当成BBS了，竟然开始辩论了。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的reference，有这个reference chain，这是一个指向链，你就可以辩论。它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没有任何言论审查的BBS，这个是中国人到现在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没有审查的世界，终于在Twitter，莫名其妙的一个历史时空我们有了。如果我们说英文还不行。英文说实话讨论不了。英文说什么事儿都要两个推，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有很长的140字。这是历史、上帝、Twitter公司、Jack给了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没有言论审查的公共讨论政治平台，和言论平台，这个作用我待会儿讲，非常之重要。
第四点，中文推的特点，我想说的是，我要借用我的好朋友胡泳教授的一个观点。我这里有三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论语》，一本《圣经》，这些东西，比如说圣经，它是传道书，还有这些诗篇。你会发现那个话很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要唱出来，所以是“谣”，谣言的谣。要唱的谣，比如说开门迎闯王啊这种，这就是”谣“。胡泳老师说，中国Twitter的时代是回复到了”谣“时代，谣言时代、传谣时代。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即Rumor As [...]

《他们因为太爱这个国家，所以不得不离开——专访林培瑞》（完整版、足本）

林培瑞简介：
林培瑞（Perry Link），美国著名汉学家，一九四四年出生于南卡罗来纳州，一九七六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术涉猎广泛，主要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社会史、大众文化、二 十世纪初中国的通俗小说，及毛泽东时代以后的中国文学。精通中文、法文、日文，曾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东亚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教 授，现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美国汉学界的中国通不少，很难有人再有林培瑞这样的际遇了。
他的中 文老师是现代语言学大师赵元任的女儿——哈佛大学赵如兰教授；而他自己在完成了哈佛的本科和硕士学业后，又师从美国汉学顶级权威费正清教授，拿到了哈佛东 亚研究中心的博士学位，博士论文《上海传统风格的通俗小说（1910~1930）》，研究的居然是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他同时还是相声大师侯宝 林先生第一位拜师入门的洋弟子，也是当时全世界第一位可以用字正腔圆的京腔登台讲中国相声的洋人。
尽管很难找到一个美国人的国语会标准到 如此程度，对这后面两个第一，这个65岁的老头儿仍然很谦虚地表示，要在前面加上“可能”二字。而说起学中文的动机，他会让你觉得至少在语言领域里绝对是 有常人望尘莫及的天才。在一次采访中，林培瑞谈到，仅仅是因为第二语言选修法文时，觉得太过容易，想再修一门难一点的语言，于是他就选择了中文这门全世界 老外都公认最难学的语言
其实这种兴趣也和家世有关。林培瑞在纽约州长大，他的父亲曾经担任过纽约州立大学的历史系教授，也是一位对中国和 中国文化有着强烈兴趣的美国人，而林本人则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太太。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的办公室也设置得古色古香，甚至可以拍电影，《美丽心灵》就曾在 那里拍摄部分背景。
2010年4月25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美丽校园里，趁他前来参加普林斯顿世界汉语教学年会的与会间隙，本刊记者得以 专访了这位年逾六旬却依然精神矍铄的“中国通”。
在2个小时的采访中，林培瑞操一口地道的京腔，时不时地娴熟地运用着诸如“死猪不怕开水 烫”之类的中国俚语，外带几分看上去有几分狡黠的笑容。一旦说到他为之安身立命的中国问题，说到他那些为之梦魂萦绕的中国好友们，他的神色中又会流露出无 法掩饰的关切与伤感。
在耶鲁大学的华人学者苏炜看来，在他教过的耶鲁学生里，“从最早由林培瑞编译出版的《伤痕文学小说选》，到纪录八十 年代北京知识界风貌的《北京夜话》，一直到九十年代关于中国民间语言与官方语言的研究文集，都是美国大学修读东亚学位学生的必读书目。”
除 此之外，林培瑞也曾深度介入到中美关系的历史风云里。在70年代中美乒乓外交时代里，他曾经担任过中国乒乓代表团访美的中文翻译；在80年代中美关系蜜月 里，他又担任过美国科学院驻中国办事处主任。 在21年前，他把方励之和李淑贤带到美国使馆避难。
自70年代以降数十年间对中国社会的 真切观察与了解，对中国和华人命运发自内心的真挚热爱，使得他维下了众多同样以赤诚对他的海内外中国好友，这些弥足珍贵的情谊，以及网络世界的飞速发展， 又为他突破最近十余年间地理距离造成的隔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无论是在普林斯顿的美丽小镇里，还是在加州大学的河滨校园，林培瑞都始终没 有停止过对中国的持续观察和中国问题的敏锐思考。“他既是海外汉语教学的领军人物，也是西方汉学界与中国作家以及中国社会关系最密切的一位学者，和改革开 放以来的所有风波跌宕、命运兴衰紧紧相连。”苏炜于是评判他与中国的关系。
林培瑞访谈：
一、 韩寒和王朔
石扉客：您最早是研究民国初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的，这些小说的场景地主要是在上海。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末 期，同样在上海，出现了以卫慧、绵绵等为代表的所谓《上海宝贝》等“美女作家”派小说。这两个派别之间有无传承和勾连？
林培瑞：首 先一点区别是，鸳鸯蝴蝶派的文字要比“上海宝贝”们雅致得多。徐枕亚，李定夷，吴双热等鸳蝴派用的是桐城派式的文言文来写作。另外鸳鸯蝴蝶派基本都是男 的，虽然他们也有几个妇女杂志，但也是男作家在打理。“上海宝贝”们好像都是清一色的女作家。第三点不同是鸳蝴派从来没有什么“身体写作”的说法，甚至中 国古代色情小说都没达到“身体写作”。
但这两种以上海为大本营的通俗文学还是有一些有趣的相同的地方。比如鸳蝴派的爱情故事常常有三角形的结构， 两个女配角代表新女性和传统女性，男主角喜欢和代表西方的新女性打交道，冒险新的文化，但最后还是和代表东方的传统女性结婚。传统女性比较平淡，甚至乏味 儿，但毕竟靠得住，不代表任何冒险或威胁。在卫慧的小说里也是一样，但主角换成了女的，两个男配角里，马克有几分性感野蛮，代表西方口味；另外那个中国男 的呢，文绉绉的，性能力一般，代表传统的中国好男人。 从20世纪10年代到90年代的上海，变化固然多，但通俗小说还是喜欢通过“洋对象”和“土对象”的对比来评估两种生活方式的长短处。
石 扉客：上海还有一位年纪和您差不多的老作家沙叶新，他在80年代的很多剧作非常有名。您怎么看待他的作品和他在中国的影响？
林培瑞：我 先认识他的作品，后认识他的人。1979年我在中山大学做访问学者时，校园里公开演过他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 后来我编的小说集《倔强的草》(Stubborn Weeds) 也收入了这出戏的英文译文。1980 年我到上海访问时，曾经向当地作协提出来和沙叶新见面，人家说“不方便”，很可惜。 再过几年他来美国访问时，我们在洛杉矶会过面。
沙叶新是我很 喜欢的一个当代作家。除了他的剧本，近几年来他留给的最深印象是在2006年他写的一篇文章《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记得里面有一句， 在分析2004年的万州事件时，沙问，“怎么可能原先是鸡毛蒜皮大的事情而居然会刺激三万老百姓的愤怒？是什么使得官民关系变得如此紧张，敌对心理如此普 遍？” 这问题是问到点子上，极好。
石扉客：同样是在上海，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里，韩寒在大陆网民中有非常大 的号召力，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这个八零后青年？
林培瑞：韩寒我看过他的博客，很喜欢他，也是个人才，语言不华丽但是逻 辑感和幽默感很强，而且能点到敏感东西，不一定碰到，但是擦边球打得很准，能让很多百姓解气。我记得他在《时代周刊》上大概这么说过“我不一定很有影响 力，但我能为很多人解气”，他的意思我是这样理解：“很多看法不需要透彻地说出来，我的作用是给他们发泄的机会”，很对。我很佩服他的文章点击率那么高， 而且人很聪明。
石扉客：现在对韩寒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比如按照《时代周刊》的报导，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学教授刘 禾（Lydia Liu）就认为“韩寒精心考虑的叛逆代表了他这一代人和执政的共产党之间建立的默契，那就是：让我们尽情享乐，我们也不挑战你管理国家的权利。韩寒以尖锐 [...]

屈指数来，从事评论生涯已经10来年了，有意思的是，从一开始，我的评论生涯就是双面的，既在传统媒体上发文，也在网络平台上发帖，因缘际会，不仅 开了网友办报的先河，10余年来始终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也在网络上一路走来，经历了由BBS而博客，再到如今的微博客（Twitter）的网络评 论生涯。
当我应聘为《华夏时报》的评论部主任时，尚未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过一天（此前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做编辑），甚至一共也没有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但是，作为 一名网络中的评论人或者说跟帖手，已经给不少论坛留下过足迹。受命组建评论部，我立刻就将目光投向了网络，试图从中招兵买马。
很快，以网友为主体的《华夏时报》评论部组建了起来：西祠胡同“锐思评论”斑竹安替、《中国》网刊主编时寒冰、万科论坛“思想评论”斑竹秋风、中青论坛 “麻辣烫”斑竹魔鬼教官、西祠胡同“思想的境界”斑竹柴子文等一干网络活跃人士聚集到了一起，负责《华夏时报》每日两个版面——新闻分析和每日评论，以及 社评的撰写和编辑。有人戏称，这是自有网络以来首个网友办报团伙，而许多传统媒体人士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些半路出家的网友们。
因为没有编辑审核，在网络上发表观点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对于尚不习惯网络环境的受众而言，难免晕头转向，进而心生厌倦乃至退 意。好处则是敏感、尖锐、敢于突破既有的限制，相比起传统媒体上那些四平八稳、一咏三叹的老式文章来说，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也蕴涵更多的知识量，年轻好学 同时又熟悉网络的新一代读者，更喜爱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因此，如何发扬网络表达的优点，而避免其弱点，就成为我们这个网友团队能否做出点样子的关键，好 在大家本属网友，很容易就将匿名社区的论辩风格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所谓评论部其实也就是俱乐部，在成天无休止的讨论乃至争吵中，一篇篇稚嫩但同时又不无敏 锐、鲜活的文章被炮制了出来。
如今，近10年过去了，这个团队的几乎所有人依旧活跃在当代中国的评论舞台上，这足以证明，网友介入平面媒体并非没有生命力。相反，自那以后，由网络而平 面，由线上而线下，成为许多新锐媒体人的共同轨迹。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也表明，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无 论是内容还是人员，都持续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
在网络时代一开始，许多评论人都学会了身兼两职，既在平面媒体发稿，也在网络上发帖。早期这么做最成功的可能要算是中青论坛青年话题的斑竹李方了。李方既 是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受欢迎的评论人，同时又在青年话题上以斑竹日记的名义发帖，左右逢源，帖子点击率之高，青年话题论坛人气之旺，一时无两。
但是，这样的双重状态很快就由早期的左右逢源变为了左右为难。2002-2004年间，我最喜欢去的BBS是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很快我就发现，由于平面 媒体的题材和尺度所限，就算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平面媒体作品，在这里也很难得到反响，相反，只有那些紧贴网络热点和论坛趣味，同时比较尖锐敢言的帖子，才会 受到一定的关注，这表明，就在网络言论空间诞生后没几年，在平面媒体的“建设性”要求和更开放的网络言论尺度之间，已然呈现出了相当的落差。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何适应这一落差，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味追求尺度，则可能有不少文章难以发表，如果以发表为优先，在网络上则少人问津。也正是 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网络传播工具博客随着木子美的横空出世，大行其道了起来，许多评论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工具。博客的特性给了那些不愿意舍弃网络话语尺 度的评论人“一鱼两吃”的可能：在博客中发布全本，而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经过编辑删节的“洁本”，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既兼顾了平面发表后再经商业 网络转载的影响力，又保留了网络话语尺度的锐利，因此广为流行。
但是， “一鱼两吃”也有内在的张力。尽管传统媒体与网络空间之间有互动，但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落差，这种落差首先体现在题材上，相当多的题材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加 以讨论；其次，也体现在话语方式上，时评比之杂文固然更加言之有物，但在所谓“建设性”的旗号之下，也越来越沦为平庸的重复。但是，相对而言，在影响力 上，传统媒体依旧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传统媒体，不仅本身拥有相当的固定读者，更与门户网站有着固定合作，一经转载，受 众面更有巨大的放量，选择以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对于自身影响力的放大更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以平面为主还是以网络为主，就成为了影响力和尺度之间的一 种权衡。
不少出自网络的评论人，刚开始尚能两头兼顾，渐渐地，或许是稿约甚多，又或许是兴趣转移，就将重心放在了传统媒体上，而逐渐淡化了网络写作和论战。即使没 有彻底放弃的话，如我的朋友秋风、孤云、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人，渐渐地，个人博客成为了存放已发表文章的平台而已。也有些人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如曾经与 秋风同在一个评论部的安替，就将网络写作和论战放在了更为优先的位置，成绩也很显著，其个人博客获得了德国之声的博客大奖，由其担任发行人的国政刊物《纵 横》也有相当的订阅量和不俗的影响力。
其实，选择以网络写作为优先并不意味着放弃平面媒体，而只是一种优先顺序，意味着更看重话语尺度的保持，也更看重基于网络空间的敏感、尖锐，更看重依托网 络空间的突破。以我为例，从2004年开始，就更多地以网络为优先的评论平台，从2006年开始，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设在牛博网的博客之上，而较少直接为 平面媒体写作，当然，也有相当的博文经过编辑加工后，得以在传统媒体发表。
相对于平面媒体，在一开始，个人博客会在传播上遭遇到瓶颈，但博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在博主和读者之间建立较强的联系，形成一种可以积累的传播关 系。对于评论人而言，博客还提供了一个沿时间线而积累的脉络，可以供人检验其评论水准，因此，对于评论人而言，开设个人博客也是一种有效传播。著名专栏作 者连岳在牛博网开设的博客，很轻易地就过了千万点击，更不用说韩寒在新浪开设的博客了。
随着Twitter这样的工具的出现，评论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拉近了，如果说个人博客还像是一本私人杂志的话，Twitter更像是一家私人电台， 这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传播网络，可以在瞬时间将观点传播放大无数倍，简直就是评论人的天然扩音器，很难割舍。自去年以来，Twitter已经成为了我的 第一网络平台，取代了此前的博客空间。相当多的文章都是首先在微博客上讨论和引起反响后，再发表于博客和平面媒体。
当然，限于140字的字数，微博客并不能彻底替代文章。此外，网络话语空间与传统媒体仍将并存下去，对一个评论人而言，接下来很可能要同时辗转于三个空 间，既要在微博客上零距离地接触与传播，又要在博客里以较为完整的方式表达观点，同时还要尽量通过传统媒体向全社会传达意见。短短10数年间，我的评论生 涯就在上线下线中完成，而当代中国的评论空间，也由曾经的一维，成为了如今的三维并存。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 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 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 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 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 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 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 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 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 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 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 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 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 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 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 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 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 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 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 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 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 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 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 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 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 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 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 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 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 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 [...]

大约三十年前，当法国学生们被问道，谁是他们最仰慕的公众人物时，他们选择的不是老年萨特，而是米歇尔．科卢奇——一位电视喜剧演员，以嘲讽和出言不逊著称。
时代的风尚转变了，六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改变世界的愿望，让位于七十年代的幻灭与狭隘的个人主义。嘲讽成了时代的情绪，人们在乎的是姿态，而不是内容。
此刻的中国，人人都在谈论韩寒。他像是越来越压抑、越来越迷惘的时代的最后救命稻草。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说他头脑清醒，媒体欢呼他是「青年领袖」、「年度 人物」，青年人觉得他不仅很酷，还有思想。最近，韩寒被《时代》周刊评选为一百位影响世界的人物，xx宪章起草者、并为此付出十一年牢狱之灾的LXB倒是 落选了。
没人能否认韩寒的魅力。他能把赛车冠军、畅销书作家、叛逆小子和即兴讽刺者等多重的角色结合，并能在种种诱惑面前保持警惕，况且他才二十七岁。人们尤其着 迷于最后一点，他在自己全球浏览量第一的博客上，嘲讽这社会中的种种愚蠢和不公——它们绝大多数与这个越来越膨胀和傲慢的官僚系统相关。有些时候，他不仅 嘲讽，还期待创造意义，尽管他还不清楚这意义到底是什么。
作为一个青年人，这似乎已经足了，他必定是我们时代最可爱、最聪明的明星人物。但很多人（包括一些自认有思想的人）把他推到了一个令他本人都尴尬的位置 ——他要成为这个时代的英雄，象征着思想的力量，象征着对权力的反抗。
但这不是韩寒，人们越是把他推向这个位置，越暴露出这个时代、这些高声吶喊者的愚蠢、脆弱与怯懦。在某种意义上，韩寒的胜利不是他个人的胜利，而是这个正 在兴起的庸众时代的胜利。
是的，你可以说每个杰出人物必然与他身处的时代相关联，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名声和有影响力越来越与个人的质量、才能与成就无关。在西方，这是个 Paris Hilton和苏珊大妈的年代——她因为有名而有名，因为不怕出丑而有名。在中国，这是个李宇春与小沈阳的年代——人们因她小小的个性，或是他的自我贬 损，而把票投给他们。
韩寒与他们不同，却也是被同样一种力量推到今天的舞台。他是这个时代明星文化与成功文化的产物，也符合这个时代所推崇的业余精神——赛车、写作、表演，你 都要会一点；他还下意识响应了日趋悤烈的反智倾向，他的文章总是如此浅显直白，没有任何阅读障碍，也不会提到任何你不知道的知识；还有他嘲讽式的挑衅姿 态，显得如此机智，他还熟知挑战的分寸，绝不真正越政治雷池一步；他也从来不暴露自己内心的焦灼与困惑，很酷……
于是谈论韩寒，变成了一次全方位的心理按摩。你沐浴了青春、酷、成功、机智、还觉得自己参与了一场反抗，同时又是如此安全，你不需要付出任何智力上、道德 上的代价，也没有任何精神上的仿徨，他是这个社会最美妙的消费品。
但世上真有如此美事吗？用LXB来比较韩寒，既不恰当也不公平。但是，公众对两者的态度，却恰好不过的映衬了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不谈论LXB，是因为他 的名字不能出现在公共话语空间，也因为这有点危险。但集体性地沉默与忽视也在表明，其实我们对于真正的自由与反抗毫无兴趣，甚至心生恐惧。自由是需要付出 代价的，它不仅要反抗，而且有明确的主张。这需要智力与情感上的成熟，并愿意为自己的决定承担后果。
对于韩寒的热烈推崇，是整个社会拒绝付出代价的标志。当我们沉浸于只言词组的嘲讽时，一定误以为自己已消解了这可恶的权力体制，其实一点没变，嘲讽只是为 上面裹了一层糖衣，但我们进行自我麻醉，还将此视作一次反抗。
而且，人们或许也觉得，韩寒也不需要为行动承担任何后果，他可以进行象征性、边缘性的反抗了，然后还全身而退，像是去商场进行一次购物。韩寒成了所有人的 借口，人们借着他撒娇，卖弄自己那可怜的「小心思」。
但公众必定为这种愚蠢和怯懦付出代价。既然他们对于真正的成就缺乏兴趣，不去赞叹那些卓绝的道德勇气，不去准备接纳真正的思想，他们就只能在这个烂泥塘中 继续打转，相互抱怨、相互麻痹。因为这庸众的数量是如此的巨大，他们还会产生这样的错觉——中国已经影响世界。中国的确影响了世界，但它只是数量上的造 就，而非真正值得尊敬的成就。韩寒掀起的迷狂，衬托出这个崛起大国的内在苍白、可悲、浅薄——一个聪明的青年人、说出了一些真话，他就让这个时代的神经震 颤不已。与其说这是韩寒的胜利，不如说是庸众的胜利，或是整个民族的失败。
来自：亚洲周刊

经过陈水扁一轮声势浩大的“去蒋化”运动后，最近马英九终又“改扁”，摘除“台湾民主纪念馆”的牌匾，重新恢复“中正纪念堂”的旧名。尽管绿营猛烈反对和攻击，但这反而让马英九在快要举行的国民党大选中获得更高的人气。究竟马英九此举的底气何在？我们来看看当中的另一主角——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历史和现状。
所谓“四大家族”，即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是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事实上，无论从财富的数量，还是从财富的性质，我们都无法认定历史上存在这么一个聚资敛财祸国殃民的“四大家族”。
先看数量。
整整60年以前，即1947—48年，陈伯达（1904—1989）在《中国四大家族》一书中，首次把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并列为中国的“四大家族”也即四大财政金融寡头。他提出蒋宋孔陈为首的国民党官僚买办资本借抗战名义中饱私囊，并估算这“四大家族”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但有人提出疑问：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向中国提供的租借物资总计16亿美元，那么这“200多亿美元”从何而来？显然说不过去。陈伯达的著述并非学术研究，而是政治宣传品，数据是靠不住的。而且，从这些人身后的萧条来看，也足以看出他们根本没有这么多财产。
先看宋美龄。据其外甥女孔令仪说，宋美龄一生不问金钱事，宋美龄在台湾也没有任何房地产。惟一拥有的一栋房子在上海，是宋美龄1927年在上海与蒋介石结婚时的陪嫁。这幢房子当时在法租界贾尔业爱路9号（现东平路）附近，现在属于上海音乐学院附属中学。这是宋美龄生前惟一的房产。孔令仪指出，宋美龄一生不会赚钱、更不管钱，身后仅留下12万美元银行存款，由孔令仪代管，此外别无其它资产；宋美龄晚年在纽约，住的、吃的、用的，包括昂贵的医药费用，均由孔家出钱。再看陈果夫，陈果夫１８９２～１９５１，浙江吴兴人。原名祖焘，字果夫。曾与其弟陈立夫一起把持国民党党务，组织ＣＣ系，长期与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同为官僚资产阶级的代表，合称四大家族。去台后，蒋介石为了改组国民党，并给蒋经国扫清政治道路，”二陈”即被开刀，重权尽失。陈果夫久有肺病，又历来清廉，在陈立夫去美国后，家庭经济发生危机，无钱治疗加重的肺结核，导致病情难于控制。后虽得蒋介石特批５０００银元接济，但已对病情无济于事。于ｌ９５１年８月２８日死去，终年只有６０岁。其弟陈立夫１９００～２００１，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与其兄陈果夫同为ＣＣ系的首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去台湾，１９５０年，蒋介石”改造”国民党，整肃ＣＣ系，陈知大势已去，写信给蒋请求出国，离开了台湾，在美国办了一个小型养鸡场。与其妻过起了清苦恬淡的田园生活。１９６７年，陈立夫偕夫人返台定居，但除读书自娱，就是推动中医之学，不过问政治。晚年陈立夫积极提倡”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并提出对大陆经援方案，期望为统一事业做出贡献，被评为”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曾震动台湾朝野。２００１年２月８日，新华社发布新闻：”陈立夫先生今晚在台中病逝，享年１０１岁。至于四大家族之一蒋家的蒋方良女士，其晚年更是穷困潦倒：蒋经国逝世以后，蒋方良晚年只靠抚恤金过日子，生活感到压力，连出门旅行都不宽裕，更别提回俄罗斯探望亲人。蒋方良晚年只靠其夫的补发二十个月抚恤金生活。据了解，近年来，因为罹患肺气肿，蒋方良必须带呼吸器过活，身体每况愈下，1992年和来自故乡的白俄罗斯首都明司克市长见面的时候，市长邀请其回故乡看看。蒋方良当场就郁郁的说：“我没钱，怎么回去？”    让市长大为吃惊。想回俄罗斯，但竟然因为没有经费而作罢，这位回不了故乡的所谓“第一夫人”，看着蒋家从显赫走向凋零，晚景凄凉令人不胜唏嘘。
要之，从事实上看，当初攻击所谓“四大家族”是中国最大的贪污集团，侵占的资产高达200多亿美元之说，显然是不实之词，应该推翻。
再看性质。
当然，我们也得承认，这“四大家族”确实曾经掌握了了大量国家财富，但这些财富是不是他们的私有财富呢？又能不能算是他们贪污所得呢？ 也就是说，这些财富属于什么性质的财富呢？
对此问题，我们应该首先把“大家族”私有的产业，跟 “公家”（国营或官营）的产业区分开来；把国民党政府名下的国有资产、跟各个家族私人的资产区分开来。譬如，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成立。自 1928年至1935年，宋子文、孔祥熙先后担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这并不是说：中央银行就等于是宋子文或孔祥熙两家的财产。又如：交通银行创建于1908年，是中国早期的四大银行之一，也是中国早期的发钞行之一，在近代中国金融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交通银行在筹建过程中，采取了官商合办的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性质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成立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负责借款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营权。经过努力，京汉铁路的路权于1908年12 月收回。交通银行初期为经营轮船、贴路、电信、邮政四种往来的专业银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较早地借鉴了国外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方法，是我国最早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对促进我国早期银行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1928年，国民政府颁发了《交通银行条例》，特许交通银行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交通银行成为当时第二家最大的官商合办银行。1935年，国民政府形成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即“四行两局”的金融体系，为发展中国近代工业做出了贡献。实事求是地说，交通银行并不是孔家或宋家的私有财产。再如：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的中央银行接收敌产，据国民党政府财政部统计，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为55．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 37．1783万枚、美金550万元，以及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1460万元并2．6544万英镑。经过接收，财政部握有外汇 9亿美元，黄金600万两，接收敌伪资产约合10至20亿美元。这些金融资产，是归国民政府所有、归财政部管理，而不能认为是“四大家族”个人的私有资产。
要之，以前所谓“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实际上都不过是经由他们管理的“国家资本”——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国有资产”，不能算在他们私有财产中去，当然更不能因此断定他们是贪污集团。
总而言之，蒋宋孔陈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陈是大财团，虽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较多的挖了国有资产的墙角，但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戴在他们头上所谓“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大家族”的帽子，可以休矣。

英国著名天体物理学家霍金说，外星人“几乎肯定存在”，但人类最好避免与其接触。
在一部为“发现”电视频道拍摄的纪录片中，霍金表示，智能生命的存在，是“完全合理”的推测。
但他警告说，外星人可能会入侵地球、掠夺资源，然后扬长而去。
霍金说，外星人真的到访地球的话，情景可能会像当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对美洲的土著居民来说，结局 不妙”。
霍金认为，人类不应该积极、主动地寻找外星人，而是应该尽可能地避免与其联系。
他说，人类只要看看自己，就不难想象出，智能生命有可能会演变成我们“不希望见到”的东西。
霍金还说，真正的挑战是搞清楚外星人到底是什么样。
纪录片中推测的外星人形象包括两条腿的食草动物和黄颜色、外貌如同蜥蜴的捕食动物。
但是霍金认为，宇宙中的其他生命体绝大部分可能只是简单的微生物。

当我听到波兰总统不幸逝世的消息。上了新闻网页，证实了所闻。却发现遇难名单中竟然有熟悉的名字——卡丘罗夫斯基，不由默然，人终有一死，但是对一位躲过 了斯大林的怒火、希特勒的追杀、赫鲁晓夫的指责、克格勃的暗杀，经历了从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东西方阵营大量历史事件的幸存者来说，突如其来的意外还是富有悲 剧色彩。毕竟，相信绝大部分人都希望这位波兰的历史见证人得享天年。
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说，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这个名字是陌生的。 看看他后面的标注也会觉得茫然——1919年12月18日出生　(波兰最后一位流亡总统)。波兰什么时候还有个流亡政府？
这个政府可 是很有历史了。波兰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短暂复国，那二十年成为波兰人的美好回忆。在军事政治强人毕苏斯基的领导下，波兰吸收德国技术，依靠自身的廉价劳 动力和法国资本取得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建立了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在国联成为英法的得力助手，在对苏对德问题上强调很高，敢于直言。就是这样的波兰，在 毕苏斯基去世后很快陷入混乱，二战中被苏联和纳粹联手灭亡，史称波兰第一共和国。
波兰人承受了数次亡国之痛，不变的是那永恒的爱国 心。幸存者们在伦敦组织了波兰流亡政府，强生存下来的流亡政府一直拒绝承认德国扶植的傀儡政权和苏联扶植的民主波兰，将第一共和的法统一直持续下去。
时光在变，政客在妥协。1956年苏联依靠压倒性的力量解决了波兰事件。很多不承认民主波兰的自由国家都承认了这一事实。流亡政府很多高层也放弃了希 望，回国了。到最后甚至教皇都承认波兰而不是流亡政府。
有一批人是固执的，这个政府一直存在到1990年12月。那一年正是苏东剧变 的高潮，波兰人民在瓦文萨的带领下推翻了没有苏联支持的工人党政权。1990年12月在华沙皇宫，瓦文萨就职仪式上，伦敦流亡政府总统将波兰第一共和国国 国旗、宪法法原件和总统印信交给了瓦文萨，现场掌声雷动，很多波兰人热泪盈眶，欢呼民族光荣的回归。当时的流亡政府总统正是今天逝世的卡丘罗夫斯基。
卡丘罗夫斯基于1919年11月16日出生在波兰Bia?ystok，毕业于一所商业小学，他热爱祖国，加入了波兰守望者联盟（ZHP）。这一活动的大 部分参加者都参与了对德国入侵的抵抗，失败后被定为犯罪者密谋组织，成员被秘密枪杀。
卡丘罗夫斯基也参加了波兰保卫战，但是他的部队 比较靠进后方，正是苏联入侵的方向。他被苏军俘虏，历经卡廷事件幸存下来。但是被克格勃的前身人民事务委员会判定为“政治上不可靠”发配到科累马河(在西 伯利亚东部)岸的集中营。
1941年，苏联遭到德国入侵，斯大林将波兰战俘组织起来，卡丘罗夫斯基加入了隶属于波兰民主流亡政府 W?adys?aw　Anders将军的自由抵抗军，隶属于喀尔巴阡山脉第三步兵师，他在部队里读了师属中学，算是勉强有了个学历。苏联政府把这支部队运 送到意大利。组成第二波兰集团军,　后转战意大利战场作出了贡献,参加了蒙特卡西诺战役(Monte　Cassino),安可那战役(Ancona),波 罗尼那战役(Bologna)。
战争结束后，受到过迫害的卡丘罗夫斯基拒绝接近苏联统治区，他留在英国，成为波兰守望者联盟的党魁， 在波兰示威活动被苏联镇压后，他和访问英国的波兰代表团大吵一架。在他为成为流亡政府总统前，已经常年作为流亡政府议会的成员活跃于政坛，1986年，他 被任命为波兰流亡政府国内部部长。
卡丘罗夫斯基的前任是Kazimierz　Sabbat，去世于1989年6月，当时波兰政治在处 在冷战结束的关口，风云巨变加重了老人心脏的压力，很遗憾，他失去了经历幸福时刻的机会。老总统在1988年已经感到大去不远，他根据1935年宪法指定 卡丘罗夫斯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流亡政府已经不可能像40年代那样组织像样的选举了）。1989年12月22日，流亡政府正式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波兰剧变之后，卡丘罗夫斯基作为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最后一任总统一直享受退休总统待遇。作为最为著名的卡廷事件的幸存者，他躲过了苏联清洗的子弹，德国人 的炮火，却倒在纪念卡廷事件的路上。
历史总是有令人忍俊不禁或者不寒而栗的巧合。每当历史的重要时机，波兰总是失去自己的重要人物。 空难之后，历史又要重演了吗？金融危机之下，潜流暗暗涌动。冥冥之中，波兰命运不知去路何方。
但是至少，今天，我们应该记住，一位饱 经忧患的老人离去了，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生于1919年11月16日，死于2010年4月10日。
来自：万米阳光

据说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路易十四说过“朕即国家”的话，尽管全世界的君主都喜欢专 制，但很少有人会像路易十四那样露骨和无所顾忌。路易十四于1643—1715年在位，同时代的中国皇帝是康熙，康熙的心里想的未必不就是“朕即国家”， 但他显然比路易十四更具“中国特色”的“智慧”——— 经常作些仁君秀，既行专制之实，又享仁君之名。
按照路易十四之后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主权在民”思想，国家的主权属于人民，所 以不是“朕即国家”，而应该是法国人民说的“我们才是国家”。当然，这种思想观念是路易十四的时代之后才形成的。在路易十四的时代，世界上其实还没有多少 人能够区分君主、政府、国家的概念有什么不同。在中国，虽然先秦的孟子已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但实际上秦汉以来的二千余年中，爱国即是 忠君，忠君亦即爱国，君主与国家在观念上还是混淆不清的。直到西方思想传入之后，中国人对国家、政府(朝廷)、君主的概念才逐渐形成清晰的现代认识，这其 中第一人当推梁启超，他是在经历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海外的痛苦之后，才获得这种认识的。
梁启超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根源之一就在于国人不能正确区分国家与朝廷的概 念，以致爱国心没有用在正确的地方。国家是什么？朝廷又是什么？“今夫国家者，全国人之公产也。朝廷者，一姓之私业也。国家之运祚甚长，而一姓之兴替甚 短。国家之面积甚大，而一姓之位置甚微。”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此皆朝名也，而非国名也”。从殷族的商、 姬族的周，到嬴氏的秦、刘氏的汉、李氏的唐、赵氏的宋、朱氏的明，还有蒙古人的元、满人的清，它们都是一族一姓的朝廷，而不是国家，都是一族一姓的私业， 而非全体中国人的公产。然而，中国人常常将国家与朝廷混为一谈，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大患。
国家和朝廷不分的不良后果，最明显的一点就是爱国变成爱朝廷，甚至变成爱领袖 ——— 君主。梁启超说：“试观二十四史所载，名臣名将，功业懿铄、声名彪炳者，舍翊助朝廷一姓之外，有所事事乎？其为我国民增一分之利益、完一分之义务乎？而全 国人民顾啧啧焉称之曰：此我国之英雄也。夫以一姓之家奴走狗，而冒一国英雄之名，国家之辱，莫此甚也！乃至舍家奴走狗之外，而数千年几无可称道之人，国民 之耻，更何如也！而我国四万万同胞，顾未尝以为辱焉，以为耻焉，则以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深入膏肓而不自知也。”二十四史中的那些将相们，他们为一姓之 功业杀人，以“万骨枯”换取自己的功名利禄，这本来与爱国无关，但却被各王朝树立为爱国的模范，而国人因不能正确区分爱国家与爱朝廷的差别而跟着礼敬之颂 扬之，实在是可悲可悯。
比梁启超晚一些时候，陈独秀写过一篇题为《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的文章， 文中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善人利用他可以抵抗异族 压迫，调和国内纷争；恶人利用他可以外而压迫异族，内而压迫人民。”所以，“若有人问：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我们便大声答道：……我们爱的是国家为人 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
国家的功能，如陈独秀所说，一是抵抗异族压迫，一是调和国内纷争，前者对外，后 者对内。调和国内纷争是就消极方面来说的，积极方面国家还需履行一定的公共职责，如救灾、赈济等。
国家功能的实现，须通过政府去完成。如果政府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就是“为人民 谋幸福的国家”；如果政府不能完成国家功能，国家则有可能成为“人民为国家做牺牲的国家”。人类历史实践中的普遍情况是，政府常常不能完成国家功能，或者 完成得很差，这样就有可能出现有政府等于无政府，甚至有政府还不如无政府的状况。
地理环境决定了中国是一个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有一项统计说，中国在民国前的 2270年中，见于官方报告的旱灾有1392次，水灾有1621次，可见年年有灾。因此，中国古代的政府最重要的一项公共职责便是领导抗灾，这可以说是政 府合法性的基础之一，灾异现象历来也是帝王们最关心的事。清代的皇帝还要求各省大员定时汇报雨水、收成、粮价等情况，以便随时了解各省灾情和民生，如出现 灾荒可以及时组织赈济、减免受灾地方的税赋。但是，从历史记载来看，受灾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情况还是非常普遍。当大规模灾害出现而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时，灾 民为了生存就会铤而走险，如明末李自成等人领导的农民起义，其主要活动空间是在陕西、河南，原因即是两省大旱，而明政府却不能组织有效的赈济，使得灾民成 为流民，进而升级为暴民。
一个社会，有许多涉及大范围、众多人群的公共事务是无法由其他社会组织去完成 的，而只能是由政府去完成。一旦政府不能履行其职责，社会就会无序，公共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比如食品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环境保护之类的公共事务都要由政 府去完成。
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曾经长期陷入一个难解的困境：即人们需要政府，但政府却 不能履行人们期待的外而抵抗异族压迫、内而提供公共服务的国家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还常常演化成一个与民争利、侵害民权的组织。要使政府尽职尽责，人民必须 有监督政府的权力，而最有效的监督方式是用投票的方式去选择政府的权力。人们有必要了解一个常识———即梁启超所说的国家不是朝廷(政府)，朝廷可换而国 家永存，人们应该爱的是国家而不是朝廷。
◎ 洪振快 历史学者

2008年11月27日，张朝阳出席“2008中国企业竞争力年会”。
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 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市场化改革的鼓吹者，甚至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
文_苏小和
2010年伊始，沉寂很久的张朝阳忽然火起来，原因是他的一番讲话，被认为讲了真话。众人由此认为，张显然是个有常识的人。据说，他在演讲 的时候，网络管理部门的意识形态官员就坐在下面，由此可见，张甚至是一个有勇气的人。
人们对张朝阳的溢美，并不过分，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公众视线中的张，除了他那些刻意为之的个人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 言辞虚以委蛇。也就是说，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张其实是一个善于说套话，甚至说假话的人。
“听话、出活”
熟悉清华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所著名的学府提倡的校园文化价值是厚德载物，但流行的乃是“听话、出活”这样的市井格言。张朝阳是清华大学的学 生，他的身上显然有着清华大学的集体意识。某种意义上，张就是一个典型的既听话，又出活的人。即使在麻省理工读了博士，这种品质依然是他最醒目的标志。
有人曾经分析过张的生态。今日中国内地互联网领域，新浪是流量最大的网络综合门户网站；网易的新闻门户意义稍微差一些，但它的信息服务在深 度方面做得相当到位，网易第一次跨越了网络阅读的快餐文化，引领受众正在朝深度发展；百度的要点当然是中文搜索；腾讯有个可爱的QQ,这个小小的即时聊天 工具笼络了一大批未成熟和半成熟的年轻人；盛大靠游戏赚钱；阿里巴巴是电子商务；只有起步很早的搜狐到今天为止，似乎无法总结出一条真正有含金量的核心价值。
说实话，在新闻门户老大的位置被新浪夺走之后，张朝阳和他的搜狐要想再次寻找到真正的核心价值，的确难上加难。在网易的短消息服务爆得大利 之后，张朝阳曾经想开辟中国最大最优秀的彩信服务，这显然是一个不错的路径，不过却没有得到信息管理部门的眷顾，张朝阳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和资金来推广， 不料却栽在管理层的手上。
这个时候，张朝阳身上的品质拯救了他，他开始回到“听话”的位置上，认同体制，认同管理，张开始在他的话语体系里置放一套非常娴熟的主流话 语。人们甚至看到张朝阳忽然成了抵制外国产品、抵制家乐福的呐喊者和组织者，虽然他的私人游艇可能还放在嘎纳的海边，虽然他的一身派头都是外国叫得上号的 知名品牌。
华丽转身
可以说，过去的这些年，张朝阳话语体系主流复主流，事实上与他的公司战略有关。公司的目的当然是追求利润最大化，任何形而上的空谈，对于一 名企业家而言，都是危险的。
沿着这样的逻辑，张朝阳本应该在“听话、出活”的路径上继续前行，为什么在2010年刚刚开始，忽然话锋一转，成了自由经济的鼓吹者，甚至 被人们冠以“说真话”的头衔了呢？是不是我们熟悉的张朝阳，从此来了一个华丽转身，非常决绝地走上了意见领袖的道路呢？
的确，如果没有留意过张朝阳过去的言辞，今天他的表达简直就是哈耶克自由企业理论在中国的见证辞。
比如张说，“中国人的勤奋精神及在轻工业领域部分的市场化创造了made in China的奇迹，人类消费产品链条的中下游几乎被廉价的中国产品垄断，这就是30年经济奇迹的原因。”站在经济学分工理论的层面看，张朝阳的确道出了事 实，由于后发劣势，以及核心技术的滞后，中国的发展被逼到了全球产业链的最低端，张的意思其实是想说，这种分工局面，是一种市场的自发秩序，而不是中国人 的理性选择。
再比如，张朝阳把今天中美之间的竞争，描述为“勤奋的儒家精神+不完全的市场经济与个人主义精神+公平的完备的市场经济之间的大PK”，而 且张断言，这种竞争的答案“是肯定而令人沮丧的，我们无法战胜美国！”应该说，这样的描述，视野足够开阔，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亨廷顿所谓文明的冲突。张 朝阳在这里肯定了普世价值，他其实是在暗示，真正的市场经济事实上是以个人主义精神为前提的，而中国要想发展，首要问题是要追求人的解放。
当然，作为一个新经济新技术的公司人，张朝阳更加重视创新，他认为，“美国政府的大多数时间都在研究如何保护竞争，保护竞争也就是保护创 新，我们目前只有民营企业才参与全方位竞争，而国有企业通常情况下，都在依靠垄断分享利益”。
张的话有道理，翻看人类科技史，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生活的新技术，都是个人劳动，或者说，都是由私人机构推动，而国有企业向来热爱宏大叙事， 他们不在乎技术的更新，不在乎人的发展。
我相信张朝阳的这些陈述，都是肺腑之言。一名以赚钱为使命的企业家，没有必要在言论方面刻意求新。
问题是，张显然看到了自己未来的轨迹，如果中国的全球产业分工位置持续走低，他所在的新经济领域，必定越来越萎缩，一个靠粗放型加工寻求发 展的市场，显然不需要那么多新观念和新技术，中国的一批新经济企业有可能被导入到陈旧的企业制度模式之中。今天看起来锐气十足的互联网企业，他日极有可能 重蹈国有企业产权模糊、人浮于事、发展乏力、腐败盛行的覆辙。
也就是说，即使仅仅从利益出发，张朝阳也不愿意这样的局面出现。现实的市场逻辑是，任何一家新经济企业，都是以信息的自由流动为前提的，在 这里，信息自由不再是一种泛政治口号，而是市场发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
所以说，在这样的层面上看，今天的张朝阳的确说了真话，而且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说真话。没有人能够超越“屁股决定脑袋”的魔咒，张朝阳也是如 此。
张朝阳的真心话
● 30年的成就是巨大的，我们也因此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甚至处于飘飘然的状态，我们现在津津乐道大国的崛起，兴奋地（如环球时报、参考消息等）收集着我 们依然崇拜的高贵的西方人对我们的任何只言片语的赞扬，仿佛中国，middle kingdom作为世界中心被周边列国朝拜的辉煌秩序又恢复了似的。这是一种幻觉！西方人其实依然不怎么把我们当回事儿！
● 矢志不渝地继续进行市场化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没有充分的，公平的市场竞争，就没有品质，没有优秀，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稳定，没有中国真正的崛起。
● 具体怎么做？问题很复杂，但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对公平性的追根问底，只有公平的最大限度的实现，才能让有才能的个人和组织脱颖而出，社会才 能充满活力和创造性，否则我们发展的将不会是完全的市场经济，而可能是权贵资本主义，政府应该放下很多亲自参与竞争、与民争利的举动，把主要精力用在保护 公平竞争上来。
（张朝阳今年2月3日在“搜狐2010?新视角高峰论坛”演讲内容节选）

来自：南都周刊

中国老百姓缴的税率仅次于福利极高的法国，世界第二，而享
受的福利才占税收的8%。
政府财政总收入中的教育，卫生，社保等公共开支的比例，美
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最好，是52%．中国是8%。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
％，我国是46％。也就是说：他们国家的官吃税收的1％－2
％ ，中国的官要吃46％。我 们当官的比别人多吃20-40倍。
他们国家老百姓吃的福利是：美国人42%，英国49%，加拿大
最好，是52%。我们老百姓吃的是8%，我们老百姓享受的比例
只有别人的1/6-1/7。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税
收。
美国政府的官僚只花税收的1-2％ ，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
占税收比例的40-50％ 。而中国政府的官僚花税收的40-50
％，是美国的20-40倍。而给老百姓提供的福利占税收比例的
8％，是美国的1/5-1/6。
全国公款吃喝3700亿元/年，中国的教育经费700亿/年。正
好是公款吃喝的一个零头。公车消费3986亿元。公款出境旅
游2400亿元。公款赌资外流2000亿元。仅这些就合计12086
亿元，相当于全国医疗费用的两倍。（并且80%的公费医疗还
是只占人口比例不到1%的高干们在享受）。
中国无论人均GDP还是总值都远低于日本，公款吃喝却是日本
的1000多倍。
中国的教育投资不及非洲的乌干达，失、辍学儿童人数世界第
一。而韩国首都汉城政府官员用的公车才14辆。
日韩、欧洲、北美政府的行政运行成本占政府支出的1％-2
％，我国是46％。还有官方自己公布的贪污腐败数额是一年
25000亿。
这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社会主义税收。
中国的官办市场经济导致世界超级贫富悬殊，更是导致劳动所
得之占GDP的15%左右，比印度都还要低，只有印度和美国的
等国的1/3左右，中国的绝大部分（约60-80%）的老百姓生
活水平还没有印度高，印度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要高两倍，这
邪恶的GDP增长对于我们大多数老百姓有个屁用，中国必须彻
底变革，别无其它选择。
中国城市人口中最穷的20%只有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不
含灰黑色收入）的4.5%，即约22倍左右，远远超过美国。若
含灰黑色收入则远远不止这么多倍。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为全球奢侈品行业的总
销售额作出近20%的贡献。据估计2011年中国将超越美国、
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奢侈品消费市场。而同时是在人均国民
生产总值之为美国的30-50分之一的情况下成为世界第一大奢
侈品消费市场。
中国有约24万人拥有约0.1亿个人资产（不包括房产，轿
车，和已投资的部分，即仅指手中的现钱）中国成财富最集中
国家，0.4%即约150万家庭占70％财富（这个数据只包括存
款、股票等资产，没有把灰色收入计算在内）
原来我们说拉美贫富悬殊，现在看来拉美财富已是相当公平的
了，中国已经远远超出和彻底拉美了化了。
来自：何三畏

无法提供任何摘要。这是一篇受保护的文章。

文｜牛文文
“假如一个项目只有靠中移动才能生存，我就决不会投它。”这是一位投资大佬私底下说的话。读者诸位清楚，说这话，需要多大的底气。
今天，所有中国的互联网创业者或多或少都离不开中移动。一家创业公司，只要傍住中移动这个大款，成为它的任何采购或合作伙伴，就可以活得很好。如果 获得它或它某些子公司的某些业务合同，即便是一家初创公司也很容易融到资。再假如你能荣幸地取得它的某些业务的独家授权，那么恭喜你，不出5年你就会登上 创业板！对很多创业者和投资者而言， 靠上中移动，成为中移动“大象的小伙伴”，就意味着成功。前有神州泰岳，后有12580，今天不知道有多少家中小公司在中移动的羽翼下等候起飞呢！
但是，我还是非常佩服非常赞赏这位大佬的见识。
中移动、中石油、中铁、国电、广电，这些央企500强巨无霸，在中国是一种强大而不可逾越的存在。它们就像中小创业者的空气、水和粮食，你已经无法 离开它们而生存。但与此同时，它们又是中小创业者头顶的“天花板”，不是玻璃天花板，而是厚实不可穿越的中式天花板。在全球任何地方，中小创业者都只能在 限定的商业格局下起步，都会有各自的天花板，由基础领域的大公司构成的“天花板”。比如你在美国创业，也得在微软、Google、苹果这样大公司构成的 “天花板”下起跳。像微软这样的公司，也曾经被骂作是扼杀中小创新者的霸王。
但中式天花板更可怕。它们的垄断地位不可撼动，它们的服务几乎不可替代，它们的价格无可讨价还价，它们可以制定行政性竞争规则——除这些人所共知的 特点外，今天，一个有志向的创业者还必须知道：
一、它们不喜欢“跨界”。每个巨无霸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一旦有“行业外”的新进入者越界，就会被严厉警告勒令检讨，直至扼杀追杀。作为新进入者， 你必须汲取盛大盒子当年被广电暗里封杀的教训，搞清楚自己已被归在或划进哪个“口”；
二、它们开始喜欢“全链条”。依赖它们生存的上下游客户，随时有可能被“洗牌”；一旦某个细分领域被它们看上，其它参与者只能退出。“被收购”是最 好的结局，收购是它们最大的善良。作为已经领先一步的创新者，你必须汲取太阳能、风能业者的惨痛教训，留心巨无霸的突然杀入；蒙牛主动被中粮收购也许不是 一个孤例，中移动入股腾讯也许不是一种传言，马云要把支付宝交给国家也许不是一种矫情；
三、它们无法赖以建立真正的商业模式。取得它们的长期合同固然可以“一飞冲天”，但很可能在你无法预料的某个时刻突然失去合同，企业崩盘，老板涉 法。假如取得沃尔玛的合同好比是“鸡肋”，那取得中移动利润丰厚的合同很可能就是在“吸毒”。再完美的商业模式也无法建立在沙滩上。神州泰岳也许只是冰山 之一角，其它更多的伙伴式创业板丑闻也许会陆续爆出。
这轮经济危机以来，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依赖巨无霸逆势崛起的新兴公司了。现在，还是多想想把自己的商业模式和未来建立在中移动这样的巨无霸身上的可怕 之处吧。
来源：《创业家》杂志

今年以来，经济迅速回暖，沿海新兴工业区，如珠三角，企业接到大量订单，却招不到充足的劳工。据说，珠三角地区缺工超过200万，部分生产线已处于 停工状态。
表面上看，民工荒与经济回暖幅度之出人意料有一定关系，但这些年来，“民工荒”已经多次出现，这一次的规模则比较大。在此背后可能存在一个结构性原 因：农民工群体正在实现一次大规模的代际替换，新一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兄辈，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有更明确的权利意识，他们更敏锐地意识到了 自己的身体、劳动的尊严。这种价值观念的变化意味着，创造了中国奇迹的“血汗工厂”体系，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奇迹，来自于三个要素：第一，在民众冲击下，政府被迫一步一步地放弃不合理的制度，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出来，转化成为财 富；这一点，在温州等地表现的十分明显。第二，中国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中，其比较优势得以发挥；第三，乡村劳动力投入面向外需的工业中，社会整体劳动效率大 幅度提高。后两者结合起来形成沿海的新兴工业区，即人们熟悉的珠三角、长三角经济区。这两个地区，尤其是珠三角地区的经济主要靠农民工支撑。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禀赋所形成的比较优势，即廉价劳动力充足的优势，被歧视性的法律、政策固化、强化、极端化了。具体地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 度、出口退税政策、及地方政府为了进行政绩竞争而制定的种种吸引投资的政策，把农民工置于一种公民权利系统丧失的状态。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就是“农民工”、 “民工”这个概念的长期而广泛的存在、使用。
农民工这个概念的本质是制度性歧视和剥夺。政府仅允许农村的劳动力流入城镇，而不允许他们作为完整的人迁徙到城镇。企业同样不把农民当作享有合法权 益的产业工人对待：企业有订单时就拼命压榨农民工的血汗；一旦没有订单就毫不留情地驱逐工人。这些工人永远都是临时工，他们的收入和福利没有任何保障。他 们不能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工厂所在地，他们是外来人口，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地方政府与企业本来就是一家人，政府帮助企业剥夺了他们组织工会的权利。
正是这样的劳动力制度安排，让新兴工业区内的企业都具有血汗工厂的性质，海内外资本在系统地获取本应由农民工获得的剩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农民工 就不理性。对于刚刚获得支配自己劳动力自由的农民来说，即便做农民工的权利没有保障，他们也仍然愿意当农民工。因为，若城、乡权利保障水准不便，打工收入 高于务农，则农民的选择就是理性的，但这绝不意味着农民作出决策的制度框架就是合理的。
但是，随着农民工群体实现代际替换，血汗工厂制度之基础正在逐渐松动。年轻农民工的价值观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源于社会整个价值体系的变化。九 十年代中期以来，自由、平等、人格尊严等价值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农民工通过传统媒体、网络、人际接触等渠道，同样接受了这样的价值观。相对于他们 的父辈，他们更相信，自己有权支配自己的命运。
这种价值观的一个具体表现就是，他们不再愿意回到乡村。他们的父辈接受了制度安排给他们的命运：既然自己是农村户籍，那就安于生活在农村。出外打工 只是获取收入的一种办法。新近外出的年轻农民工，与本来就跟随父母在城镇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却不愿接受命运的这种安排。他们相信，自己也有权利生活在城 镇，尽管他们不敢期望在城镇落户，但他们不会再回乡村。
这些年轻农民工对乡村也没有什么感情了。他们大多在离家之前是在求学，没有从事农业劳动的经验。从自己可以制定人生规划的那一刻起，他们就已准备过 一种城镇式生活，并且他们会坚定地实现自己这种理想，任何法律、政策都无法阻挡他们。他们不再是作为打工者临时外出，而准备永远地离开乡村进入城镇。他们 一出门，就尽可能按照城镇式生活安排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愿意当工作机器。在他们的价值结构中，城镇式生活已居于第一位，压倒了赚钱的重要性。
这样，年轻农民工将越来越不愿长时间加班，相反他们会更加珍惜闲暇时间。他们不愿住在工厂集体宿舍，而愿意自行在工厂之外租赁房屋居住，以便自主地 安排生活。这样的城镇式生活方式当然对收入提出了一定要求。但年轻农民工的选择很有趣：如果工厂的工资标准过低，他们宁可不工作，而自愿处于失业状态。原 因可能有二：第一，他们意识到了自己身体的尊严，不愿接受低于自己预期的岗位。第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选择，也是因为，在独生子女政策下，乡村家庭结构 发生剧烈变化，相当一部分青年人即便暂时没有工作，也可以依靠家中父母生活。
频繁发生的民工荒意味着，中国的血汗工厂体系即将崩溃。年轻的农民们向企业主、向疯狂追求经济增长政绩的地方政府、向荒废了自己责任的权力发出了挑 战。这些经济和政治精英能否顺应年轻农民工的要求，不仅关涉中国经济能否实现结构转型，也可能影响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胡耀邦是力主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并坚决身体力行的。还在1986年，我们有一次去中南海勤政殿看望他，他就告诉我们说，小平同志同他谈了，明年党的 十三大，他不再担任总书记了，小平、陈云、先念等几位老同志也都退下来。他是作为一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谈话时流露出一种高兴和欣慰的情绪。他说，我今年 已71岁，明年就72岁了，从80年到现在，已经担任了六年总书记，明年十三大一定要退下来。他还意味深长地问我们：你们原来想到过我会当总书记吗？他觉 得这种上和下、进和退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需要，是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国家走向民主政治的表现。
据李汉平(耀邦的警卫秘书)告诉我，十二大选举总书记，耀邦把自己的一票投给了赵紫阳，他那时就作了十三大退下来的准备(因为十二大通过的新党 章规定了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他跟汉平说，到那时，我想找一个靠近农村的中小城市，住到那里去，不再干预中央的工作。他逝世后，李昭同志(耀邦夫人)就 是根据他曾经表示过的这一意向，决定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江西共青城的。
1986年国庆节后，当我们又一次去看望他时，他更进一步对我们说：十三大要立个规矩，不搞终身制。小平同志全退，我半退，到了年龄的三分之二 全退，三分之一半退，进中顾委、人大、政协等。一定要立下这个规矩，如果在我们手里不立下这个规矩，中国今后还会动乱。所以，在1987年1月中央开他的 “生活会”之前，他对自己的去留毫不介意，而是心安理得、坦然自若地集中精力考虑如何切实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如何准备开好党的十三大，如何妥善处理好学生 闹事等问题。
然而，在另一方面却一步一步在加紧酝酿“废黜”他的事情。可他全然不知、毫无觉察。1986年12月，他去上海，听说先念同志也在那里，就让李 汉平打电话给先念的秘书，说要去看望先念，并交代先不要告诉先念同志。可是很快那边就来电话说，先念同志已经出发来看耀邦了。
下面是耀邦同志跟我说的原话：
当时先念的腿不好，是坐面包车来的，到客厅坐下后就说，你找我有什么事？你打电话给我，我很紧张。我当时很奇怪，他紧张什么？我说，我没什么 事，今天中饭后我就回北京了，就是看看你。他说，呵！好像放心了。然后他又说，我同小平同志谈过，如果党内再搞斗争，我就不干了。当时我不知道要解决我的 问题，先念已知道。我在回北京的飞机上还同小李说，现在谁还斗争先念同志？那次会见，先念还说，耀邦呀，报纸上有些胡说八道，你可要管住呀！当时他指的是 自由化的言论。我说，人民日报我也管不了，我说的话他们也不听。
还有一件事说明，在中央生活会前，耀邦同志完全被蒙在鼓里。那些年每年元旦前，中国桥牌协会都要为邓小平、胡耀邦、万里等中央领导同志举办一次 名为“运筹与健康”的新年桥牌赛，参加者除他们外还有一些桥牌界的名人和爱好者。每年都分内外两个赛场，里面是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外面是其他的人， 分别计算成绩。小平和耀邦从50年代起就经常在一起打桥牌。但在每年比赛时，都分别有桥牌高手做他们的搭档，所以成绩差不多。他们就轮流成为每年的冠军。 1986年底的这次桥牌赛，小平和耀邦都参加了。比赛结束后，耀邦还兴致勃勃地说：今年该是我的冠军了！然后他还走到外面的比赛大厅，高兴地和其他参赛的 人见面，向大家招手致意。他压根儿也没想到，没过两天，邓小平就找他谈话，严厉地批评他，接着就是他被迫提出辞职，中央召开他的“生活会”，最后被免去总 书记职务。
人们可能奇怪，胡耀邦怎么会这样缺乏政治警觉？其实，这就是胡耀邦——真实的胡耀邦，襟怀坦荡、赤诚纯真的胡耀邦。他曾对我说，那时我既没觉得 自己有什么错误，又已经决定十三大从总书记位子上退下来，哪里会想到还有什么问题呢？他始终坚信，他不遗余力为之奋斗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是顺应历 史潮流，利民兴邦，受到人民拥护的；他竭力主张的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明确政策界限，对学生闹事采取疏导的方针等，都是符合民主 和法治原则，并且是由书记处议定，得到小平、陈云同志同意的。他还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经过“文化大革命”，我们党更加成熟了，中国不会出什么事的。尤其 是他相信小平同志对他是了解的、支持的。就在不久前(9月份)准备六中全会文件时，小平同志还对他说：有人打着我的牌子，想把我们拉向“左”，这个不能 听；“自由化”这个词可以不用，但也确有一些人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左”的右的干扰都不理它，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该怎么干就怎么干，曾 几何时，言犹在耳，怎么就风云突变？他没有想到，最后竟把学生闹事的原因，归咎于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
耀邦同志的纯真与赤诚，实在是可敬、可爱、可叹！
李先念说：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
耀邦同志还告诉我，后来杨尚昆到上海征求先念开“生活会”的事，先念对杨尚昆说：我看耀邦是阳的多，阴的少；“生活会”我不参加了。先念同志说 耀邦阳的多，阴的少。赵紫阳则说他“为人宽厚，可以吵架不记仇，好共事”。当时流传这么几句话：胡耀邦的良心，赵紫阳的头脑，邓小平的手段。
耀邦同志心地善良，为人宽厚，不会搞权术、耍手腕。他胸无城府，表里如一。在与同志和朋友的交往中，不仅没有害人之心，也没有防人之意。长期以 来，不少人劝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却认为，在党内“防人之心也不可有”。他对干部是严格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但他爱惜干部，从不整 人。大家知道，邓力群对胡耀邦积怨很深，但他也承认：“胡耀邦不搞阴谋，光明磊落，观点不同，他就讲出来，讲出来也是指名道姓。”“他不积怨，有话讲在当 面，讲清楚了，就没事了。”1988年11月，邓力群在长沙要求见胡耀邦，虽然在头一年生活会上，他罗列大量“罪状”，系统地批判胡，但耀邦还是欢迎了 他，并同他谈了两个多钟头。事后邓力群十分感慨地说；“我没有想到他并不介意以前的摩擦。”并说他们的谈话“感情是真诚的，气氛是融洽的”，使他有“度尽 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感觉。(以上所引都出自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就在这次见面时，邓力群曾要耀邦同他联手反对赵紫阳，被耀邦拒绝。因为 外面曾谣传说赵紫阳在胡的下台中起了不好的作用，不少人对赵有意见，因此当李汉平听说邓力群要倒赵，就不假思索脱口而出说：“好呀！咱们也报个仇嘛！”耀 邦听后，立即严肃地批评李：“我真没想到，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思想还这么狭隘。我们绝不能因为自己受了委屈再去搞个人恩恩怨怨。赵紫阳是全党通过代表大会 选出来的总书记，要维护他、支持他。……我们要维护团结，老这么折腾，党和国家没有希望！”
我还记得：好像是李瑞环说过，我们要多琢磨事，少琢磨人，耀邦听说后，十分赞赏。耀邦自己就是一心一意琢磨事，从不花心思去琢磨人。他的脑子几 乎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问题，他的精力几乎全部扑在工作和事业上，他手不释卷地几乎读遍了从马列到县志各种书籍，马不停蹄地几乎跑遍全国每一个县做调查，他不 仅没有精力和时间去琢磨人，连对家庭和孩子都很少顾及。1986年10月8日晚，也就是他被迫下台前不到两个月，我们到勤政殿去看他，实际上当时已经在削 弱他的权力和工作，比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都由赵紫阳负责，十三大人事安排指定了薄一波等七人小组领导，可他既没觉察有什么不正常，也毫不介意，仍一 如既往，满怀激情地告诉我们：从现在起到明年，我要集中精力主要抓好三件事，一个十三大报告，一个班子，一个把精神文明建设抓出点成效来。如同过去中央召 开的每次会议，他都要殚精竭虑起草好一个好的文件一样，他希望这次在自己交班前，更要为十三大准备一个好的报告。他认为六中全会通过了一个很好的加强精神 文明建设的决议，他要抓紧部署“决议”的认真贯彻和具体落实，以推进政治体制的改革。可是他这一片赤子之心和报国热忱，很快就遭到了无情的扼杀和打击，这 不能不使人感到无限哀伤和痛惜。由此使我想到1988年耀邦同志的两句诗：“不谙燕塞险，卓立傲苍冥”。
退下来要真正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
那次在上海，李先念还问胡耀邦，解学恭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的？耀邦说，他们的意见要开除党籍。先念说，1978年已经免除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就 不要开除出党嘛！耀邦说，那好，你是常委之一，我把你的意见向常委转告。对解学恭的处理，耀邦曾同王鹤寿讲过好几次，不同意开除出党。理由有三条：一，解 是1936年参加革命的，算老红军了；二，解长期做了有益的工作，解放后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三，解对建国后一些错误的东西是有保留的，1958年解曾单独 找耀邦谈了农村浮夸的问题。江青把天津作为她的点，多次去天津，谈话都有记录，那时江是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解能违抗她？王鹤寿不同意耀邦的 意见。耀邦下台后，书记处就决定开除了解的党籍。
耀邦认为，先念同志是很宽厚的、厚道的。小平同志是铁腕人物，他非常欣赏他铁的手腕。
作为一个政治家、领导者，心胸开阔，为人宽厚，在实际工作中和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一种可贵的民主精神和民主作风；而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 年代，则还必须具有无私无畏和敢于实事求是的勇气，必须敢于顶住巨大的政治压力，甘愿冒巨大的政治风险。
耀邦同志曾对我说：“解放初在川北‘一打三反’时，我那里(当时耀邦是川北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就没搞出什么老虎来。我说我这里是农村，没什么 工商业。小平同志说，你们应该多讲几次。这个批评是对的，应该大张旗鼓的作几次动员讲话，讲清意义，但抓人要谨慎。”“1957年8月反右派，我从苏联参 加世界青年联欢节回来，一看家里(指团中央，那时耀邦是团中央第一书记)划了那么多右派，我大吃一惊。‘四清’时胡启立从海阳回来，我狠狠批评了他，死了 那么多人。我在湘潭搞‘四清’，一个月扫了一下，现在看来还是对的。”“现在看我工作的三个部门，中组部、中宣部、党校，没有伤人，后果是好的。”“还有 什么凡是派，我们党没有什么凡是派嘛！两个凡是的思想是错误的，应当批评，但没有什么凡是派。凡是派的头是谁，无非是要搞国锋等同志。如果层层都批凡是 派，就又要打击一大片，伤害一批人。那时候新闻界、理论界一些同志思想可不通哩！我是两面受夹！”“我当总书记为什么大家拥护？我这个人原则问题上不含 糊，但对人比较厚道。至于当主席那是另外一回事，实际上的主席是小平同志、陈云同志，但总书记是货真价实的。”“对什么人都要公平，实事求是。对康生我们 也承认他早期对党做过一些工作。他们要对曹轶欧判刑，开除党籍，我没有同意。曹已80多岁了，她还有什么能耐？有人说要维护党的纯洁性，我们党任何时期都 有那么极少数坏人，丝毫无损于我党的光荣正确和伟大。已经80多岁了，你还枪毙她，人们会不同情的。”对江青，耀邦同志也不主张杀，当时争论很激烈。耀邦 同志说：最后还是陈云同志起了重要作用。对华国锋，耀邦同志在湖南曾多次提出要有关人去看看他，并希望他们请华到湖南来走走。
在南宁，耀邦同志对干部年轻化和废除终身制很有感触，他说：“老一辈现在已无能为力了，年纪都大了，力不从心，还得靠70岁以下的。”“年纪太 大，既不能控制局势，也不能控制自己。”并且一再说，领导人退下来后，“要真的什么事都不管就好了！”这既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也是他自己有切肤之痛 [...]

陈冠中《盛世，中国2013》书评——危言与耸听：《盛世，中国2013》楚望台
此书评来自夏楠律师 崔卫平老师强烈推荐
这本书要讲的故事，是2011年春天蔓延全球的金融海啸中，中国出现了一场社会大动乱。政府在前七天中坐视乱局，一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在人渴望安定和秩序的时机上，政府用二十一天严打戡乱，竟一举而竟全功，达到威望的高峰。其后通过一系列经济复苏计划，与日俄结盟，两年后的2013，欧美在滞胀中一蹶不振，中国则再现盛世，成为世界的单极。这个由大乱进入大治的秘密计划，被称为冰火盛世计划。
奇怪的是，到了2013年，2011年春天大乱和戡乱的一个月在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几个社会的边缘人还记得，并努力去寻找那一个月曾经存在的证据。这些人是饭店女店主韦希红，爱上韦希红的台湾籍作家老陈，老陈曾经的朋友老方，老方救下的一个文艺青年张逗。他们从边远地区的残缺报刊上搜罗蛛丝马迹，并和自己的记忆比对。最后，他们绑架了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何东生，逼他透露了冰火计划的秘密。
如果把这部《盛世2013》当政治寓言看待，就不可避免的要拿《1984》作对比。《1984》的开篇里，温斯顿面朝电幕时，要换上一副安详乐观的表情；在《盛世2013》里，每个人都喝了兴奋剂，变得嗨嗨的。《1984》里面，温斯顿干的是篡改历史和记忆的技术活儿；《盛世2013》里，知识分子都被驯化，开明媒体都被停刊。历史不需要费神篡改，只要在公共论述里抹去一段，人们就自动把它忘了。《1984》中仁爱部头子奥布赖恩要改造反动分子温斯顿，用上了无数心理战术；而在陈冠中笔下，老方追问何东生为什么那二十八天消失了，何东生一摊手说我也不知道，无法解释。是老百姓自己忘了，天佑我党。
不是何东生无法解释，而是陈冠中投机取巧。这是我最不喜欢这部小说的地方，它把中国百姓都当成了愚氓，似乎要靠治哮喘的抗忧药，才能使主人公们幸运地保持一点零星记忆。中国人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但沉默实在并非忘却。不合时宜的历史就像一段隐性基因，到人们需要它时，它就会被立即激活。如果陈的用意是要唤醒民众对二十年前那场运动的集体沉默，这样的指控大可不必。
陈冠中先生有政治学的背景，书里援用了霍布斯的理论：在无政府与威权之间，人们只能择其一端，而通常的选择是前者。在无法忍受的动乱之中，“全国人民再度心甘情愿的委身给巨灵”。《盛世2013》的逻辑，就建立在霍氏这个命题上。
与此相反，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预言一切威权终将崩溃，文化相对主义只是历史发展特定阶段的差异，人类历史将在民主制，即普世价值上终结。
有趣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中国成了世界上唯一的威权大国，并保持了十几年的高速增长。西方世界的普世主义者面对这只巨灵时，忽而自信，忽而自卑；这态度的变化，似乎又与经济周期有着隐密的联系。在中国内部同样如此，有人唱红，有人唱衰，崛起论和崩溃论相持不下。
历史路口拐向何处，非我等愚钝者可以逆料。诚然，威权政府与民主政府相比，对经济危机的耐受力可能更强；但是不要忘了，巨灵（Leviathan）的每一个毛孔都流露着寻租的欲望。它吞噬社会的有机部分，同时变得越来越臃肿和无效率，最终将自己拖垮并走向分裂，引发下一次的大危机。
而在《盛世2013》的盛世想象里，巨灵对社会的控制可以无孔不入，国家计划执行起来如臂使指，并且腐败可以被自我遏制，威权政府可以与经济自由长期共生。
——在逻辑上，这是无可能的。除非像何东生说的，天佑我党。
自然，我明白文学想象与政治经济学预测之间的界限。但是无论是推论的严谨、对人心的把握、抑或文学上的想象力，《盛世2013》都远不及王力雄的《黄祸》——虽然后者同样不够严谨。十二万字的篇幅，对应这场“盛世”的宏大主题，实在显得单薄。如果不是读过了作者的简介，我几乎要以为这是作者在应付出版社编辑的催稿。
《盛世2013》第二部分用了立体拼贴的叙事手法，用不同的空间视角叙述同一段时间维度的故事。《我的名字叫红》拿了诺奖后，这种叙事手法似乎颇为流行。人物与人物大段独白之间杂乱破碎的阅读感，以及人物命运间的隐秘机缘，很切合这个故事的“遗忘”主题。但是恕我直言，《盛世2013》匠气过重，拼贴和拼贴之间结合的不那么牢靠。要把书看完一遍，再转回头读第二遍，才好拼出一个整体的图案；而这个图案第一眼看起来吓人，闭上眼想一想，就实在有些干瘪。
据说陈冠中先生为这本书旅居大陆，十年磨剑。而磨出这样一本其实难副的作品，实在令人扼腕。似乎在陈先生的中国认知里，中国就是北京，北京就是五道口和三里屯。如果我没有猜错，陈先生对中国的经验，大部分都来自北大东门知识分子沙龙里的清谈。他并不了解中国数以千计的颓废县城，以及密密麻麻像根瘤一样干瘪萎顿的乡镇村庄，以及生活在那里并不是那么High的人们。浮华的北京上海，不过是中国的样板房，是集中举国的精血营造出来的幻象。危机一旦来临，恐怕这些浮华连灰都不会剩下。
为什么这本书能够引起如此多的话题？用书中何东生的话说，“我才意识到两岸三地的知识精英想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知识结构、问题意识、话语、历史观和世界观基本上不一样。”
世界观的无知之幕，几乎分裂了大陆与整个海外的话语体系。从海外看海内，对面是几个文化符号构成的简笔画；从海内看海外，大抵亦如是。简单的说，这本书热炒热卖，一种原因是我们大家都缺乏想象力，一有这样的书便是稀罕物；一种原因是它被禁掉了。
或许我对这本书的批评过苛了。这本书也自有它独到的好处。对北京文化界而言，这本书的阅读快感来自贴紧现实、不动声色地影射，可以让许多圈里的读者代入情境，然后会心一笑。对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陈先生在细微处抖出来的小机灵。那天晚上，陈先生坐在东四的新加坡餐厅里，拿着天语手机揣摩鲁迅的《失落的好地狱》。鲁迅那篇文章说什么来着？
——我梦见自己躺在床上，在荒寒的野外，在地狱的旁边。一切鬼魂们的叫唤无不低微，然有秩序，与火的怒吼，油的沸腾，钢叉的震颤相和鸣，造成醉心的大乐，布告三界：地下太平。有一伟大的男子站在我面前，美丽，慈悲，遍身有大光辉，然而我知道他是魔鬼。
在好地狱和伪天堂之间，温斯顿•陈和裘利亚•韦毅然决然地流亡去了云南边境。可是这世界并非一场大梦，哪有一座好地狱，会如此简单地变作伪天堂的？
转自：夏楠——楚望台的法律评论 ：危言与耸听：《盛世，中国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