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名稱：河蟹与飞鸟
年代：2010
介質：數碼
作者：天恕曰文

作品名稱：黨
年代：2010
介質：數碼
作者：天恕曰文

作品名：崭新的钞票和五毛钱
年代：2009年
介质：摄影
作者：天恕曰文

作品名：背入式
年代：2009年
介质：摄影
作者：天恕曰文

这是2010年4月10日安替在奇遇花园演讲实录，根据视频整理而成，小标题后面的类似“PPT 2/11”中的“2”表示PPT页码，各位可以对照观看。文字PDF版点此下载。
1、1977 影响一生的选择 （PPT 2/11）
请大家有空的话去看这本书，叫《我的1977》，是陈建功和周国平写的，我曾经很长时间在想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故事，这故事不仅仅是几个人的故事，这是一代人的故事，我们今天就从这个故事开始讲。
1968年的12月22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这句话就开始了我们常说的那个“上山下乡运动”。也就是说，大学就从此不再开放了，高中应届毕业生从此就没有升学途径了，以前高考（之后）你会去上大学，但是从1967年开始，所有中国的学生上到高中就结业了，然后，下面就没有，下面就要和贫下中农去学习了。然后，我始终在想，如果我是一个年轻人，在1968年12月份，我跟很多同学都很兴奋地去了北大荒，或者是新疆建设兵团，或者是像王小波这样到了云南，我想我会怎么想？你要知道，一开始肯定会很兴奋，因为年轻的人在一起么，而且祖国大江南北，你很多地方没有去过，但是，第一年、第二年……你要知道，这些事情的中断其实是1977年，在未来的十年里面，你都会重复一个想法，“我就这样没有未来了么？”
我想，那个时候我们父母那一代，我问过他们，可能有三个选择：第一个就是，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像官方教育我们的那样，比如我们就积极接受贫下中农的训练，这种想法很多人在农村在城市的时候，继续再革命，反复再教育，大家都知道这十年发生的故事，反正就是颠三倒四……有些人认为不行，这个是反人类，绝对是错的，我应该站起来。有很多的，比如说林昭、张志新，有很多现在我们能听到的，非常少数的中国人，当时走了这条路。他们代价也很惨。都是以自己的生命或一辈子作代价。选择他们那样道路的人是极少的、非常英雄的。但它不是大部分人的普遍选择。还有很多人选择，这十年，他做一个逍遥派。他很快理解到，我跟贫下中农学是学不到什么的。我在内心是平等主义，我必须要承认一个事实，知识，真的只能在大学或某些机构去学。在广阔的草原上，学的东西超过一个月，大概就差不多了。
那么十年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年之后是1977年的7月，邓小平恢复了职务。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他恢复了职务之后，他必须要把当权派解决了他才可以当政。所以他必须要找自己的盟军。那我怎么才能获得盟军呢？最好的方法是——他突然想起来了，我们的学生们都在农村呢，我们的右派都在牛棚里面呢。所以他当时就做了一个决定，要释放他们，把原来我们的知识精英，释放并且重用。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政治策略，因为在那个时候，他只要轻轻地放一下，他并不需要做什么事情，只是放一下，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人和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们一下子站在了改革派这边。所以他做出了这个决定后的直接影响是，8月8号的科教座谈会，他拍板决定了，恢复高考。然后在10月22号《人民日报》、新华社，以及中央广播电台上，在全国能听到广播的地方、能看到报纸的地方，播报这个消息，就是在今年立刻恢复高考。然后，在12月10号，考试的第一天，当年有500万的学生进入高考。 这次高考我们现在看起来是非常公平的，因为它不需要政治，也不需要你的年龄，因为它没有年龄限制，甚至都不要单位的背书。你只要说你是老三届学生，原来失去高考，以及你是之后的学生。只要你是学生，你有这样的学生经历，甚至你不是都可以。然后你就可以直接报名走入考场。所以当年全国有500万学生走上考场。有很多人，比如说我们身边认识的很多人，（像）周国平，这是一个哲学家，像张艺谋，他也是第一届高考。现在那个时代的（很多人），（都成为了）我们现在社会各界的中坚力量。很多教授很多人，你去问一问他们都是老三届，他们都是77年和78年这两年恢复高考（时参加的）。所以，这个在政治上来说，他成功地让社会的精英成为了改革派的盟友。所以当他决定在78年，就是（恢复高考）第二年改革的时候，几乎没有得到真正的阻力，在全国去开展，所以政治上就是很漂亮的一个决策。
我们不谈大的，我们谈小的。如果你还是一个在新疆建设兵团的学生，如果你10月22号听到了这个消息，你当时会很感慨，那些做逍遥派的人，肯定在这十年平时……逍遥派除了泡美眉之外，我想大概就是应该看书了吧？他会取得相应的优势，因为500万人，当时的入学率是非常低的。我们现在倒过来统计，只有少数人成功了。但是，最重要的是，如果你在这十年前的选择是逍遥派的话，那在这个时间点你最有可能抓住这个机会。因为，如果你要积极参加了每次社会运动，你不会感到这件事情的重要性，甚至你感受不到的时候，你的精力已经荒废了。当然也有很多人放弃了，比如说，结婚了，在农村生孩子了，那个时候就有个痛苦抉择。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很多人，当年没有选择，但他十年后，在回乡的大潮中谈选择。但是那个回乡，那个大潮，跟这个时间点的选择是不一样的。在77年和78年能进去的，是这个社会的精英，因为整个政权在等待一个盟军进来，你进来之后，就会给你最大的、一切的好处。他对你共享这个政权。所以77 年和78年这个点，和你十年后再返乡（是不一样的）。
十年后，返乡的故事我们看过，有一个上海电视连续剧讲返乡青年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时候的艰辛。所以有时候大家可以读一读写1977的这本书。这些都是现在已经成功的社会精英他在描述1977年。但是，我读的时候却读到另外一个故事。大家看好这些时间点。10月22号的时候是全国范围公布高考，理论上来说，所有人应该在这个时候得到消息。当然有一些小城市，我在这里读到一个云南的小城市，它是到了11月才慢慢得到的。就是说，县里面先得到这个消息，然后传到乡里面，大概要一个月。有的时候你以为是谣言，还不相信，因为传言很多。等你相信，离高考就只有20天了。很多人都这么说，在这本书上。他说他知道自己可以高考，完全知道，只有20天了。在20天之后，这是个独木桥，在这个点，能在77年78年，如果能成功地进入这个社会精英阶层的话，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足够的准备时间。
但很奇怪的是，我在书中读到的有一些情节，（翻书），这是谁写的？蔡震（《遥远的高考梦》）。这是一个sample。他说：“……那年的夏天，北京的雨水多。一个雨天的傍晚，亲戚回来兴冲冲地告诉我：‘要恢复高考了！’……”10月22号，这是什么时候？是秋天，秋冬。他说那年多雨的夏天得到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写他10月1号的时候，他说10月1号去爬香山，突然在路上公车快要掉下悬崖，他说“我不能死，我还想考大学呢。” 他10月1号的时候已经知道有大学考试了。这本书里面讲了很多故事，但很奇怪的是，很多很多人在8月份的时候，应该是在8月份邓小平决定了（要恢复高考）后面的几天，就知道了。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会儿成功的，很多的人，他是比大家（多）拥有了两个月以上的准备时间。其他人都有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他有再加两个半月的准备时间。
所以，我从这个故事，首先看到的是，选择。如果你是一个1968年的学生，现在前途没有希望，或者是说这个社会要发生巨大变化，你该怎么做？是积极地参加社会呢，还是说，我等一等，我看未来是什么，我是不是选择一个更符合未来的价值。更重要的一个选择是，如果我能从这个信息的最中心获得消息，我甚至比聪明地选择的人都能早两个月时间，而这两个月在整个500万人的竞争中是非常激烈的，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故事，它有人生的选择，有政治的命运，一代人的命运，还有一个信息的问题。到现在为止这本书是谈这个事情的，但这个故事还是没有谈透彻，你知道么。应该有人把这个故事写好，因为这是很有意思的故事。
我一直觉得这个故事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个影射。我常常想，我就是一个1968到1977年的学生，我坐在云南的一个草堆旁边，我在想我会不会有 1977年，我甚至都不知道1977年存在。我可能再等10年，也可能再等20年。但是如果你能坚信那一天会改变，你所有的决定都不一样了。所以我的理论是，我们活着的时候如果你要活得更有效率，我们可能要倒过来活，换句话说，我们要从假想的点回来，再来判断当今的行为。当今的行为有没有意义，其实，跟当下关系不大。这就是1968年的我。我常常认为我在1968年12月22号，我突然觉得没有前途了，中国不知道哪一天能自由，我不知道，也许哪一天自由都会来。但是，历史倒过来看，会告诉我们，有的，1977年有那一天的，只不过你在1968年你不知道。OK，对于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我们怎么做？这就是今天我们整个演讲，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话。
2、期货和个人选择 （PPT 3/11）
有一个理论叫“期货”，就是“Futures”。“期货”的定义很简单——如果我要知道未来商品的价格，我现在就要做对冲。比如说，未来价格比现在贵，我就去买，然后到时候再卖；如果未来价格我知道，比现在便宜，现在就卖。假设有一天，我给你看到五年后的中国，你可能会成为第二个比尔盖茨，就是说如果我给你一个时间机器，你看到五年之后的网络应用，我想你会成为第二个盖茨，你会有第二个谷歌，也会创造第二个Twitter。”期货“的意思就在于，如果我们万一能知道未来的东西，那我们现在所有的决定都是理性的，就manner。刚才那个故事其实是关于期货的故事，你是不是知道，当你走向云南、走向新疆、走向内蒙古的时候，有一天，1977年的12月你会回到北京，回到大城市的大学，重新进入你梦想的世界，只不过，有准备的人才能过来。另外一个期货的理论，关于教育。我常常说的，大学的教育是四年的教育，它有一个问题，你四年学完之后，你学的那个东西是你四年之后再用，包括研究生也是这样，它有一个教育的延迟。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学东西，甚至都不能学当下最先进的，因为本质上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当然，技术不一样。比如我们开始学的是汇编，现在还是有意义的，原理还是相通的。但有些不一样，比如说在人文学科，比如新闻学，很多人文学科，在转型的时候，你会发现学完就没用了。这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新闻系的学生，他学了一切东西，毕业的时候谁都不理他，因为那套东西都过时了。为什么？因为你学的，你要记住，你四年之后才用。你要明白这一点。那么，产业也是有时间差的。比如中国互联网和美国互联网。我们永远是copycat，是非常简单的。美国有Google我们有百度。我们只要把美国现在的模式立刻拷贝到中国，我们就占有了一个时间差。这个理论想说的是，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之后，从1978年到现在我们走的全是模仿美国的路，从社会的制度：经济制度、新闻传媒制度，IT产业发展，基本所有的一切，包括各个专业的发展，都是在仿制美国。只不过是美国十年前用，我们跟美国实际是一个时间差。那么，很多人用这个期货理论，非常简单，说OK，如果是一个时间差的话，现在中国不需要太多的网络创新，我只要去拷贝就行了。的确，中国互联网发展史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很成功的战例，打了个时间差，走这个时间机器。教育上也是这样，如果我们在未来，比如五年之后必然要学习到美国，越来越像美国，那么五年之内的中国，我干嘛？我现在还要学，还有个教育延迟，还要学习四年，换句话说，我学东西四年之后才能用。那我现在干嘛？我现在最理性的选择就是忘掉中国的一切，直接学现在美国，也就是未来的五年中国的东西。因为我是新闻专业的，所以我一直对我的学生说，你不要管你现在学的美国的客观新闻报道、事实与新闻分开那些东西是不是在中国适用，它一定会适用。等你学完了之后，它已经慢慢开始使用了。你不能等到机会来了的时候，什么都准备好的时候，你才开始学，你已经没有机会了，因为我们永远是和我们同辈人在竞争。
另外一点，我们可以倒过来说，朝鲜。假设你是一个朝鲜现在的人，你该怎么办？我觉得最简单、第一重要的是，想办法出国到中国，因为不能出国到美国嘛。中国的一切我都学习。有人说金家王朝在这儿，我没希望。难道我们所有的人都认为金家王朝会永远么？朝鲜一定会有希望的，那么朝鲜的希望它一旦开始的时候，最先富的是哪些人？当然是拥有中国经验的人，和与中国有生意关系的人。永远是这样。我们在后发国家赶超的时候，打的其实是一个时间差。包括个人选择也是一个。所以我就反复跟新闻系的学生说，你千万不要学中国的一切东西。为什么？因为它会落伍的，你直接打时间差，学美国的东西就好了。
还有，台湾1980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事。我可能会在十月份出一本书，专门讲这个故事。台湾1980年是美丽岛事件。基本上所有现在看到的民进党、国民党的明星人物，很奇怪，你打开1980年那张报纸，他们全部都存在。当时吕秀莲是美丽岛大审的十四个英雄之一。陈水扁、谢长廷都是他们的律师，包括陈文茜，她是律师的助手。而马英九，当年在哈佛大学，写了篇文章，认为美丽岛大审应该尊重罪犯的人权。他还是比较中和的改革派。宋楚瑜当时是新闻发言人的角色，他说，美国《新闻周刊》这种颠倒黑白的方式，一定会让中国人民，他说“中国人民”，愤怒。跟我们的新闻发言人一样。李登辉当时是台北市市长，他在抓到首犯的时候说，台北人民很欣慰。很多人……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为什么大部分的人物在1980年全部出现了，而从1980年到2000年这转型的20年，可以这么说，没有新人出现。历史并不是永远是平均的，它有时候会有一个重要的基点，你跳下去，就好象坐了一列历史的列车，这是一个不停的，non- stop的，直接从1980年开到了2000年。就好象当你在1977年、1978年跳到高考的时候，和你未来几年再回乡的时候，那个选择的重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机会什么时候不晚？IT也是这样的，很多人选择不同的口，是不一样的。但我不熟悉IT，（我）熟悉社会和政治。我想说的是1980年，当很多人，懵懂的时候，但有些人他非常清晰地知道时代的变动，然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这个选择就好象让他们坐上了一个non-stop的车子，直接到了2000 年，中间没有新人出现。你仔细想一想，这个是很奇怪的，对吧，这个和我们想象的历史是不一样。
我们回到个人选择。基本上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用期货理论，我们要对时代的发展敏感。因为敏感了，知道方向了，我们现在选择才更理性。
3、互联网给我们的机会 （PPT 4/11）
中国两千年这种漫长的、非民主的传统，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非常稳定？我们很多人一直认为是科举制度，官僚体系全世界最健康的一个系统。很简单，如果你是一个穷人，在乡下，你哪怕什么钱都没有，你只要能中秀才、中举人，到北京如果被皇帝钦点，你就可能成为某个省的省长。科举考试，也没有两千年，从汉代开始。它是一个神话，它说任何人，不分贵贱，只要你读书，不管你背景，你家里再穷都没有关系，只要你通过全国的标准考试，还不是各个省不一样的，是全国的标准考试，你就能在一个八股的标准下，得到重用并且选择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真的是统治阶级。很多人都是通过科举考试进来的。所以想一想，这叫什么？现代社会叫政治流动性。在一个漫长的封建传统中很多穷人还是有希望的——唯有读书高，只要我读书，就有机会成为统治者。这希望即便在革命、起义的时候很多人内心还是有的。所以这就是读书人一千多年来的希望。所以读书人一千多年来，都和这个政权牢牢地在一起，没有推翻他，为什么？他觉得只要我努力，就有希望。这是一个“中国梦”。如果我们说“美国梦”是平等梦的话。这是一个“中国梦”。但是，清王朝最后莫名其妙废除了科举。废除科举的意思就是说，你让陈独秀啊，你让毛泽东啊，这些本来能考状元，成为统治阶级的人，你把他推向了你的反面。他读半天书，最后，没用，他又不能成为统治阶级。所以他的智商用在哪儿啊？他当然要革命。所以，如果你一下子切断了穷人、地方精英上升的道路，你就把这些精英推向了你的反面。而这就是你快完蛋的开始。所以为什么科举结束之后很快就是革命。68年结束高考之后，76年这个政权就灭亡了。千万不要切断普通人的流动之路，而对于很多人来说，社会流动性，是我们在这个国家生存的一个希望。否则的话，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很多人也在骂娘，但是他就不愿意走，为什么？他觉得我只要考试，我还是能成为状元，我还是能成为省长的。
1998年大部分城市开始接触互联网开始IT的浪潮。很多创业的，setup开始，这个故事我不说，我想大家很熟悉，但是我想说的是，2000年开始全国性的媒体扩张，比如说，上海文广集团，南方有南方报业集团、广州日报集团，我们这边有北京集团，以及光明日报集团。集团化，整个媒体在扩张，他需要人，他不可以从新闻学院走，因为新闻学学的都是垃圾没有办法上手，所以他马上就转到了网络。这就是为什么像我，以及很多的网友都变成了媒体人的原因。我原来是学计算机的。我是01年的时候，被《华夏时报》变成评论员的。没有任何挑选，没有任何说我需要考试的，他说你在网上写文章挺好的你过来写下吧。我是莫名其妙成了评论员。第二年我就成了《21世纪环球报道》驻北京的负责人，第三年我就成了战地记者，然后去了纽约时报。互联网在这个时候，往往起到了取代古代科举的作用。比如说佐拉（@zuola），一个卖菜的，他考试又不想考，他是属于标准的我们说的农村社会精英，年轻人。但是因为互联网，他获得了全国的话语权力。互联网起的作用，为什么我们觉得互联网给了我们希望，这个希望在于我们社会阶层的提升，和影响力的提升，在于你从小城市（起步）。比如说一开始，98年的时候我还在无锡，我是总台先生，所有人来了我就说 “Welcome to my hotel.”我很enjoy那个时候，但是那时想不到未来，因为我没有未来，我当时想如果我成为无锡市接待部门的年度冠军我大概就很happy了。我没有想象力，我不知道省城的世界、北京、甚至Boston，我未来去的地方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因为你看到的世界只是你想看到的世界。因为我看不到那个世界，甚至我就觉得那个世界跟我没关系，我从来一天都没有出国梦。真的。一天都没有。在我在无锡的时候。但是互联网不一样。我上了互联网之后我就改名叫“安替”。我原来叫“赵静”，“安静”的“静”，一看就是个没有希望的名字。（大家笑）我改了名字之后就发现你很容易在网上成为全国的著名网友，你很容易被北京一家媒体pick up出来。这就是一个流动性。Recruitment就是招聘，他能成功地通过这样的招聘的方式把网民，地方的网民，一定要注意“地方的”，你没有希望能跟京城，metropolis，上海、北京、广州三大城市，共享资源的，那些小城市的甚至县一级的网民。你有可能通过自己的言论，比如说写一篇文章，获得全国性媒体（的关注），你写得很好然后就把你招，这个故事是不是有一点，举人的故事（的感觉）？你考试，中秀才，用一篇文章，甚至你是批评政府，都没关系，这篇文章都能让你得到一个（机会）。这个故事天天在发生，每天都有很多人星夜兼程地去北京，为什么？媒体录用。这个故事还没有结束。
然后，04年博客开始，05年新浪博客名人博客炒热，把博客变得主流化。这个（概念）是叫column syndicate，在中国是没有 syndicate（将作品向多家媒体供稿）的，它的意思是全国性的专栏。中国除了《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之外，大部分的媒体都是地方媒体。但是，博客它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专栏，所以让很多名人或言论者，包括像连岳这样的，拥有了全国的发言地位。这是在历史上很难得的一件事情，它超越了传统媒体的作用。
然后09年Twitter开始因为央视那把大火，大家开始觉得Twitter非常重要。2010年初的时候，新浪微博开始炒热这个概念，也成为主流。这个在后面讲，我认为它是第一个全国意义上的平台，非常重要。
信息会带来有些规则的改变。比如说，人肉翻墙。我的好朋友李笑来同学，现在做一门生意。他（帮助）最优秀的高中生直接去美国的名校读书。还能有奖学金。我们常常想，我们高考状元现在已经开始想去香港（的）大学读书，或者去台湾了。跟现在笑来同学，以及背后那些90后的女生们、男生们，他们想更不一样的规则，我干脆不上你的大学，我上完高中，用在高中的成绩直接上耶鲁、上哈佛，上所有的名校，而且我还能拿到每年五万美元的奖学金，全奖。他们做的这个事情，高中不需要有什么成绩的，你不需要，只需要按规则走。这个规则怎么走？总会有人发现这个规则。这个是人肉翻墙的东西。比如说，还有我。我这个人从来没有出国梦的，以前，在苏州的时候，甚至我都没有记者梦，后来我去了哈佛，读了这个Nieman Fellowship，这是一个全世界性的奖学金，每年有 12个记者可以获得。之前还有一个三月的Cambridge的奖学金，这一下子让我拥有了这些名校的资源。你说，记者，这条路在哪里？其实很多，每个月在全世界各个名校都给记者和NGO开这样的奖学金。关键是你怎么找到，对吗？这条路在哪里？——在互联网。互联网给了我们一切，所以你会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的时候，游戏规则在迅速地改变。原来的游戏规则（现在）都不怎么走（了）。比如举个例子。我们以前要看外电，得从新华社走，现在还看什么外电，我直接上网就可以了，甚至Twitter更是打破了这样的垄断。所以这是给我们带来的机会的变化。
4、然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 （PPT 5/11）
有很多研究讨论互联网到底能改变中国么，是不是能给中国带来自由民主。我想说的是，第一点，它对中国的政治结构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不要太乐观。我觉得没有改变，该怎么样，还怎么样；第二点，但是它对人获取信息和思维方式的影响，英文是mindset，影响非常大。很简单的道理，从98年上网到现在我们大概有12年了，在座的都是网民吧。如果你是网民，你肯定享有这三种特点：第一点，你会认为言论自由不是一个特权，它不是一个美国的言论自由，言论自由特别是在网上的言论自由，应该是你自己由生俱来的，如果别人不让你说，是他剥夺了你的自由，你的言论自由不需要别人给你，我想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现在很多人，包括五毛都在说，“西方的民主”，对吗？“民主什么时候开始改革”、“民主什么时候到来“，我们不认为投票是我们天生的权利，但是包括五毛党他都认为我有五毛发言的权利。为什么？五毛也需要言论自由啊。比如在一些右派论坛，见到五毛删一个，他跳脚，为什么？他认为言论自由和ideology没有关系，言论自由跟你是右派左派都没有关系，言论自由就是天生的。我支持中共也有言论自由。很多愤青反日，你不给他反日他就会跳，为什么？你破坏了他言论自由。这两年你知道在争论中，有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分。但有时候民族主义者更需要言论自由。你说什么都给你毙掉，我的民众在流血啊，很多民众这么想。所以，我们头一次发现，不管你是什么派别，我们开始觉得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而不是特权，不是privilege。给你一个照片，我一定要全版，我不要马赛克；如果你有三个，我要全套；比如你有一篇文章，我要不删节版的。对吗？你没发觉在互联网时代，如果在扉页上写因为某些原因需要删节，你不大会买，你会买括号里写“全版”的。为什么？哪怕里面dirty，或者是有pornography，或者是反动，没关系，我已经有阅读主权了。我可以决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垃圾，因为我觉得我是成年人。阅读主权是互联网时代网民的特点。这段变化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想一想，这个跟censor是相反的。
第三个，参与式民主诉求。什么叫参与式民主诉求？比如说，今天要干嘛，我要马上开一个互联网投票，我要马上投票，这叫参与式民主。 对所有公共事务进行当下性讨论、参与。所以跟真正的西方民主整合，也就是代议制民主，是不一样的。我选一个代表，他在一年、两年，四年中代表我的权利。参与式不一样，我不是一年选一次，是每分钟我都想选。所以说有人把这种成为Facebook民主。这个有没有好处？有好处，你会发现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所谓互联网民意。互联网民意就是公众希望对公共事务马上发言、马上表态、马上投票。但它有一个坏处，它给你迷幻。参与式民主并不是民主的基石。参与式民主可以永远在一个专制国家存在。只要它不给你真正的立法权。而立法权一定是靠代议制民主。但是，我想说的是，不管我们这十年获得的网民的特质，多么的不完善，但是我们所有的人，都拥有三个特点：言论自由是天生权利不是特权、信息有阅读主权、有参与式民主诉求。你会发现，我们把它叫做网民特性。我刚才说了媒体因为它的雇佣，2000年雇佣了大拨网民。现在80%以上的媒体工作人员都是网民了，所以媒体最容易同情这三种诉求。政客、官员还没有，除了伍皓。伍皓是网民，虽然他怪怪的，很多人跟王小山也在（讨论），但你要承认这是一个怪怪的官员，他是一个不一样的官员，他是一个网民官员。我想说的是，他至少不会那么得像其他官员一样做以前的事，因为他已经开始理解，他的读者，有这三种东西。比如说他竟然会藏头诗，蛮厉害的，其实他还是在对话的，他不是说王小山，我把你删掉，他还是说要参与的，他认同这个。十年之后，是不是连官员都是网民了？所有的人都上网。他当然有可能继续是威权，但你会发现这三个性质，对每个人的 mindset的变化，以及对他参与政治活动的变化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我想，注意一点，就是说，互联网怎么改变中国不是改变了这个结构本身，而是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模式，让大家有了这三点基础，这基础可能是我们未来中国社会变动的、需要一代人的，最重要的东西。
5、Twitter的特点 （PPT 6/11）
我刚才一直说Twitter是公共平台。大家都应该知道Twitter有公开的API，这是它不死的原因，你封不掉它。你封了它以后，别人可以 open API application再建一个东西， 比如“推特中文圈”啊这些。所以说，基本上Twitter是封不死的一个东西。
第二个，它follow和unfollow的机制。有什么好处？我以前02年的时候，每天上午下午各要打开二三十个中文网站，为什么？因为做媒体，我要浏览。但是到了博客时代，我不打开网站了，我用RSS Feed，像Google Reader这些东西，我用的不是Google Reader，但是是Feed，那个也是看不下来的，对吗？Twitter不一样，Twitter时代我现在除了一个FT（《Financial Times》），我觉得 FT很酷，我连《纽约时报》都不读了。没什么，因为我订了800个人的Twitter，而且我每个都看。我觉得800个人对我来说是最贴近我的知识咨询团、是我的亲友团。他们每天都会告诉我什么是最重要的，我基本上不会漏掉任何信息，我反而从中间再处理信息、加工信息。有人说我follow的全是政治信息，是吵架。那不对，那是你没有follow对，如果你follow得巧，就跟你量身定做的信息衣服一样。这就是一种“云智慧“，别人能给你源源不断的推荐，这样的话我们就不是在RSS里。Blog时代的阅读缺点是你只能越看越深、越看越专，越看越闭塞。比如说我要看一个专业，我往往订阅了关键字，到最后，你可能这个关键字所有的都知道了之后，关键字之外的所有的外因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没有时间看其他东西。1.0的阅读非常大的缺点是，它和我们的报纸阅读是两回事，很多东西我只是扫一眼。Taobao.com和一个书店，比如三联。为什么淘宝取代不了三联？也是这个道理。淘宝我怎么买书？我买一个关键字。三联不一样，我走到那个地方，我跟大家都能享受一个非常有经验的人推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我能有更多的推荐，我不需要自己找。第二点，我跟第二个进来的人我们能共享知识，能看同样的书。你知道，在社会中我们能看同样的书，这是我们友谊的开始啊。我们叫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共同体的社会身份认同）就是从这儿开始的。我们共享一些事情，我们一起上一个大学，我们一起看一本书。所以淘宝不能取代三联书店的原因就是它不能提供这个东西。我以为这也是博客的命运。但是Twitter不一样，Twitter就有三联书店的那种意思了。我每天坐在那儿，800个人就跟我说了，诶你要看这个，你要看那个，而且这800个人是我欣赏是我羡慕是我嫉妒的这800个人。他们给我的东西是我最想知道的，甚至比三联书店给我推荐的还好。所以2.0时代的这种云智慧，它可能会真正开始取代三联传统书店的那个东西，真的是。这才完整地解决了电子阅读以前碰到的专业方向、关键字的问题。
第三个是mention (Twitter语法：@somebody)。所有mention我的，我能通过mention瞬间看到。所以说对方，不管是谁，只要他上Twitter，我骂他，我只要把他“@”写上去，他都能看到，所以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精英的那种金字塔结构。比如传统的名人，你要见他，可能要见他经纪人，在Twitter上不是，你只要@他就行了。 所以它拉近了（距离），是建立直接对话的过程。直接对话建立了，就取消了很多中间商，中间赚钱的那些人。比如很多经纪人，他赚的就是这个信息不对称，你见不到名人你给我点钱我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能发表到媒体，来你给我，我跟媒体交往，我帮你发表，但是你上推特这些事情都能解决，你只要@那个记者就行了。 当然你说记者，中国、外国记者的地图在哪里找？放心我很快就会做一个给大家。然后回到140字，这才是我们中国人值得骄傲的东西。因为140个英文的Tweet，140个字母是不一样的。人家140个字母是20个单词，基本上是一句话。我们这个140个字是一段话，一个故事，是一个话痨都可以说的故事。所以140字，我大概算了一下，有三倍英文的信息量，所以它能出现这样的一个格式（xxx RT @XXX: xxxxx RT @XXXX: xxxx http://is.gd/zzzzz ）——你说的话转这个人说的话，这个人再转那个人说的话，最后还有一个电子链接。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开始把这个东西当成BBS了，竟然开始辩论了。辩论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有这样的reference，有这个reference chain，这是一个指向链，你就可以辩论。它莫名其妙地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没有任何言论审查的BBS，这个是中国人到现在一辈子都没有享受过没有审查的世界，终于在Twitter，莫名其妙的一个历史时空我们有了。如果我们说英文还不行。英文说实话讨论不了。英文说什么事儿都要两个推，早都没有了。所以我们有很长的140字。这是历史、上帝、Twitter公司、Jack给了我们的这个机会，我们要好好利用，它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没有言论审查的公共讨论政治平台，和言论平台，这个作用我待会儿讲，非常之重要。
第四点，中文推的特点，我想说的是，我要借用我的好朋友胡泳教授的一个观点。我这里有三本书，一本是诗经，一本是《论语》，一本《圣经》，这些东西，比如说圣经，它是传道书，还有这些诗篇。你会发现那个话很短，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是要唱出来，所以是“谣”，谣言的谣。要唱的谣，比如说开门迎闯王啊这种，这就是”谣“。胡泳老师说，中国Twitter的时代是回复到了”谣“时代，谣言时代、传谣时代。他写了一篇很著名的论文，叫《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即Rumor As [...]

屈指数来，从事评论生涯已经10来年了，有意思的是，从一开始，我的评论生涯就是双面的，既在传统媒体上发文，也在网络平台上发帖，因缘际会，不仅 开了网友办报的先河，10余年来始终在传统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也在网络上一路走来，经历了由BBS而博客，再到如今的微博客（Twitter）的网络评 论生涯。
当我应聘为《华夏时报》的评论部主任时，尚未在任何新闻单位供职过一天（此前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做编辑），甚至一共也没有写过几篇评论文章，但是，作为 一名网络中的评论人或者说跟帖手，已经给不少论坛留下过足迹。受命组建评论部，我立刻就将目光投向了网络，试图从中招兵买马。
很快，以网友为主体的《华夏时报》评论部组建了起来：西祠胡同“锐思评论”斑竹安替、《中国》网刊主编时寒冰、万科论坛“思想评论”斑竹秋风、中青论坛 “麻辣烫”斑竹魔鬼教官、西祠胡同“思想的境界”斑竹柴子文等一干网络活跃人士聚集到了一起，负责《华夏时报》每日两个版面——新闻分析和每日评论，以及 社评的撰写和编辑。有人戏称，这是自有网络以来首个网友办报团伙，而许多传统媒体人士也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些半路出家的网友们。
因为没有编辑审核，在网络上发表观点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坏处是泥沙俱下，良莠不齐，对于尚不习惯网络环境的受众而言，难免晕头转向，进而心生厌倦乃至退 意。好处则是敏感、尖锐、敢于突破既有的限制，相比起传统媒体上那些四平八稳、一咏三叹的老式文章来说，具有更强的冲击力，也蕴涵更多的知识量，年轻好学 同时又熟悉网络的新一代读者，更喜爱这种直白的表达方式。因此，如何发扬网络表达的优点，而避免其弱点，就成为我们这个网友团队能否做出点样子的关键，好 在大家本属网友，很容易就将匿名社区的论辩风格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所谓评论部其实也就是俱乐部，在成天无休止的讨论乃至争吵中，一篇篇稚嫩但同时又不无敏 锐、鲜活的文章被炮制了出来。
如今，近10年过去了，这个团队的几乎所有人依旧活跃在当代中国的评论舞台上，这足以证明，网友介入平面媒体并非没有生命力。相反，自那以后，由网络而平 面，由线上而线下，成为许多新锐媒体人的共同轨迹。从更宏观的角度而言，这也表明，自20世纪末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两个不同但又交叉互动的话语空间，无 论是内容还是人员，都持续在这两个空间中流动。
在网络时代一开始，许多评论人都学会了身兼两职，既在平面媒体发稿，也在网络上发帖。早期这么做最成功的可能要算是中青论坛青年话题的斑竹李方了。李方既 是中国青年报评论部的资深编辑，受欢迎的评论人，同时又在青年话题上以斑竹日记的名义发帖，左右逢源，帖子点击率之高，青年话题论坛人气之旺，一时无两。
但是，这样的双重状态很快就由早期的左右逢源变为了左右为难。2002-2004年间，我最喜欢去的BBS是天涯社区的关天茶社，很快我就发现，由于平面 媒体的题材和尺度所限，就算是自己比较得意的平面媒体作品，在这里也很难得到反响，相反，只有那些紧贴网络热点和论坛趣味，同时比较尖锐敢言的帖子，才会 受到一定的关注，这表明，就在网络言论空间诞生后没几年，在平面媒体的“建设性”要求和更开放的网络言论尺度之间，已然呈现出了相当的落差。
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如何适应这一落差，不能不是一个问题。如果一味追求尺度，则可能有不少文章难以发表，如果以发表为优先，在网络上则少人问津。也正是 在这个时候，一种新的网络传播工具博客随着木子美的横空出世，大行其道了起来，许多评论人敏锐地发现了这一工具。博客的特性给了那些不愿意舍弃网络话语尺 度的评论人“一鱼两吃”的可能：在博客中发布全本，而在传统媒体上发表经过编辑删节的“洁本”，成为一种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既兼顾了平面发表后再经商业 网络转载的影响力，又保留了网络话语尺度的锐利，因此广为流行。
但是， “一鱼两吃”也有内在的张力。尽管传统媒体与网络空间之间有互动，但也呈现出日益扩大的落差，这种落差首先体现在题材上，相当多的题材很难在传统媒体上加 以讨论；其次，也体现在话语方式上，时评比之杂文固然更加言之有物，但在所谓“建设性”的旗号之下，也越来越沦为平庸的重复。但是，相对而言，在影响力 上，传统媒体依旧保持着相当的优势，《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报》这样的传统媒体，不仅本身拥有相当的固定读者，更与门户网站有着固定合作，一经转载，受 众面更有巨大的放量，选择以传统媒体为主要载体，对于自身影响力的放大更有帮助。在一定程度上，以平面为主还是以网络为主，就成为了影响力和尺度之间的一 种权衡。
不少出自网络的评论人，刚开始尚能两头兼顾，渐渐地，或许是稿约甚多，又或许是兴趣转移，就将重心放在了传统媒体上，而逐渐淡化了网络写作和论战。即使没 有彻底放弃的话，如我的朋友秋风、孤云、五岳散人、十年砍柴等人，渐渐地，个人博客成为了存放已发表文章的平台而已。也有些人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如曾经与 秋风同在一个评论部的安替，就将网络写作和论战放在了更为优先的位置，成绩也很显著，其个人博客获得了德国之声的博客大奖，由其担任发行人的国政刊物《纵 横》也有相当的订阅量和不俗的影响力。
其实，选择以网络写作为优先并不意味着放弃平面媒体，而只是一种优先顺序，意味着更看重话语尺度的保持，也更看重基于网络空间的敏感、尖锐，更看重依托网 络空间的突破。以我为例，从2004年开始，就更多地以网络为优先的评论平台，从2006年开始，更将主要精力放在了设在牛博网的博客之上，而较少直接为 平面媒体写作，当然，也有相当的博文经过编辑加工后，得以在传统媒体发表。
相对于平面媒体，在一开始，个人博客会在传播上遭遇到瓶颈，但博客也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可以在博主和读者之间建立较强的联系，形成一种可以积累的传播关 系。对于评论人而言，博客还提供了一个沿时间线而积累的脉络，可以供人检验其评论水准，因此，对于评论人而言，开设个人博客也是一种有效传播。著名专栏作 者连岳在牛博网开设的博客，很轻易地就过了千万点击，更不用说韩寒在新浪开设的博客了。
随着Twitter这样的工具的出现，评论人与读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拉近了，如果说个人博客还像是一本私人杂志的话，Twitter更像是一家私人电台， 这种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传播网络，可以在瞬时间将观点传播放大无数倍，简直就是评论人的天然扩音器，很难割舍。自去年以来，Twitter已经成为了我的 第一网络平台，取代了此前的博客空间。相当多的文章都是首先在微博客上讨论和引起反响后，再发表于博客和平面媒体。
当然，限于140字的字数，微博客并不能彻底替代文章。此外，网络话语空间与传统媒体仍将并存下去，对一个评论人而言，接下来很可能要同时辗转于三个空 间，既要在微博客上零距离地接触与传播，又要在博客里以较为完整的方式表达观点，同时还要尽量通过传统媒体向全社会传达意见。短短10数年间，我的评论生 涯就在上线下线中完成，而当代中国的评论空间，也由曾经的一维，成为了如今的三维并存。

众声喧哗之后 ──范云访谈
试着想像一下这样的场景。数千名学生在广场上鼓噪、抗 争，喧嚣四起，转移阵地时警方和学生四处流窜、追打。整个场面庞大而随时可能失控。另方面繁杂的校际会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政府应对决策朝夕变动不已，新 闻媒体随时波动着广场上群众的情绪，不解、责备、猜忌笼罩整个主导团队。他们没有退路，而前方充满未知。在这样庞杂而纷扰的场面中，一名年轻女子昂然而 立，她坚毅地扛起整个广场、整个时代。
那是现场的总指挥、是台大学生会的会长，她是范云。
一九八六年范云自北一女毕业，进入台大社会系。当时正值八零 年代学运酝酿期的末期，台大校园内的改革风气逐渐确立，李文忠事件将浪潮推至顶峰。她在这样的校园氛围下加入台大改革派社团──大陆研究社，开始学习台湾 史、阅读马克思，接受学运经验的装备。不久后投入一连串的台大改革运动中，当选台大学生会会长，组织校际串联，推动大学法改革及国会改造议题等运动，最后 成功地在野百合学运时掀起波澜，以学生之姿写下台湾民主改革的历史。
台大社研所毕业后，范云远赴美国耶鲁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 位。归国后投身中研院，近年则回到台大社会系担任助理教授，同时身兼妇女新知基金会的董事长，秉持着年少时的理想，以学术工作者的身分持续关注台湾的社会 议题。
而她当年究竟为何会投入学运工作中？期间的心路历程为何？对 于现代的学运工作者抱持着怎样的看法？以及，她如何看待在众声喧哗之后，当年这些学运工作者所走上的不同道路？
那个傍晚，我们在范教授位于台大社会系馆的办公室里，谈起了 这段漫长的故事。
在意识与实体的高墙内

八零年代初期是相当动荡不安的一段时光，台湾社会纷扰四起，党 外份子四处奔走，资讯也逐渐开放，不少青少年已经挣脱党国教育的钳制，受到各种思潮启蒙。然而范云老师成长在保守的外省家庭，高中时又就读相对保守的北一 女中，思想与实体的高墙使她与外界断裂，懵懂地度过了这段青春期。谈及那段思想封闭的时光，她这么说道──

念高中的时候完全不知道台大发生了什么事。因为那是个资讯封 闭的年代，电视只有三台，那样的新闻也不会上报纸。我记得我高中刚毕业，知道自己考上台大后就特别注意台大的新闻。那时候刚好李文忠被退学，引起他在母亲 节的时候在傅钟前绝食，那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事件。当时电视台还做了一个六十分钟的深入报导，访问到一个台大学生，他说，「也许他的案子很值得同情，但一个 学生如果成绩念到许多科都是零分，那他也许就称不上是一个学生了」。那次事件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觉得有一个庞大而未知的东西在那里，激起了一个基本的好 奇心。
其实当时早就已经有许多党外活动在运作，但高中的时候资讯匮 乏，封闭在校园里不知道外头发生了些什么事。当时只算是半个文艺青年，喜欢编编毕业纪念册、看校刊，读一些文学性的东西。不真正理解社会上究竟发生了些什 么。
当时也没什么机会阅读到党外杂志。因为我在一个外省家庭长 大，从小父亲就告诉我们党外是「不好的东西」，我们应该忠党爱国。所以高中以前对政治的观念还是局限在一个党国的教育下。也许基于青年的热血，我会对一些 事情表达关心，但无法理解事件的实质是什么。
那个时候唯一特别的行动，大概就顶多是每年和同学约好一起去 运动场听罗大佑唱一些带有禁忌色彩的歌；但隔天早上又一起到总统府前面升旗。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有一点想反叛，但也没有真正做些什么，有一点想知道，但也 没真正知道什么。可能就单纯得有点像《色，戒》里头那些热血青年的影子，觉得有一天可以报效国家是一件值得向往的事。对公共事务的关怀相当素朴、对政治没 什么理解能力。
甚至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还曾经想要入党，但可能成绩太差吧， 也没有人想要来找我。我高二升高三的时候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那是一个龙蛇杂处、乱七八糟的班级。我印象非常深刻，有一天一个教官冲进我们班上，对着大家 说：「教官今天才发现，你们班是北一女全校唯一没有国民党党员的班级。教官真是为此感到相当的难过与耻辱，你们赶紧好好反省，为什么没有半个同学入党？」 讲完之后还说：「待会如果有人想入党的话，欢迎下课就来找教官。」那时候我完全没办法接受这样的形式。虽然当时心里是有点想入党的，因为总觉得入党也是一 种报效国家的方式。但教官这种强迫的形式就是令人反感，而且我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没人入党是个「耻辱」。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入党了。当时北一女的资讯短缺，加 上又是个女校，相对于男校是较为保守封闭，而且教官还会对我们灌输这样的观念。从这些事情里你大概可以想像当时的氛围。
我还记得那时候二年级，还在自然组。全校开「党员大会」的时 候，班上许多党员就会消失，剩下的人留在班上自习。北一女有没有党社我不知道，但事实上，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党可以拥有一个独特的位置，甚至公然挪用上 课时间让这些党员去开会，而剩下的人却在自习，那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后来台大的校园改革运动中，「要求国民党退出校园」也是很重 要的一个诉求点。进了台大，接受过一些政治思想上的洗礼之后，当然我就不再想加入国民党了。当时有许多同学都是党员，甚至我们学运的参与者也都领有党证， 我还记得我大四的时候担任学生会长，还发起过一个「一人拉十人，有志青年来退党」的活动，在校门口烧党证。那时候孙大千还很生气地要学校党部先一步开除这 些烧党证的同学。我的意思是，在那样的体制影响下，很多年轻人在高中的时候可能迷迷糊糊地就因此入党。
那个黄昏，第一次听到美丽岛的 歌声

我入迷般地忘了回家的匆忙，听着与看着这些有著成熟却又略带纯 真眼神的学生们轮番控诉大学的不义，他们慷慨激昂的热情与条理分明的论述深深地吸引了当时十八岁的我。刹那间，我仿佛感受到了小时后阅读《未央歌》时，所 向往的那个代表着青年理想主义的大学氛围。这就是了，这就是我来大学的目的，我在心底呼喊着。我感到相当兴奋。所有陈腐的、教条的、不公不义的，都会被批 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的确不同。
很快地，演讲会到了尽头，两位同学拿出了吉他，介绍即将演唱的 一首歌。叫做〈美丽岛〉，他们说。 「美──丽──岛」，成长在戒严时代，受到党国驯化教育的我，听到美丽岛这三个字好像触了电似地，联想到儿时记忆中的美丽岛事件。我有些感叹，更多的是不 解──为什么这些充满了正义感与理想主义的大学生会和「台独」挂上边呢？奇怪的是，当我开始听他们吟唱起这首叫做美丽岛的歌时，我却不由自主地喜欢上它悠 扬的旋律以及动人的歌词。从此，「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这几句像童年乡土般温暖的词句，就留在了我的心版上。
如果当初没有刚好在那个黄昏，走过台大校门口，如果没有在那个 黄昏，听到美丽岛的歌声。我，还会不会是今天的我呢？
──范云〈那个黄 昏，第一次听到美丽岛的歌声〉（2007）
在这段描述中，我们清楚感受到了范云老师初入台大时所受到的思 [...]

众声喧哗──蜕变期（1988.7～1990.2）
一九八八年一月，蒋经国逝世。该年七月，李登辉正式上任国民党党主席，成为党国体制的最高领导人，同时开启了后蒋经国时代。
后蒋经国时代共计约十八个月，是一段继承权尚模糊不清的日子，既有的强人体制瓦解，新支配体制逐渐产生。政治自由化的同时，新的制约也开始以其他方式成形。
新制约的建立与学运的多元走向

进入后蒋经国时代，国民党对校园的控制方式有了明显的改变。以往强烈镇压的手段无法抑制学运的发展，管理者于是逐渐转向软性精致的方式。以貌似开放的作风架构更加严密的控管。
最显著的改变，乃是校方开始采取主动的姿态，积极地开放校园民主。这样的举动虽然使运动空间增加，但刚萌芽、经验尚未成熟的学运团体并没有办法撑起这广大的空间，校方形式上的开放反而使得显著的反叛标的消失，学运改革者的动员因而更加困难，这在实质上反而是种运动场域的压缩。在法规制度上，有些学校开始将校园自由法制化，例如在校园内设立言论广场提供集会游行的场地、由校方主导成立学生政府……等，这样的制度看来貌似民主，但其实校方所思考的只是「如何方便管理」，而非「如何建立民主体制」，这使得学运团体在举 办活动时处处受到校方行政上的干扰。
另外一种常见的现象，则是行政支援的撤退。以往由校方主导 的自治组织，或蜕变期之后由校方设立的学生政府，他们的会费通常由校方于注册时统一征收；但若该校学生政府是由改革份子建立、主导，校方便技术性地将征收 会费的工作交予学生自行负责，使预算因缺乏了庞大行政力的支援而大幅缩减。种种制度内的纠缠，间接限制了改革份子的活动可能。
学运走向上，蜕变期的发展由于先前的整合失败，使得学运缺 乏统一的方向与组织，因而趋向多元；再者，政治自由化所带来的空间也允许各种团体的成立，对不同议题皆有实践的场域。而其中大学改造、社会实践及政治抗争，是当时最主要的三大脉络。
大学改造

首先，大学改造议题的内涵已经跳脱法制抗争，进入到更丰富的层次；再者，学生政府的建立成为全岛性的风潮，有助于各校民主意识的组织化，是本时期最大的贡献之一。
关于大学改造议题内涵的提升，首先抗争的意识及方法即有很 大的改变。八八年六月，行政院提出大学法草案，但内容并不符合学运的改革目标，大学法议题遂再度浮上台面。不同以往的是，此时大学法改革已从单一议题变成 众多议题中的一个，例如台大学生所组成的「大学法行动联盟」除了法规本身的问题外，还提出了公立大学法人化、校园行政组织运作民主化、教授聘任制度合理化、明确保障学生权，及废除军训教官制度等另外五项主张；民学联则提出了工农子弟学费补助的请愿。在行动上，学运对大学法的抗争行动也已不再局限于演讲及讲座形式，而采更具冲突性的抗争行动。整体而言较以往更为切合实际，且更激进。
此外还出现了如抗议黑道介入校园、私校大学法定位、学生住 宿权益、工农子弟补助……等新议题，足见其发展上的广度。议题的增加也促使各式团体密集整合，校园内开始出现鼓吹台湾意识的「台研社」、批判父权文化的 「女研社」、关心工农议题的「劳工社」等探讨单一议题的社团，他们从不同角度切入、与既有学运合流，成为一股新兴的力量。除此之外，校际间的网络也在此时大幅增加，各式组织依据不同议题互相结盟；抗争形式上，改革者掺入了行动艺术的元素，透过在街头上演行动剧、办电影欣赏会，将A片与国歌同时播放……等行动，使得街头抗争更能吸引目光， 也更能让人理解其主体意识。
接着谈即学生政府。学运团体认为学生、教授及行政官僚是构 成大学的三种主要分子，每一份子都应有参与、影响校政的的权力，他们希望能够自行统筹学生事务，且能进一步参与大学的校政。结果在种种努力下，学生政府是如愿成立了，但结果却不如预期，最大的原因在于同学们的参与度不高，且校方大多只将其视为一个社团，并没有与校方行政系统居于相同地位，这使得学生政府没有合法地位向校方表达学生的集体意见，因而使得参与者减少。
但学生政府仍然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它至少提供了防御 性，让学生免于学校的压迫；并以主导者之姿推动全校性的启蒙，进而从中甄补校园改革人才。事实上，成立学生政府最大的价值在于，它集结了一些潜在的改革者，成为巩固后期学运发展的一股庞大势力。
社会实践与政治抗争

民学联延续前期工作经验，将下乡行动规划成寒暑假时的规律 活动，以此确立了社会实践的场域，也间接提供了学运成员最佳自我装备、训练的机会；同时，此一时期的社会实践运动也不再是民学联的专利，各校不分派系、意识形态，纷纷组成调查团，投入各式社会实践工作。它在学运中已经成为一种集体意识。
而在政治抗争的议题上，当时正值萌芽期，学运团体初次将政治议题放进脉络忠思考，主要行动多为对蒋家图腾（遗像、铜像）的批判及对二二八事件的检讨自省。前者最具代表性的是八九年五月由台大学生会发起的「图腾与禁忌」活动，他们在校内的蒋公铜像旁，拉起写有「以党国兴亡为己任」与「置大学死生与度外」的白布条，并挂上「可敬的ROC一二三四五任总统」布幔，当场演出一场讽刺国民党的行动剧；而关于二二八的追思，学运团体以平和的方式办理各式讲演会及追思会，逐步突破校园内的政治禁忌。
而在校外的政治参与上，曾有一群已毕业的学运份子组成名为 「新青年」的组织，强调本土意识，企图串联学运中的独派学生，要求国民党开放言论及思想自由；另外，校内学运也开始与校外公职选举互相牵涉，有些党外候选人会邀请具代表性的学运领袖上台助选，学运团体也曾主动为特定候选人组成助选团；而台大校园内更发起模拟投票的活动，时逢选举便在校内设置投票箱，请同学们投给属意的候选人，如此产生的投票结果往往成为候选人们的文宣素材，并对选情造成一定的影响。同时，台大学生也发起「选举观察团」的行动，借这样的形式来观察各地派系斗争及贿选行为。
学运发展至此，蜕变期中的多元议题构成了运动发展的各种可能；学生政府的蜂起也使得全国各地学运组织磨练臻至完备；而参与政治抗争的经验更使学运组织得以突破校园政治禁忌，进而具备了后期策动社会议题运动的能 力。
一阵汹涌的波涛正要掀起。

洁白身躯撑起整座天空──野百合学运（1990.3）
八零年代学运发展史至今迈入第十年，各路线学运组织经过一定程度的磨练之后大多已发展成熟。然而长期以来学生们要求的校园民主改革尚未完成，最后各个路线大多将矛头指向宪法的修正上。一场前所未见大型学运于焉展开。
号角响起
九零年三月，第七届总统改选。由于国民党内部对李登辉所选用的副总统人选及决策方式有所歧见，遂爆发国民党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台面上的派系争斗。两派各派出一组人马竞选总统，双方僵持不下，社会上一片人心惶惶。
面对这样的危机，台大学生会于三月八日召集社运团体，共商应对之策。最后决策的基本想法是反对无民意基础的资深国大选举总统，要先停止这次的选举，先从事宪法改革后，再选举总统。决定以「还政于民，重建宪政」为运动基调，举行群众大会。
不料三月九日，非主流派忽然宣布退选，社会人心因而舒缓。部分社运团体因为信任李登辉上任后便会执行改革，遂打算退出原订行动；但学运团体认为制度上的问题并未解决，于是坚持在三月十四日前往国民党部抗议。但并未引起太大回响。十四日抗争结束后，学运团体商讨运动延续的可能，未果，便有三位台大学生自行前往中正纪念堂，拉开写有「同胞们！我们怎能再容忍七百个皇帝的压榨！」[1]的布条，展开静坐抗议。台大与民学联两大组织经评估后便决 定投入静坐。运动于焉展开。
在寒风中（三月十六日至三月十八日）

十六日展开静坐之后，校际网络开始相继投入，一开始只有一、 二十人在场，这些最早期的参与者于是在「可能被警方驱离」的心理压力下，于广场中度过了惊魂的第一夜。那是禁止集会游行的博爱特区中，首次过夜的「非法」 集会。
十七日早晨，各地学运组织开始陆续涌入广场，至午后已有 一、两百人的阵仗。部分教授参与静坐。其中台大教授团更发起「柔性罢课」，打算向校长提议将三月十九日起的一周订为「民主教育周」，让学生们将课堂转移至中正纪念堂，共同思考我们的国家出了什么毛病。但该决议遭台大校长否决。
十八日，现场已经聚集了许多学运组织，当日凌晨四点，台大等六校代表决定组成「七人决策小组」，掌握整个广场的状况，小组下设各股，于广场中协助民生问题、管理财务、维持秩序，并发行广场刊物，方便组织间的资讯联系。同时，当日也决议与民进党划清界线，以确立学生运动的独立性；接着学生提出「解散国民大会」、「废除临时条款」、「召开国是会议」、「提出民主改革时间表」四大要求，期望与总统对话。当日深夜因人数再度扩大，而正式成立「校际会议」为最高决策单位。
波涛汹涌（三月十九至三月二十）

三月十九日，凌晨时分教育部长带来总统的一封信，用以安抚学生情绪。上午，东海十多名学生决定采取更加激进的手段，以绝食的方式要求李登辉及李焕（行政院长）到场与学生沟通。人潮于中午开始大量涌进，约三千人聚集在广场中。决策中心遂决定将运动地点由大中至正门口移至国家音乐厅走廊，再移至广场中央。参与人潮在十九日达到高潮。晚间十一点，校际会议决议以「野百合」作为本次学运的象征，以其自主性、草根性、生命力、活力、纯洁等特点代表学生运动的精神。随后并有大型的野百合塑形立于广场。
透过媒体的报导，广场的魅力于此达到高峰，人们从全岛各地赶来，欲接受一场民主的洗礼。
发展至二十日，此时场上学生人数估计已有四、五千人之众。当天李登辉发出新闻稿表示将召开国是会议，讨论相关事宜，但仍未给予确切的承诺，加上当天军方首次发表谈话，表示：「希望同学们尽早结束行动。」让人感受到一股不寻常的气息──隔天广场刊物即要求「二十七军」[2]不要来，足见学运份子潜意识里的恐惧。除此之外当天仅有几位政务官到场关心，政府不明确的回应使现场弥漫一股燥动的气氛。
柔软地转身（三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

学运发展至后期，数千人之众的场面早已超出学生们的想像。负责领导的学运组织已经乱了阵脚，无法具前瞻性地统领瞬息万变的广场前进；加上此时媒体上开始出现许多抹黑学运的言论，使得各种谣言、猜忌充斥在广场间，派系之间的嫌隙在疲惫之下益发显著，野百合学运此时不但可能停摆不前，甚至还有变质导致暴动的危险。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撤退。
二十一日当天，校际会议已由七人扩充至十二人，另再加上五人的教授团及三人研究生顾问团。当天凌晨召开的校际会议上，和平撤退成为各校的共识，然而由于身心上重重的折磨，各校代表皆已疲惫不堪，使得教授团不得不主导整个会议的发展。最后会议决定以面见李登辉、递交请愿书收场。教授团遂研拟了一项争取学运正当性及实现四大诉求的声明，并请人先前往总统府与李登辉交涉面谈的可能。这仅只是决策小组中少数人的决议，广场上数千名学生并不知情。
总统府的回应被带回广场后，决策小组无法做出任何决定。遂由教授团直接向学生接触。消息一出，举众哗然。由于此行动并未告知广场学生，且「递交请愿」的行为基本上即间接承认了李登辉身为总统的正当性，这与学运的初衷不符，因而引发强烈反弹。场面陷入混乱。决策小组在无法控制场面的情况下提出总辞，后经慰留，但其组织已全然瘫痪，遂改由校际组织统领广场。
请愿内容经校际组织修改后，最后决定推派五十三名代表进入总统府，由台大学生范云代表宣读广场的四点要求。李登辉当场做出回覆，双方认知上显然有很大的差距，但活动流于请愿形式后，学生已无改革筹码，遂将现场录影画面及李登辉的回应带回广场，由范云代表宣布。
宣布结束后，已无人能决定广场的未来。广场上每一团体的来去皆由其自己决定。最后各校决定撤离。二十二日黎明，指挥中心正式宣布撤退声明：〈追求民主永不懈怠〉，而后人潮逐渐散去，下午四点，广场中央只剩一株野百合塑像和清点物资的工作人员。五点十分，李登辉的座车终于抵达广场，绕行一周后，在善后人员惆怅的注视下缓缓离去。
校际会议最后的决议是由决策委员会执行，他们决议筹组全国性的学运组织，让学生成为一股恒常的力量；且公布现场物资，并处理象征广场精神的野百合，以常留广场为目标。学运团体遂又取回学运的主导权。三月二十三日， 广场上的「台湾野百合」遭人焚毁。焚毁人至今不明。
至此，八零年代一连串的学生运动正式告一段落。
[1] 指老国大。
[2] 大陆天安门事件中，执行清理广场的军队。此为学运份子忧虑的影射。
来自：红楼梦

卢跃刚 中国青年报三老之一，这期的子夜《现实与梦想》同他的纪实文学相似，从个人经验和到农村的考察，谈对中国未来走向的判断，他认为中国未来的变化会是很乐观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文化宗法社会的伦理重建。他认为这种在以旧乡绅为载体的道德伦理事实上是反专制的，是和民主能接上轨的。这和民国大家梁漱溟的观点很相似，他们都认为中国文化的根还是在乡村，要变化必须从乡村开始变，这种观点不得不说很保守，但又有其道理，我这里也是粗略一说，请大家具体体会吧。

一
一九五一年初，我正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忽然接到燕京大学电聘。两年来，国内亲友不断来信，对新中国的新生事物赞不绝口，令人心向往之。于 是，我决定丢下写了一半的英国文学博士论文，兼程回国任教。七月中旬，在旧金山登上驶往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有芝大同学伯顿夫妇和李政道博士前来话 别。照相留念之后，我愣头愣脑地问政道：“你为什么不回去为新中国工作？”他笑笑说：“我不愿让人洗脑子。”我不明白脑子怎么洗法，并不觉得怎么可怕，也 就一笑了之，乘风破浪回归一别八年的故土了。
八月中旬，从广州乘火车经上海抵达北京，西语系系主任赵萝蕤博士来前门车站接我。她是英语界的前辈，两年多以前从芝大学成归国，回母校任教。朝鲜战 事爆发后，燕大美籍教授纷纷回国，她出任系主任。由于师资不足，她除了在国内延聘了俞大絪和胡稼胎两位前辈外，又不远万里约我来共事。别后不过两年多，我 不无好奇地看到，她的衣着起了很大变化。当年在芝大，她总爱穿一身朴实无华的西服，显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却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皱皱巴巴，不伦不 类，猛一看人显得苍老多了。
她为我雇了一辆马车，车顶上放着我的七、八件行李，驶往青年会搭乘校车。这是我初次来到北京，从车窗看出去，满目红色的宫墙，阳光下金光闪闪的琉璃 瓦，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军人熙来攘往，我仿佛闯入了这座既是古城又是新都的陌生世界，而不是回到久别的故国。上了年纪的校车，一路颠颠簸簸，足足走了个把小 时，终于到达西北郊的燕大校园。燕园门口有两头大石狮子守卫，两扇朱红色大门敞开着，一眼望去只见树木成荫，掩映着一幢幢宫殿式的楼房，引人入胜，而我即 将在这座洞天学府里开始我的教学生涯，私心不由得不感到庆幸。
由于我新来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萝蕤家作客。萝蕤是燕大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的女儿，从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不但能诗能文，而且弹一手好钢 琴。燕大西语系毕业后不久，她就将当时以晦涩闻名的艾略特长诗《荒原》译成中文。在芝大攻读博士学位时，她研究的专题是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她的丈夫陈梦 家教授，当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后来又以考古学的成就蜚声中外，当时在邻近的清华大学中文系任教。他俩住在朗润园内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扑 鼻。室内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陈先生亲手搜集的精品，客厅里安放着萝蕤的“斯坦威”钢琴。陈先生不过四十多岁，但又瘦又黑，经常皱着眉头，走起路来弓着背， 仿佛背负着甚么无形的重载，看上去有点未老先衰了。有一天，从广播大喇叭里传来一个通知，要求全体师生参加集体工间操，陈先生一听就发火了：“这是‘一九 八四’来了，这么快！”
不久之后，住房调整，他们搬到燕东园一座两层小楼的楼上，楼下住的是系里另一位英语副教授吴兴华，也是个单身汉。我俩一见如故，我就搬去和他同住了。据说 我们俩是燕大有史以来最年青的副教授，兴华比我还小一岁。他身材瘦长，面有病容，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终日手不释卷。见面后不久，他就把过去发表过的几首 新诗拿给我看，和几十年来中国流传的新诗大不一样。真是相逢恨晚。兴华从不自我标榜，秋末老友周煦良教授从上海来北京开会，便道来燕园探亲访友，我才听他 说起当年他在上海主编一个文学刊物，最先发表了兴华的诗作，当时诗人年方十六，而主编却在编者按里说，这是中国新诗的转折点。后来他又发表了不少新作，我 又找到一些读过。可惜“解放”后他就决定不写了。兴华为家传的肺结核所苦，在本校毕业后错过了到美国深造的机会，而他在英美语言文学方面的造诣却是有口皆 碑的。他还精通意大利文，当时已开始用诗体翻译但丁的《神曲》。
我们的客厅里有一座壁炉，初冬寒夜，我俩常在壁炉火前席地而坐，喝一杯咖啡，或本地产的“莲花白”酒。不论他背几首古诗，或读几首他的旧作，都让我 感到满心的喜悦。周末，陆志韦校长有时来串门儿，聊聊天儿，打打桥牌。陆先生是芝加哥大学三十年代的心理学博士，对语言学又很有研究，国学方面也有极深的 造诣。他们两位都是桥牌高手，谈吐更是出口成章，妙趣横生。怎料到，这样的日子不久就一去不复返了。
到校后两周，我就上课了。萝蕤安排我教“英国文学史”和“高级作文”，都是四年级的课程。我从未教过书，只有两周时间备课，而且没有课本可用。萝蕤 鼓励我试用马列主义观点讲授英国文学史，而我对马列一窍不通。我带回的几百本书中，有《资本论》的英译本，有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科德威尔研究英国文 学史的理论著作《幻觉与现实》，有美国“进步作家”德莱塞和法斯特的小说，还有法斯特抨击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论文《文学与现实》。我只得临时抱佛脚，每天在 我带回的手提打字机上写讲稿，用生吞活剥的“阶级斗争”之类的新概念、新名词装扮英国文学史，其中肯定有不少驴头不对马嘴的地方。好在全班二十几个男女学 生大多心不在焉，有的忙于谈恋爱，有的忙于搞政治活动。也有几个真正热爱文学的男生找上门来，谈论Darkness at Noon（《正午的黑暗》）和《一九八四》之类的作品，或是借阅我从美国带回来的小说。那些“思想进步”的学生也找上门来，问我的个人经历，问我对新中国 的印象。尽管萝蕤和兴华都提醒过我，跟学生谈话要小心，我还是无拘无束地和他们交往，怎么想的就怎么说，因为我还没学会讲假话，也没料到实话实说会有什么 后患。
我对新环境的印象有好的，也有不怎么好的。八年前我去国时，全国战祸连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如今，人民显然安居乐业。外国租界都收回了，乞丐娼 妓、大烟鬼都改造好了。土改运动解放了农民，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结构。（当时我还不知道成千上万的地主惨遭杀害。）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前赴后继的自由民主的 新中国仿佛已经出现在地平在线了。另一方面，人人都要穿灰布的毛装，喊同样的口号，重复同样的套话，绝对服从各级党组织，这和自由民主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我开始感到惶惑不安了。
二
我回国不到六个星期，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给北京和天津各高等院校的三千名教师做报告。风度翩翩的总理滔滔不绝讲了七个小时，号召全国知识分子，特别 是高级知识分子，带头进行思想改造。他说，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过去是为旧社会服务的，脑子里充满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无产阶级是新社会的领 导阶级，知识分子必须学习批判错误的旧思想，“建立工人阶级的正确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为人民服务”。总理告诫大家，思想改造是一个艰巨的、甚至痛 苦的过程，但却是势在必行的。我听了一个小时之后，思想就不断开小差，笔记也没认真记。散会出来，天色已晚，我疼痛的脑袋想起一个多月以前李政道在分手前 说的“洗脑筋”的前景，难道这么快前景就要成为现实吗？也许不会吧，我还心存侥幸。怎料到，这位以关心知识分子闻名的总理已经发出了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 和人格宣战的檄文！
“十·一”一过，思想改造就成为教师的中心任务。我们先分成小组学习周总理的报告，又听其它领导人做报告，然后就开始用共产党提倡的“批评和自我批 评”的“法宝”检讨各自过去的所作所为和资产阶级思想。我所在的小组有两位鼎鼎大名的“进步教授”，听了他们热烈拥护“思想改造”的高论，我只有自认落 后。
时隔不久，全国开展反对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书生气十足的教授们，大多以为学校是清水衙门，教书匠两袖清风，这个运动和我们挂不 上钩。哪知道，掌握“辩证法”的共产党却认为这三种罪行的根源都是资产阶级思想，而旧大学又正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温床和堡垒，因此我们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 且要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在“美帝文化侵略堡垒”的燕京，“三反”就是要大反特反“亲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于是， 校长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们当上了“文化侵略的工具”。
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一个工作组进驻燕园，领导运动，校长靠边站，全校停课搞运动。千把人的学生队伍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追查美帝以及学校领导 人和教授们犯下的罪行。校长办公室被查抄，全部档案被搬到图书馆大阅览室，乱七八糟堆在一张张大阅览桌上，听任积极分子搜寻文化侵略、甚至特务活动的罪 证。忙乱了几天，一无所获。终于有一名积极分子发现一位美国教授试用一种新方法进行英语教学的报告，其中提到实验对象时用的是“guinea pigs”（豚鼠），如获至宝。美帝国主义分子竟敢拿中国学生当实验品，还辱骂中国学生是“pigs”（猪）！这被抓住作为文化侵略的铁证，又拿到全校大 会上大张挞伐。我如坠五里雾中，更感到落后了。萝蕤经常出席各种会议，在工作组和本系积极分子的“帮助”下检讨西语系的问题。兴华在积极分子带动下，在运 动中活跃起来，“进步很快”。我四顾苍茫，仿佛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漂流的一叶孤舟。
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声中，陆志韦校长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会议上检讨交代，接受全校师生的揭发批判，罪名是“忠实执行美帝国主义文 化侵略的罪恶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国主义分子”。我对这一套逐渐麻木不仁了，可是在最后一次全校批判大会上，吴兴华也登台作了“大义凛然”的发言，却 使我感到震动。兴华是陆校长最器重的学贯中西的典范，又是他谈天说地、玩桥牌的忘年之交，这是燕园里的一段佳话。怎么也没料到，这位有知遇之恩、温文尔雅 的大才子竟然一反常态，在全校师生面前，满口批判八股，不仅痛诉自己如何长期为陆某的学者面貌所欺骗，而且讥刺老人家在玩桥牌时好胜的童心。
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更加令我震动的是陆校长唯一的爱女随后也慷慨激昂作了“大义灭亲”的发言。曾几何时，享誉海内外的陆志韦校长成了“众叛亲离” 的“美帝国主义分子”！不过，事情也有出乎某些人意料的。陆家有一位多年相处、年近六旬的女佣，工作组也不放过，三番五次动员教育站出来，控诉陆家对她的 “残酷剥削”，老人家被逼急了，在厨房操起一把菜刀来就抹脖子，差点儿闹出人命来。有人说，这也算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也是重点批判对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当选为世界基督教理事会六主席之一，足以证明他和国际宗教界反动势力相勾结。另一大 [...]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学运前言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
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　重复地叮咛
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他们一再　重复地叮咛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李双泽〈美丽岛〉
八零年代。社会改革声浪达到顶峰，民进党成立、解严，随 后蒋家政权崩解，台湾正准备踏入另一个新的阶段。然而此时的大学校园却因党国体制的控管而一片死寂，学生们的思想普遍受党国教育所钳制。
于是，先是一小群知识份子开始在校园内鼓吹改革，以行动实践 他们的反叛意识，而后扩大成校内的组织性联盟，接着扩大到全岛的校际性串联。当时分布在各地的大学改革份子们成功地在校园内撑起一片民主、自由的场域，且 将这样的风气引进社会，推动一连串的政治改革，最后在九零年的野百合学运时达到高峰──数千名学生共同写下了台湾民主改革的历史。
本专题将概述一九八零至九零这十年内，台湾学运的运作概况。 行文的方式参考坊间的学运研究书籍，将其发展分割为「酝酿期」、「突破期」、「蜕变期」，及「野百合学运」四个段落做分别的探讨。在专题的末段，我们访问 到了野百合学运中的总指挥──范云，请她回忆参与学运的经过，及对相关状况的分析，希望借这样的形式让读者更加融入那个时代，体会参与者的心路历程。
除了理解八零年代学运的发展史之外，我们还希望读者能在阅读 过程中，将历史与生活经验做一些形式或本质上的对照。因为当时许多现象，包括学生与校方之间的互动模式、自治组织、校园刊物内容……等，后来皆被复制进高 中校园，众多组织与惯例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透过这样的形式，我们试图将身旁习惯的环境回归本质，在阅读一个故事之余，也顺便探索那些长期被我们遗漏 的价值。
这是一条长远的道路。如今我们所处的校园场域中，满是他 们改革的凿
痕和深深踏过的足印。而他们正正视着我们的脚步，你该如何承 接？如何向前？
暗潮汹涌──酝酿期（1980～1986.6）
「请你判我死刑。如果我死，可以平息你心中的愤怒。」──施明德于1979
年美丽岛军法大审答辩词。
轰动全台的「美丽岛大审」正式为台湾喧嚣的1980年代揭开序幕。白色恐怖时代末期，社会人士在一片肃杀气氛 下，开始冲撞体制、试探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容忍底限，进而在日益扩大的自由空间中投入选战、创办党外杂志，逐步绘成一幅众生喧哗的群像。然而相对于社会景象 的逐步开放，大学校园内却仍呈现一片死寂，形成强烈对比。八零年代政治自由化前的台湾校园此时正处于一个历史断层。一股自发性的学生运动力量正在这样的环 境下萌芽。
威权体制下的台湾校园
由于学运浪潮曾是导致国民党在大陆失利的要因，迁台后，为稳 定政局、避免学运复起而威胁统治地位，国民党对校园建立了相当严密的控制系统，且实施得非常成功，以致于在八零年代前的三十年岁月中，除了保钓及台美断交 时曾透过党团实行中国民族主义的动员外，几乎没有任何大规模的学生集体行动。
国民党的控管方式主要有正式及非正式（地下）制度的规范，及 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上的影响。
校园的正式法规制度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1]及非常时期法令为基础，在校园外不给学生完整的公民权（选 举法令中规定学生不得为候选人及助选员），在校园内则限制集会结社及言论自由，所有活动皆须经学生活动组许可。如此构成由政府到学校的严密控管系统。
在非正式的制度上，党团成立「青工会」，下设各学区党部，形 成地下的控制系统。救国团方面则透过各校学生活动组，成立「学生活动中心」以掌控社团活动，又设立实为校园特务组织的「党社」，以各种利益召募学生入党， 且于暗中监视同学活动，用以分化学生组织。使得学生在活动的意识底层便深怀恐惧，即使社会上党外活动早已展开，但在国民党根深柢固地控管下，台湾校园普遍 还深陷在白色恐怖时代的氛围中。
在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上。他们极力鼓吹逸乐文化；强调 中国民族主义，给学生伟大、能分辨敌我而又无法实践的高蹈理想；并由救国团训练各校学生自治干部，主导自治活动走向，使一般学生所认知的公共事务不外乎康 乐式、联谊式的活动。如此不断消弱学生潜意识里的思考可能性，执行「软性控管」，使得校园成为一个活动频繁，却又无法有效动员的场域。
校园运动酝酿成形
国民党政权对校园的控管虽然依旧严密细微，但惩处方式相较于 以往，已有了相当大的改变。早期的异议份子若想发表有违体制的言论，必须冒着被直接以叛乱罪移送法办的毁灭性风险，而八零年代后，虽然主事者依旧以黑箱作 业处理反叛者，且学生依旧没有合理的申诉管道，但安全性已然提高许多。这些基本安全上的保障对当时学运者的反抗意识形成，无疑提供了更佳的条件。
八零年代初期，校园运动组织形式大多是五至七人一组的小团 体，他们普遍寄生在各社团中，有些位居社团的领导阶级。小团体的好处在于能确保伙伴的可信度、必免分化，有助于团体内聚力的提升；在当时禁止集会结社的社 会前提下，这样的团体也有一定的秘密性。不过，大多小团体都还仅处于意识上、生活上及言论上的反叛，普遍缺乏行动力。而其中最具行动力，被视为八零年代学 运滥觞的，乃是「台大五人小组」。
五人小组成员以阅读禁书、党外刊物，并亲身投入党外助选活动 等经验为基础，在台大校园中以多样化的宣传方式，援引工运、农运的例子希望唤起同学的注意，但并未达成理想中的目标，整体而言成效不彰。
接继而起的校园运动者对他们运动方式的检讨，分成「运动方 向」及「运动策略」两条线来进行。在方向上，他们认为学生普遍冷漠的原因在于「学生主权」的丧失──学生未认知到自己乃是构成大学主体的一份子，且在校园 外拥有公民的身分。要解决这样的问题首先要重建校园内的主体意识，如此便必须将代联会（台大学生自治组织）的选举方式改为具全校民意基础的「普选」形式[2]；策略上，考虑到需由「具动员性的议题」下手，而普选攸关 全校学生权益，理论上动员性最强。 「普选」议题遂成为两条线的交点。
一九八二年九月底，台大由四个社团组成八零年代学运第一个社 团联盟，共同推动代联会主席普选工作。其中三份社团刊物以社论方式呼吁实行普选。改革派与当时由校方推出同额竞选的候选人交互笔战。往常选举时间一片死寂 的校园忽然充满紧张气氛。最后，虽然改革团体已尽相当大的努力，甚至在选举当日秘密发放要求各班代表投废票的传单，但在国民党及校方的护盘下，由校方支持 的候选人仍以同额竞选的方式顺利当选。
校方于事后认定在选举会场发放的秘密传单与改革组织成员有 关，遂分别对参与社团处以记过、撤换负责人及口头警告等处分。改革社团曾向台大校长请愿，但于事无补。这是八零年代学运史上的首次发难，普遍称之为「台大 普选事件」。这个消息在党政的控制之下并未被主流媒体报导，除了校园刊物与部分党外杂志曾报导相关资讯外，相关消息几乎被完全封锁。
但学运的浪潮并未因此停摆。普选事件发生后，改革派团体 更进一步透过刊物及举办说明、读书会的方式与校方展开激烈攻防。情势空前热烈，校园充满民主改革的诉求。在舆论压力下，专制已久的代联会于是启动停摆十余 年的班代表大会，成立各委员会拟商议校园改革事项，但效果不彰。校方消极动员的做法令人失望。
最后改革团体决议乘民意参选。并在改选时夺下代联会主席 的职位，这是第一次由改革派学生担任代联会主席。
校园运动的实践与挫败
改革组织在经过一年的抗争活动后面临了一个问题──校园运动 与党外运动的关系。组织内大致分为两派，有人认为党外与校园运动最主要都在打倒党国体制的压迫，所以两者本就合流；另有人则认为两者的主体、客体及目的都 不相同，应保持校园运动的主体性。改革组织内的人才即在这样意见分歧的过程中大量投入党外运动，造成既有社团联盟的瓦解。这使得新上任的代联会必须吸收大 量无经验的干部接手。
新组织以加强理念宣扬的方式填补行动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在校 园内批判既有大学文化，并举办各式活动，在与国民党学生的笔战中维持改革气氛。由于代联会有其学生代表性及合法性，他们的理念也因此更受媒体及全校学生关 注，这有助于理念的散播。
代联会在这一年的任期当中有几个重要的贡献。由于从前校园对 代联会的普遍印象只是个资源庞大而不用受监督制衡的社团，所以在角色认定上，他们以确立三权分立体制的方式，将代联会拉回民主自治的位置上，与过去形象断 裂；在关系上，代联会在校园改革中的重点乃是「学生权」的争取，他们试图让学生认知到自己是大学主体的一份子，每个人都能抒发意见、参与校政。再来最重要 的是，代联会创建了议会制度。他们定期召开议会，以议会决议向学校施压，实行议会抗争。过程中让学生更加熟悉民主体系，且培养出不少人才。
但校方却对议会的决议一概否认。代联会成员为此到教育部请愿 但没有进一步发展。任期结束后，隔年代联会改选时改革派并未推出人选。此后三年间普选逐渐成为校内学生的共识，改革派、党社与中立社团开始协调普选问题。 最后在班代表大会的决议下通过设立「代联会主席直选委员会」，但却依然被校方以各式理由否决。八二年以来的「学生主权」运动便在这样的挫败下，暂时告一段 落。
将镜头拉大到全台。此时台大校园运动的讯息被传播至许多 角落，全台各地大学也开始展开较为组织化的校园运动。例如辅大形式与台大相似，在选举议题上与校方发生冲突；政大青年社将既有的学运思想体系化，完成一个 自主的大学社区理论，特别批判「特别权力关系」的军国主义思想。各校之间的成员多互有相识，但碍于体制无法有效串联。
运动型态的转接
学生在校园内部经验的挫败后，开始思考往其他方向发展的可 能。在这个时期，由于社会不幸事件（传染病、矿灾……等）及民间自力救济行动不断发生，成为社会各界的注目焦点；校园运动者自我反省体质的问题，认为运动 [...]

《北艺周刊》因为一直找不到好的定位，在艺术低迷的当下，暂时停刊了一段时间。因为做这个网站我主要还是偏向更多的关注当下现实，和争夺话语权，争取为我的BLEU T恤做做推广，所以艺术只会是其中的一部分，做《北艺周刊》毫无疑问是个苦差事，看展，拍照，整理，排版，上传，写评论，这完全是个职业艺术杂志记者的工作量，但把内容放在网络空间上，很难引起关注，所以这个单元是个出力不讨好的活。
所以我这个周刊就很难名副其实了，连月刊都很难做到，不过我会努力一步一个脚印把它做起来的，我向大家保证，不为别的，只为理想。
第二期我为大家带来了很久之前看的一个张大力的个展《第二历史》，这个展是我特喜欢，也在之前向大家推荐过的，你可以把这当成一个档案文献展，也可以把它当成揭露历史真相的照片展，甚至也可以把它当做流行的电子游戏《找错》，又或者是对PS软件之前的修图史的介绍，总之从很多角度去看这个展，都很有料的。
还是揭开被遮蔽的历史这个主题最贴近我对这个展的观感，当你发现那些御用修图师们可以抹去或美化的东西时，你就对历史多了一份感知，图片通过视网膜进入你的大脑，大脑开始对比，怀疑，思考，这就是艺术的魅力之一。
第二历史，这个第二指出了我们看到的历史是一个背叛真实的历史，使造假历史的权力无可抵赖，这种指控有力的抗争。我欣喜的看到作为一个用艺术批判和抗争的人，张大力在《拆》之后依然没有变。
中国著名当代艺术家张大力将于2009年12月12日在圣之空间艺术中心举办他的个展——《第二历史》。《第二历史》是张大力用了近五年时间完成的，作品中的主人公大多都已故去，他们曾经的光荣和伟大的梦想，都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记忆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所有的文学和艺术题材里，他们被无数次的描述。就是极端形而上的现代艺术题材里，也时刻离不开他们无法回避的身影。但即使他们都活着，也许他们也都无法正视和理性地看待这段历史，因为历史是他们处在恩怨、失语或不利或有利的地位。他们是我们的先辈，他们给我们留下了遗产也留下了太多的谜团。张大力努力在寻找这段历史的真相，使他们在失踪了的暗处重新的活过来，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第二历史》是一件纯档案形式的作品，这些图片本身是存在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由于孤陋寡闻和某种限制，大众并不能够了解当时拍摄此照片的历史背景，往往某张图片在后来出现了不同的形式，加之编辑学者并不深究，后来的人们在按图索骥时就会找错方向，形成了和原本事实既有联系又对其背叛的历史，这就是第二历史。任何人都有美化自己的嫌疑，一个时代在权力的支配下，更会戏剧性的美化时代拯救者的经历以及成就，艺术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的带有时代的烙印，有时艺术家甚至会和御用历史学者共同合作来创作“更新更美的图画。”从艺术的角度来思索，理性的挖掘出图像表面效果背后的机制，才是《第二历史》的意义所在。

触发这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有一个直接因素，就是美国把按揭房贷市场扩大到了风险极大的低收入人群。而在这个因素的背后，那就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贫富分化压力。由此产生的政治压力，使得美国的权力精英做出了一个机会主义的选择，他们回避根本性改革，而是让穷人也参与到资产价格泡沫的盛宴中来，不仅鼓励有房的人趁房价上升借钱消费，而且鼓励没有房的低收入人口贷款买房。大量劣质金融资产通过所谓“打包”进入整个信贷系统，成为压垮整个美国金融系统的最后一根稻草。
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高速增长的良机，一方面就业因出口迅速扩张而高速增长，同时也因外资大量流入加速了技术进步，生产率迅速提高。 但是，由此带来的巨大财富，主要被外资和政府拿走了。新增财富一方面转化为大量美国国债，加剧了美国和全球资产价格的泡沫，助长了美国寅吃卯粮的不良倾 向，同时，中国政府又把国内储蓄掌握在自己手里，用于投资，严重忽视了劳动者权益和国民社会保障的提升。劳动者的收入和国内居民消费远跟不上财富的增长， 中国经济严重失衡。
面对突如其来的全球金融风暴，温家宝不仅反应过度，更犯了方向性错误。4万亿投资计划，把大量资源分给了与民争利的国 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使本来就失衡的经济和财富分配，更加失衡。温家宝虽然保住了经济增长，但空前的信贷扩张，使中国的贫富分化又来了一次大跃进。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发达国家富人的财富蒸发不少，但中国却涌现了成千上万新的亿万和千万富翁。
房价问题成为中国社会关注的焦点，是因为信贷的过度 膨胀必导致资产价格泡沫，而那些在不公平的财富分配游戏中胜出的赢家，能够投机房市进一步扩大自己的财富优势。穷人可以没有股票，但不能不住房。中国贫富继续急剧分化，威胁到了普通人最基本的利益。住房问题很可能成为中国社会危机的爆发点。
当局终于看到了这个危险，直到最近才采取措施，暂 时控制住了对房市的投机风潮。不过，温家宝现在面对的，是一个比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远为不利的局面。一方面，4万亿投资计划还需要更多资金，否则，就会形成许多半拉子工程；而另一方面，由于贫富更加悬殊，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财力来“维稳”。
世界经济已不可能支持中国出口像过去那样扩张，由 于生产能力过剩，生产效率难以提高。当局在不利的经济形势下扩大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支出，收入和支出面临难以调和的矛盾。
面对这个矛盾， 理论上存在一个选择，就是把更多国企和富人的收入，转移给穷人。但这就意味著当权者要向既得利益开战。快要交班的胡温，没有政治意志，也没有能力作这种困难的选择。
怎么办？胡温的一个选择，就是让地方政府“自己想办法”。多年来，地方政府主要靠“土地财政”，也就是靠垄断土地开发权利来获得收入，这个办法推高房价，已经受到中央的节制。于是地方政府越来越转向“玩金融”。在这方面，薄熙来主政的重庆也是一只领头羊。重庆市长黄奇帆搭建了一个“融资平台”，负债率高达200%。各地政府纷纷效仿，“土地财政”，开始转向“融资财政”。
自财政分权以来，地方政府一直都有“创造 货币”的强烈冲动，每当中央当局控制不住这种冲动，宏观经济就失稳。现在，新一轮地方政府创造货币，创造信用的热潮已经到来。本期《经济观察报》对此进行 了报道。与前几次地方政府的信用扩张相比，这一次引发全面金融危机的风险最大。除了胡温把难题留给下届班子这个政治因素，最重要的经济因素是，过去的信用膨胀伴随著生产率快速增长，现在已大不相同。金融危机的本质，就是流动性的扩张远远超过生产率的提高。中国正在形成这个格局。在生产率难以提高的情况下， 政府却不得不给穷人建房，有可能成为触发金融危机的一个直接因素，就如同美国鼓励穷人买房触发了全球金融危机一样。

上月底，美国旧金山有一场演讲会“Startup Lessons Learned”。

许多创业公司聚在一起，分享经验教训，其中就有Dropbox。它是一家云储存公司，最近很红，你可以用它在朋友之间、电脑之间共享文件。

Drew Houston是这家公司的CEO，在会议上做了主题演讲。演讲的视频和PPT，都已经放上了互联网。我看了以后，爱不释手。
我觉得，这不仅是难得的第一手创业经验，而且PPT做得非常鲜明生动，很值得借鉴。我就把它翻译出来了，大家一起来学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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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
来自：阮一峰

上学时的旧作，留念~
每每有人对我说“适者生存，你要适应这个社会”，我就感到恶心难忍，仿佛对面立着一只硕大的蟑螂口吐白沫发出一种我确实能听得懂的语言，倒也不是唯独面前这只蟑螂会怎么叫，这个社会好像到处都能听得到这种叫声，这已成为它们同类之间的共识，成为了中国大多数人的处世之道。他们这么以为确实很怪异，就好像人类从未发展过一样，还是那只被自然选择而成的刚会俩腿走路的类人猿。就好像人类的文明史好像并不存在，人类好像从未用自然科学改变过自然，也从未用社会科学改变过自身的命运。就好像一群还身处奴隶制的毫无思想的奴隶。
一味的追求适应就只能是自我放逐和自甘堕落。这种毫无思想的思想说到底就是拒绝思考、放弃改变、丢失了人类最基本的抗争精神。在这个喜欢用“创新” 这个词的国家根本毫无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只剩下毫无原则的妥协与各种同流的污垢，胆小、懦弱、虚伪、无知充满了奴性的小人物。一群只求生理本能的蟑螂，适应肮脏的环境是蟑螂的能力，适者生存是蟑螂的智慧。中国当下没有哲学，只有这种蟑螂哲学。
原来只不过一群蟑螂。

转点几年前在牛博上的文章过来，很青涩，很可爱，我现在是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了，虽然成熟多了的我看这些文字会有点不好意思，但是那种赤诚也是很让自己感动的，我还是会有很喜欢的地方，回忆真是一笔财富。
我问他：为何你有翅膀却不肯飞翔，行走于这满目疮痍的大地，让鼠类也嘲笑你？
他说：我天生讨厌居高临下俯视这个世界，我更喜欢身临于芸芸众生，看尽这人生百态，尝遍那世间冷暖。
我问他：为何你不会飞却总不择手段想要到天上去尝到天鹅的美味？
他说：人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飞在天上感受俯视世界的优越感。我自小就被教育要出人头地，追逐名利，只要最快的成功。如果能吃到天鹅，我就从那刻开始真的与众不同了，可以高贵的，每天都飞在别人的头上。
行走于大地的不一定没有翅膀，呆在空中的也未必都会飞翔。
其实精神的贵族从来都不能被理解，当然它们也从来都不需要。

最新接到有司禁令：各网站，有关小学生被杀害新闻一律删除或者撤到后台，双首页不要出现相关信息。论坛博客不讨论！ 务必完成。
有幼儿园园长出来发言了：“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
不正面解决根本问题，所有的手段看起来都那么荒谬。
全国35天发生5起校园血案 事件：

福建南平郑民生杀8名小学生：
3月23日，福建南平男子郑民生，杀死8名、重伤5名小学生，制造南平惨案。4月28日上午9时，郑民生被执行枪决。
广西合浦男子砍死8岁小学生：
4月12日16时30分左右，广西合浦县西镇小学门前约400米处发生凶杀事件，2名死者中一名为8岁小学生，另一名为老年女性。5名伤者包括：两 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
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师生：
4月28日下午，雷州市雷城第一小学发生行凶事件，16名学生和1名教师受伤，目前暂无生命危险。雷州市公安机关初步调查，33岁的犯罪嫌疑人陈康 炳系雷州市白沙镇洪富小学公办教师。
江苏泰兴男子闯幼儿园砍伤32人：
4月29日上午9时40分，江苏泰兴市泰兴镇中心幼儿园发生恶性伤人事件，一名男子持刀冲入幼儿园,砍伤32人，包括29名幼儿、2名教师、1名保 安，其中5人伤势较重，有生命危险。
山东潍坊一男子闯入校园打伤5名学生后自焚：
4月30日上午，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九龙街道尚庄村村民王永来强行闯入尚庄小学，用铁锤打伤5名学前班学生，然后点燃汽油自焚。王永来被当场烧 死，5名受伤学生目前无生命危险。

校园血案 评论：

冤有头债有主 出门右转是政府——有关侠客与奴才暴民

对于全国35天发生5起校园血案；连续3天3起屠童案，如果不能正面解决根本的社会深层问题，只是加派配武器的警察，继续封锁消息，事态很难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一切显然都是在回避问题，是凶手的帮凶，更是反人性的制造者。
在这样的年代，道德伦理崩溃，丛林法则弱肉强食，社会中最悲惨的无疑是弱势群体，穷人，农民，老人，小孩，女人。其中最弱势的群体肯定是未成年的儿童，当一个民族屡屡把罪恶之手（豆腐渣校舍，毒奶粉，毒疫苗，毒教育……屠杀儿童）伸向无辜的小生命时，多少GDP，开多少次奥运会，世博会，亚运会，找多少五毛歌功颂德都是徒劳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真正瞧得起中国人，没有人会认为中国是一个文明的大国。作为一个能活下来的青年男性，我想我是幸运的，但是我却看到责任的重大，我们还有多少无辜的生命经得起专制的毁灭？
在政府不合法的情况下，追求“自然正义”的报复处于道德的模糊区域，因为没有和合法公正的政府的裁决，所有人都是法官，“自然法”很难真正正义。要相对正义的具体原则我能想到的有：针对的人必须真的侵害了你的权利，对强者比对弱者正义，报复要参考普世尺度，行为要适当。我欣赏V侠，鄙视暴民奴才。当对压迫不满的时候，不去针对真正的强大的暴力的权力，而去伤害比自己还弱小，而且还有可能是同样被压迫阶层的少年儿童，这样的人在生的时候是奴才，当寻死反抗的时候还是奴才，由此可见中国人被奴化思维控制之深远。中国的历史随处可见这样的人，从一个唯唯诺诺的奴才，到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奴才只有一步之隔。这都是专制的必然产物，因为这里没有做人最基本的权利——生命的尊严，奴才的生命得不到别人的尊重，如果遇到什么刺激，或者是绝望的不想活了，或者是有机会起义暴力夺天下，这些人也会以相同的价值观对待别人的生命，这也即是我们当下屠童案的深层价值伦理症结所在。
如果上面那个幼儿园的条幅是真的，那我觉得这是一种进步，但我估计应该是PS的。“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右转是政府！”，这话粗理不粗，我并非鼓动暴力，我赞成以更文明的方式——公民社会的参与来反抗专制强权，我们呼吁人们要尽量保持个体做人的理性。但是，这不是文人说说就好使的，如果强权一意孤行，抱着既得利益不放，如果不开启政治民主宪政改革，还人们应有的自由和权利，让人的生命更有价值和尊严，如果还继续视人命如草芥，那么被压迫、被奴役、被剥夺阶级这样非理性的反抗自然也会越来越多。对强权者文人的话没少说，但都听到狗肚子里了，现在只能对另一面的“乌合之众”们说说了，希望不要也听到狗肚子里，我含泪儿劝告大家：以这种非理性的暴力反抗的时候，希望人们能尽量更正义一些，虽然再怎么样我们都没有决定别人生命的权力，所以杀人都是非正义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追求自然正义的侠客和一个反人类的奴才暴民是有着天壤之别的。

延伸：小学生都懂的常识
还好小学生比大人有常识，希望这个常识不要被变态的社会所毁掉，让我们看看一个五年级小学生的作文：
3月31日《羊城晚报》报道，福建南平3·23事件在当地社会引起很大的振荡。南平市下辖的建阳市求知园作文班于3月 28日布置了一篇作文，题目是“选择给郑民生或受难者家长或受害小伙伴写一封信，也可以写感想……”布置这篇作文 的老师说，“3·23”血案给所有人以极大的冲击，孩子们更不例外，“五六年级的孩子已经开始关注社会新闻，有一定的思辨能力并有自己的主见，我想让学生们写写对此事的看法”。
一杨姓小朋友写道：“罪恶流过了你的心涧，冲动是你的弱点，相信你杀了8个学生现在一定非常的后悔……要是你小时候被人连捅三刀，你的父母会怎样呢？…… 在那短短的55秒内，你杀了多少洁白善良的心，你要真忍不住仇恨，你就去杀那些贪官，你怎能杀掉这么多可爱的孩子……”

好吧，在前一篇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中国当代艺术热销声匿迹中我写了对中国当代艺术不看好并提出更新态度和机制的看法，这篇荷兰之音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的报道就给我了一个相反的例子。我不想说这合理不合理，就像房价一样有看空的，就有看涨的把所有身价拿去炒房的，大家静观之吧。

1800万欧元的高更名画，1275万的莫迪里阿尼作品，挂在墙上的是一幅幅珍稀的大师名画，陈列在展台上的唐三彩、青花瓶，个个有上百万的身价。原以高级古董为主的荷兰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近年来也向当代艺术伸出触角，被视为艺术投资新希望的中国当代艺术自然也不缺席。
第一个、也是今年唯一一个参加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的的北京艺门画廊，带来了经典与新进的中国当代艺术作品，让西方艺术界有机会就近了解中国的创 作能量，画廊负责人马芝安女士说：“参展的目的主要在交流，这对中国艺术走向国际来说非常重要！”
富商名流的艺术御花园
一年一度的荷兰马斯特里赫特欧洲艺术博览会（The European Fine Art Fair, 简称TEFAF）每年吸 引来自全球的富豪与知名收藏家，其中不乏巨富搭乘私人飞机专程前来采购。开幕当天现场盖冠云集衣香鬓影，进出的都是开着名车、穿着貂皮大衣的权贵。而这博 览会也没有让他们失望，结集全球263个顶尖艺廊与古董商，放眼望去动辄是数百万欧元的最顶级精品：高更、莫迪里阿尼（ Modigliani）、蒙克（Edvard Munch）的博物馆级作品要价逾百万，毕加索、夏加尔的多幅重要作品亦现身博览会待价而沽。
除了现代艺术名作，本届博览会亦大幅拓展当代艺术市场，英国争议性艺术家达米安·赫斯特（Damien Hirst）、安迪·沃霍尔、荷兰COBRA画派的大师巨作随处可见，令人目不暇接。瑞士顶尖画廊Marlborough也将其着名的中国当代艺术收藏带 到荷兰展出，中国写实派主义大师陈逸飞的作品、年轻三人组3W (韦蓉、吴尔鹿与王浩)一系列结合现代女性形象与慈禧等传统图像的画作，吸引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
与传统对话
马斯特里赫特艺术博览会每年也提供一次性的优惠方案给初次参展的画廊，让他们可以用低价租下 展示空间，并将他们规划在“新秀”区（Showcase）重点呈现。由常居中国的美国人马芝安（Meg Maggio）创办的北京艺门画廊，就是新秀区的参展者一。说着一口标准中文的马芝安，早在1997年、中国当代艺术还未被西方炒热之前，就与好友在北京 合开画廊。2005年创建北京艺门后，她积极寻找有潜力的年轻艺术家，也成为许多知名艺术家如李津、黄致阳的中国地区代理人。
这次参展马芝安带来了李山着名的《毛泽东·胭脂系列》作品之一与李津的大幅水墨作品。但最引人注目的还得数年轻艺术家王晋的《中国梦》（The Dream of China），他以压克力塑料模拟出丝的质感，做出一件雕龙绣凤的中国古典服饰雕塑，让观赏者忍不住想伸手探触以视真假。马芝安说：“我这次选的主题是与 ‘传统’有关，要到西方推广中国艺术，要先让他们了解中国的背景，跟传统有一个对话。”
中国当代艺术商机
长久置身中国艺术圈，马芝安谈起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如数家珍。她大胆地断言：“中国艺 术市场受到经济危机的影响其实很小，整个市场还是热得不得了，张晓刚的作品售价不降反升，我预计只会越来越好。”
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迅速，让西方艺术界再也无法小觑中国艺术市场。早在三年前便前往中国推广，今年正式成立代表处，除参与协调策划TEFAF博览会 外，与中国的高端艺术机构合作，从事媒体推广公关，吸引和协助中国的收藏家前往博览会参观、采购也是其主要业务之一。中国代表处负责人徐晓玲表示，由主办 机构制作的TEFAF2010全球艺术市场报告中显示，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艺术市场，她强调：“中国在世界艺术市场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地位 越来越不容忽视！”

来自：RNW荷广中文网

第44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持续数年的中国当代艺术热消失了。我觉得西方当代艺术的中国热消失对我们是个好事，它给我们真正的艺术重建有了可能，只盯着西方藏家的中国当代艺术是该问问自己了，除了能卖老外几张画，你还能干点嘛？一方面艺术的评判体系没建立起来，艺术家，策展人，批评家都很幼稚，更要命的是真正能消费当代艺术的群体根本没成长起来，中产阶级没有经济能力也没有达到那个艺术修养，真正的财富阶级更是很少有当代艺术的藏家，这个很自然，中国的财富阶级只有官僚和土大款，真正具有一定文化修养和审美情趣的少之又少，中国当代艺术只能靠国外的藏家消费，而国外学术界的批评家对此又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国外藏家跟着学术走自然会重新理性对待中国的这种“艳俗艺术”。另一方面，中国的艺术家逃避现实，艺术和当下中国政治、文化疏离，以漠视和冷淡的态度回避现实问题，不要说解决问题，连试图提出问题的意识都没有，一心只盯着虚伪的泡沫市场（文章说中国当代艺术昙花一现的原因是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的画作被抄袭，其实他们这些年的作品也不过是对自己的成名作的抄袭，这说明了这些当地艺术家的精神世界是多么的空虚和荒芜），最终艺术家越来越边缘化，很少有能够进入主流知识分子视野的艺术家，最终艺术成为熟人社会的小圈子里“玄学”，整个艺术界理想主义的缺失不仅被大众遗忘，更为知识精英所鄙夷。
我认为要改变现状，不能单靠在艺术圈内解决问题，这种思路还是我说的逃避现实的绝路，只有放开眼界，鼓起勇气面对现实的苦难，更多参与到整个社会的运动中，艺术才可能真正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新人是不缺少的，关键是建立起一套真正的制度，让有才华的人可以真正的被接受，这个机制就是要保证表达的自由权力，和正视问题的态度，有了这些新一代的艺术家就会迅速成长，并带领艺术界重新找回社会定位和话语权，担负起时代给予的社会责任，最终得到历史和文化的正面肯定。
其实说到底就是艺术家要回到社会的主流，那就是公民社会民主转型这个主流，如果当代艺术主流不在这个社会文化主流内，那必然就是被边缘了。主流和多元是不矛盾的，相反只有更正面的争取自由表达的权力，艺术表达才可能更多元。艺术在文化层面从来都是更为激进的，这种激进不只是更新了视觉审美的认知，更是对视觉审美之后思想意识的更新，它与整个知识结构，道德伦理，哲学信仰都是在深层次发生着紧密的联系的。希望中国的当代艺术在打破了传统工匠审美之后能对审美和文化有更多的更新，对中国社会有更大的意义。
—— 天恕曰文
科隆艺术展重现活力 中国热销声匿迹
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作为历史最为悠久的艺术博览会曾被业内批评家们判了死刑，但是第44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4月21日至25日)却展示了新的活力。本届展会主题聚焦表现主义、印象派和古典现代派。火山灰云造成的欧洲航空交通混乱也没能对本届展会产生严重影响。本次博览会上引人关注的一个现象是，持续数年的中国热消失了。
Art Cologne 重现活力
经济危机、天空中的灰云造成的航空瘫痪似乎都无法对本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产生严重影响。来自世界23个国家的200家画廊参加了本届科隆国际艺术博览会。 杜塞尔多夫国王大道卢多夫画廊经理曼努埃尔·卢多夫(Manuel Ludorff)认为，展会气氛非常不错。展会场址和展出重点都发生了变化，艺术藏家、艺术品买者以及业内其他人士对展会的兴趣甚至大于从前。
此次博览会可谓表现主义，古典现代派以及战后艺术精品的一次盛会。马克思·恩斯特(Max Ernst)的《黄太阳》、马克思·利伯曼(Max Liebermann)的水彩画作以及埃米尔·诺尔德的《水玫瑰》等架艺术精品展示了惯有特殊魅力。
中国热昙花一现
经济危机、时局动荡使富有族群更看好保值艺术品，难怪卢多夫画廊近两年的营业额刷新了历史纪录。与此构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当代艺术品的突然消失。展会上不见了中国画廊主持的身影，也没有了方力钧、岳敏君、张晓刚等艺术名人的作品。这样的态势似乎印证了许多西方艺术权威的判断。
早在中国热风靡的年份，卢多夫画廊(首创于1975年)创办人赖纳·卢多夫(Rainer Ludorfff)就表示，西方艺术市场的中国热不可能持久，许多中国当代艺术品创纪录的拍卖价格是不正常的。另外他还指出，中国热突然结束与中国艺术市场的仿冒抄袭之风也是不分开的，它使西方画廊主持丧失了经营中国艺术品的兴趣。”我们承认，中国涌现了不少非常出色的艺术大师，他们中某些人的作品售价高得惊人，但现在冒出了许多赝品：颜色、材料和笔功都一模一样。我们简直无法区分。中国应采取措施，禁止模仿艺术品的恶劣行径。”
2009年中国当代艺术危机年
最早将中国当代艺术品带入德国艺术市场的法兰克福L.A.画廊主持洛塔尔·阿尔布莱希特(Lothar Albrecht)的展台上显得冷清了许多，除了刘鼎的录像艺术摆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之外，往日中国题材作品荟萃的盛况不见了。阿尔布莱希特的脸上也没有了以往的飞扬神采。他说：”我个人认为，可以说2009年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危机年。以香港拍卖行为例，某些名气很大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拍卖价甚至下跌了 80%。北京的艺术市场变得非常平静，许多画廊纷纷倒闭，留下的只是那些很有经济实力的画廊，这的确令人感到吃惊。我认为这不仅与经济危机有关，也是一场观念危机。我的体会是，中国，亚洲的当代艺术风格与西方艺术收藏家的品味难以统一。亚洲当代艺术大多带有一种甜美的特点，在西方人眼中显得有些俗气。”
西方业内人士对中国当代艺术莫衷一是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看法，西方业内人士莫衷一是。比如推出本届展会售价最高作品的慕尼黑格罗斯曼画廊经理海柯·格罗斯曼(Heike Grossmann)就十分看好中国当代艺术。而那幅售价950万欧元的架上艺术”年轻子女坐像”出自西方表现主义艺术先驱，挪威艺术家爱德华·蒙克 (Edvard Munch)手笔。格罗斯曼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已走上了自由发展之路，展示出自己的独特风格，目前退出人们的视野并不能说中国当代艺术水准低，已被悄然淘汰出局。”我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形式语言很新，很大胆，具有强烈的思想性。两三年开始风靡欧美博物馆，展出场所等，很有声势。无论如何对我们来说很有意思，很吸引人。今天依旧如此。”
寄希望于中国艺坛一代新人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尽管中国当代艺术曾红极一时，但西方尚没有人对其展开学术研究。德国艺坛权威人士赖纳·卢多夫以及洛塔尔·阿尔布莱希特目前已都将目光投向了中国的一代艺坛新秀。他们认为，中国当代艺术在与欧美艺术的碰撞与融合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一代新人将会以更为理性的姿态出现，再度吸引西方人的眼球 。

来自：DW-WORLD.DE
作 者：祝红
责 编：洪沙

虽然东北人更喜欢下跪，我不喜欢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也算是非暴力抵抗运动，也算是不是办法的办法，最终公民权利的争取是靠站起来运动出来的，公民意识还是有待增强。
新华社消息4月24日，大连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鉴于庄河市委副书记、市长孙明同志对海洋等社区居民到庄河市政府集体上访事件处置失当，造成恶劣影响，应负主要领导责任。依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对孙明同志实行问责，责令其辞去中共庄河市委副书记、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其中，责令其辞去庄河市人民政府市长职务，按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办理。
大连市委、市政府要求庄河市委、市政府进一步加强力量，继续深入社区听取群众意见，妥善解决群众合理要求。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干部有关问题，加快调查进度，务必查清查实，做出严肃处理。大连市纪委、公检法等部门组成督查组，指导和督查庄河市相关工作进展情况。目前，庄河市海洋等社区部分上访群众情绪稳定，对市委、市政府的积极工作表示满意。
新闻回放
4月13日，大批群众到辽宁省庄河市政府反映村干部涉嫌腐败的问题，要求市长出面接待遭到拒绝，于是在政府大楼门口集体下跪。